指在不影响历史最终轨迹的前提下，带有夸张、玄幻色彩的演说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战争的故事等，虽细节与史实有出入但能增加听众兴趣和故事的耐听情节。

最常见的讲史演义便是《三国演义》，其中有名的关羽报恩斩颜良诛文丑便是神话了关羽的武力更好的让听众遐想，历史记载文丑被曹操手下五子良将之一的徐晃所杀，诸葛亮最有名的一出《空城计》也是没有真实事件发生，是为了让听众更容易的明白诸葛亮智谋无双的一个夸张与玄幻的故事。 在文体方面多属准纪事本末体

历史编纂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左传》的编年体，到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再到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的外在形态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区别无疑是明显的，编年体强调时间的顺序，纪传体强调人物的性格，纪事本末体强调事件的完整；但它们又有非常一致的追求：

（一）处理题材的方式应有助于给人“实录”之感；

（二）通过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因果关系，从而为后世提供借鉴。

应该说，“实录”只能视为历史家的真诚动机，被叙述的历史与原生态的历史无论如何是有距离的。这是因为，叙述过程即选择过程，历史家不可能滴水不漏地将生活细节照录下来；同时，记叙者无法亲临现场逐一地观照他试图记录的生活场景的每一个局部，他必须动用自己的想象能力。但是，历史家既然以“实录”为秉笔原则，也就不能不遵守相应的规范，即作者只能报告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因为这是可闻可见的，而不应该直接阐述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无法观察到的。这当然会带来遗憾：读者对于某些人物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不甚了然。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家仍然谨守不作直接心理描写的规范，宁愿有所遗憾也不以牺牲实录原则为代价。《三国演义》中也不乏这种情形。

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后，曾为之设祭，流涕不已，并“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曹操的这一举动，是装腔作势，还是真心诚意？读者的意见向来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设想，要是作者能揭示出曹操行动后面的心理原因，那么，读者中间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

也许有必要指出，在部分准话本体章节中，《三国演义》往往能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比如第九十三回。姜维被孔明的反间计逼得进退无路，“维寻思良久，前有孔明，后有关兴，又无去路，只得下马投降。”直接交代姜维“寻思”的内容，读者便不再有什么疑惑。由此一例，不难看出，面对人的心灵世界，准纪事本末体与准话本体的描写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和正史一样，准纪事本末体的人物语言大都以理性色彩见长，而个性化程度较低。“郭嘉遗计定辽东”是个恰当的例证。曹操平定并州后，郭嘉极力主张西击乌桓，他阐述理由说：“主公虽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边远，必不设备；乘其无备，卒然击之，必可破也。且袁绍与乌桓有恩，而尚与熙兄弟犹存，不可不除。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郭嘉的这段分析，曹操赞之为“极是”。所谓“是”，乃就其真知灼见而言。确实，郭嘉的语言是高度理性化的，体现了这一历史人物洞察事件的深邃的目光，能传达给读者许多智慧。如果以个性化为标准来衡量。这种语言便算不得上乘了。其它如第十八回“贾文和料敌决胜”，以及第五十九回曹操见西凉增兵则有喜色的情节，其写法近于《左传》之“曹刿论战”，目的也正是通过语言来“论”，来传达人物的识见。

中国的正史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即作者能够看到和听到一切有关的语言和行动，准纪事本末体亦然。采用这种叙事角度，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使作者在描述事件时受限制较少，又不致使读者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用于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确较为便当。但也有一个不容讳言的短处。既然作者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在描叙曹操、荀彧、郭嘉等人的计谋时，就不可能采用有意隐瞒读者的悬念技巧，而是从开端便介绍得清清楚楚，由于读者对其内幕一览无余，再好的计谋也无法产生令人拍案惊奇的效果。至于“贾文和料敌决胜”等仿“曹刿论战”的片断，先交待结果，后说明原因，似有悬念的功用，但作者的目的，却是以“论”为中心，旨在表现历史人物的识力。

以上我们从回避直接心理描写、人物语言的理性色彩、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三个方面讨论了准纪事本末体处理题材的特点，下面将重点分析其价值体系。

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准纪事本末体价值体系的核心所在，这强有力地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准纪事本末体部分，道德评价相应地减弱了其重要性：对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即使其心地不纯，也并不一概抹倒，倒是不乏欣赏之意。关于曹操的描写即非常典型：肯定甚至赞赏他的“术”（解决政治、军事问题的技巧）构成相关情节的真正意蕴。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之奇，奇在智谋过人，即“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

人才乐于为曹操所用，首先是因为他慧眼识人并想方设法加以笼络；其次，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只要为曹操效力，总能得到物质、荣誉、地位等方面的奖励。尤其对于谋士，曹操格外注意尊重他们的意见，肯定他们的智慧的优越，而这正是谋士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之所在。有个例证必须提到。曹操打败袁绍后，郭嘉主张乘胜进击乌桓，而多数人反对；曹操采纳郭嘉的建议，果然取胜。但曹操回到易州，却首先重赏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并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比较起来，袁绍几乎不懂得尊重谋士。袁绍进兵官渡，田丰在监狱中上书劝阻，袁绍不听，大败而回。田丰料事有验，而袁绍非但不奖励他，反以为田丰会讥笑他而杀了田丰。“为明主（曹操）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袁绍）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从“智足以揽人才”这个角度看，曹操是称得上明主的。

至于“智足以欺天下”，可从两个侧面来观照。一个侧面：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忠”。比如，曹操虽然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目无君上，但始终未僭至尊之号。就实质而言，这是他权术过人之处，目的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表面上，这却是“忠君”的举动。另一侧面：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爱民”。董卓专权，自诩“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袁术征讨徐州，“七路军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而来”。曹操却深知民心向背乃事业成败的关键，禁止军队扰民，以致有“割发代首”之举。曹操是善于行爱民之举以获取民心的。

《三国演义》通过描写“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刻画了一个纯用霸术的“奸雄”形象，一个成功的统治者的形象，其基本特征是：他的行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但却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比如忠君、爱民、赏识和重用人才等。他的成功是合情合理的。与之形成对照，袁绍、董卓等的失败也正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正是从肯定曹操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三国演义》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欣赏之意。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曹操的形象是在戏曲舞台上被丑化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仍是“可儿”，这意见的合理性不必怀疑。至少，从纪事本末体部分的描写来看，纳道德于权谋之中的曹操，在招揽人才和争取民心方面，确乎有过人之处。他是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伟大角色的人物。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物，《三国演义》对孙权等也不乏喝彩之笔。

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影响到《三国演义》对魏、吴阵营的谋士、战将的评价。如果单站在尊刘抑曹的立场来评价人物，曹操的那些出类拔萃的谋士（如郭嘉、荀彧、贾诩），身先士卒的勇将（如典韦、许褚、庞德），也许会被鄙薄为是非不分。然而，《三国演义》却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为他们安排了异常显赫的位置。其衡尺文臣武将的标准大体有三条：

（一）是否善于择主。三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君臣关系有异于天下大治时期，“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善不善于择主成为衡量将、士高下的首要标准。所谓善择主，即受到主的尊敬、重用和信任，至于主是“奸雄”，还是“仁君”，这倒无关紧要。郭嘉、典韦等之为《三国演义》肯定，原因在此；而不善择主的田丰（袁绍谋士），自杀前悲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本无足惜！”亦蕴含了同样的旨趣。

（二）是否忠于其主。这里的“忠”，以“士为知己者死”为其心理依据，与无条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着不同的内涵。于禁是曹操的爱将，襄阳一役，竟然向关羽乞怜。曹操闻讯，慨叹道：“于禁从孤三十年，何期临危反不如庞德也！”即旨在蔑视他有负知己。有负其主的知遇之恩。董卓是残暴的军阀，恶贯满盈，罪不容诛，但董卓被诛，蔡邕却伏尸而哭。甘为知己者死，蔡邕因此被毛宗岗许为“君子”。

（三）将须有勇，士须有谋。在刘备和司马徽的一段对话中，司马徽将孙乾、糜竺、简雍之辈嘲笑为“白面书生，寻章摘句小人”，缺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解决现实的政治、军事问题的才能，就不配在三国的舞台上扮演士的角色。而作为战将，无论其他方面有多少优点，只要贪生畏死，就会被贬得一无是处。比如，“吕布英雄，无人可敌”，这是《三国演义》的读者都承认的；然而，白门楼就刑，他却可怜兮兮地求刘备说情，以致他的部下张辽当面骂他“匹夫”。《三国演义》所推崇的是那些杰出的谋士和勇将：他们属于哪一阵营（或魏或蜀或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具备了谋或勇的良好素质，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历史正统观对人物评价的影响。人物的高下取决于他们作为将、士的属于战争伦理范畴的品格。

当人生活物质满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精神需求，而在古代，没有互联网等，只能听戏之类，但自己编写故事太过于繁琐，又会被人觉得没有实际发生的事听之无味，便出现了讲史演义，把以前发生的事说道出来给众人听，为了提高听众的兴趣和积极性，便会在不影响历史最终轨迹的前提下改动历史发生的一些事件，提高故事的耐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