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包野（1900年5月-1935年5月），男，潮汕人，籍贯汕头澄海，泰国华侨，中国共产党杰出人物，在厦门诸多地下党领导同志和雨花台2401名烈士中，许包野是惟一取得博士学位的。

许包野，祖籍广东省澄海县，潮汕人，1900年5月生于泰国一个华侨家庭，7岁回到祖国。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攻读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2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期间，他一面钻研马克思主义，一面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参加实际斗争。1926年，许包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任教5年，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许包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从苏联秘密回国，于1931年底到上海向中共临时中央报告共产国际情况。1932年3月抵达厦门。5月，受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的派遣，他先后到安溪、惠安、泉州、莆田等地巡视工作，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健全农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协助整顿游击队，巩固红色根据地。

1932年10月，党中央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1934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连遭敌人破坏，党中央调许包野任江苏省委书记，领导恢复和重建江苏省委机关。同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遭敌人破坏，党中央又调许包野任河南省委书记，在处境十分危险的环境中领导河南省委坚持斗争。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许包野在河南郑州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1935年在南京英勇就义，时年35岁。

许包野，自小离家赴暹谋生，是一个思想开朗、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华侨。母亲吴阿棉，是暹罗人。许包野兄弟4人，他居长，二弟许泽藻，三弟许英藻，四弟许文藻。许包野7岁回国跟随嫡娘，先在家乡念私塾，11岁进县城县立凤山小学，15岁进澄海县立中学，因勤奋又聪颖，考试常名列前茅。平时爱读古书，涉猎颇广，孔子、老子、墨子的著作，他都啃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他也潜心进行研究。

1915年许包野成为澄海中学第一届学生，该校要求学生常思“强学即所以强国”，自此他立下报国强国的志愿。

17岁那年，嫡娘逝世，父亲按家乡“娶孝妇”的习俗，给他物色了一位贤良却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叫叶巧珍的为妻。婚后，他给妻子改名叫叶雁苹。

1919年上半年，许包野中学毕业，时值五四运动，他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于是年冬毅然投考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20年4月，他辞别故乡，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哲学也学法律。同年，他生一子，取名适欧（7岁夭折）。这年冬，他写信给暹罗的父亲，告诉法国社会动荡，法郎贬值，生活费用太高，而德国的生活费用较低，科学较发达，打算转到德国留学，要求寄给2000块银元，作为转学的准备。父亲经过设法筹措，满足了他的要求。第二年，他便从法国转到德国的哥丁根，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继续学哲学，并学习了军事学。在这里，年青的许包野如饥似渴地自学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认真探索革命真理，并积极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组织的革命活动。

1923年，经朱德介绍，许包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的一名先锋战士。

1925年6月，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国。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动员全体党员，全力以赴，组织广大旅欧华人，反对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许包野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他在朱德的带领下，同旅德的中共党员，到一些城市和工业区讲演，组织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举行示威集会。6月18日晚，在柏林陶乐珊中学举行集会时，朱德和许包野等40余名中国革命者被德国当局逮捕。3天后，在德国共产党的营救下，他们全部被释放。不久，许包野被驱逐出德国，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继续学哲学。他在德国和奥地利都获得了博士学位。

1926年，中共组织安排许包野到苏联莫斯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还兼任过地方法官。这时，他曾用许宝如、伯勒等名字。他在苏联工作5年多，不遗余力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贡献。

许包野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达11年之久，他除了英国没有去过外，几乎所有西欧的国家都去过，他懂法、德、意、俄、奥、西班牙等6国文字。

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工农红军队伍的不断扩大，需要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到红军中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便派许包野回国工作，要他到红军中与朱德一起领导武装斗争。他从苏联的西伯利亚经黑龙江秘密回国。入国境后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设法摆脱了敌人的跟踪，几经周折，于年底回到澄海县冠陇乡，与阔别10余年的亲人会唔。

许包野在家里只住了10天，当他得悉二弟许泽藻在厦门搞地下工作时（注：许泽藻当时化名许依华，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急要同党中央联系，便匆匆辞别亲人奔赴厦门。为瞒过敌人耳目，他在香港停留了一个多月，才化装成海员乘船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达厦门。此时是1932年3月初（即农历正月底）。

许包野回国时不能随身携带组织介绍信，只记下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约好的联络暗号，所以，他虽在厦门找到了党组织，却没有正式组织关系。直到厦门中心市委把许包野写的回国详情报告党中央之后，党中央才把许包野的组织关系转到厦门。在这之前，许包野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服从中心市委的工作安排。在厦门，他化名阿宝、宝霞。

4月，红军入漳前，中心市委原决定派他到漳州迎接红军。20日夜，当他要出发时，红军已于是日入漳，故取消此行。后中心市委计划在漳州成立闽南苏维埃，创办工农大学，拟由他主持大学工作，又因当时交通断绝和红军撤出漳州而未实现。

5月初，他接受中心市委派遣，巡视安溪。他认真听取安溪县委汇报，帮助整顿游击队，帮助建立农会、赤卫队和少先队等组织。6月中旬，中心市委来信，说中央电召他，要他马上离开安溪，并顺便到泉州、惠安一带巡视。于是，他又先后到惠安、泉州、莆田等地检查工作。在莆田，他帮助县委端正指导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斗争，还帮助他们建立了游击队和赤色根据地。

8月中旬，中心市委要他刻不容缓回厦。他匆匆赶回厦时，才知道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不幸被捕牺牲，由宣传部长许依华接任书记职务。中心市委要求中央将许包野留在厦门，并决定任他为中心市委宣传部长。9月间，许依华也不幸被捕。中心市委决定许包野暂时代理书记职务。

1932年10月初，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许包野为厦门中心市委书记。从此，他卓有成效地领导厦门和闽南10几个县的革命活动。

许包野着力整顿各级党的组织，改组了惠安、泉州、漳州党的领导机构，在很短的期间内使党组织得到了巩固与发展。他发起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发动募捐，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借机向群众敲诈勒索的卑鄙行径。

1933年初，他在厦门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为这个委员会制定斗争纲领，提出“要饭吃、要衣穿、要工做”的口号，迅速把失业工人组织和发动起来。年底，他领导厦门马路工人、码头工人、海员和商学日报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薪的胜利。

他还动员厦门数十位工人和60余名失业者到漳州和安溪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同时发动厦门互济会募捐了2000块银元，买了1挺德国造的重机枪，命名“闽南号机关枪”，以武装游击队。在闽南农村，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雇农工会”，发动赤卫队队员参加游击队。

许包野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和理论建设，亲自领导厦门文化协会，建立发行部、印刷机关，秘密出版《发动机》、《舰》、《战斗》、《舵》、《实话报》、《青工画报》、《街头号外》和《鹭华》等刊物，恢复《群众报》，把中央文件编成《革命丛书》，引导党员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1934年5月，叛徒周剑津（原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宣传部长）从福州窜到厦门，声称寻找组织关系，要求与许包野会面。许感到周此时来厦事有蹊跷，嘱咐与周接触的同志，要周详细汇报福州地下党被破坏的情况及其如何逃脱的经过，然后才与其见面。过了3天，周见诱捕不到许，迫不及待地带领敌人破坏了地下团秘书处和印刷处，终于暴露其叛徒面目。由于许包野的警惕，使党组织避免了一次大破坏。

6月，许包野为保护革命力量，把谢仰真、黄秀珍两位已暴露身份的女同志送往中央苏区。他还根据苏区福建省委的要求，安排中心市委机要文书谢飞到中央苏区工作，并亲自送谢到码头交给秘密交通员。

在许包野担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期间，中心市委所属闽南地区10多个县、市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员发展到近千人，厦门地区的“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赤色工会”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漳州、泉州、安溪的游击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4年7月，在中共江苏省委接连遭到敌人破坏之后，党中央调许包野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化名宝尔。党中央还派原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光华（化名子才）帮助许包野建立新的省委。新省委实行了“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组织方案，即杨光华知道宣传部长的家，宣传部长知道书记的家，书记知道组织部长的家，组织部长知道宣传部长的家。新省委建立不久，敌人企图通过叛徒龚某诱捕杨光华和许包野，作为破坏新省委的突破口。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许包野，同杨光华互相关照，加倍警惕，机智地领导江苏省委从内外两个方面同敌人进行斗争，并及时地配合党中央处决了叛徒龚某，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只好哀叹“宝尔太机灵了”。

10月间，由于中共河南省委遭受破坏，党中央又调许包野到河南任省委书记，化名老刘。他从上海到开封赴任，同行有小汪（陈绿漪，女）、小叶（往河南任团省委书记）。他到河南工作时，适逢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也开始西征，白区地下党的工作遇到更大的困难。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情况下，许包野不顾个人安危，天天早出晚归，为着恢复发展党的力量，发展武装队伍和建立革命群众组织而奔忙。正当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还在准备搞武装暴动的时候，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35年2月19日（农历正月16日）下午，许包野到省委宣传部长张国诚（化名老王，同小叶小汪住在一起）的住处等待党中央派来接头的交通员。当时，张发现接头地点有陌生人，知情况有变，通知许赶快从后院走。许和小汪从后院走脱，张与小叶从前门出走时即被国民党特务捕获。许没有返回原来住处，立即和小汪分头通知有关同志转移。由于叛徒出卖，第二天晚上，许在旅馆被捕。

许包野被捕后，敌人对他使用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久，敌人将他同张国诚从开封解往南京国民党特种监狱。在监狱里，敌人又对他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软硬兼施的手段，先是用金钱美女勾引，后又用高官厚禄拉拢。当这些手段失败后，敌人采取了法西斯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用竹针扎进他手指，用辣椒水灌进他鼻子、眼睛，用小刀割破他的耳朵，扎进他的大腿、小腿，一直扎到他皮开肉绽、头破腿断。而许包野则以最英勇最坚强的革命精神与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终因伤势过重，于1935年春牺牲在南京监狱里。

许包野懂得建立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伟大意义。在他担任中心市委书记期间，经常指示漳州中心县委和安溪县委，要努力扩大红军队伍，增强革命武装力量，要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并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保护群众利益，严格遵守三大纪委八项注意；还动员厦门一些工人到那里参加游击队。从而使这支自1932年4月红军主力入漳后建立起来的红军游击队，不断壮大，并在打击反动势力，保护人民利益方面，做出了贡献。

他注意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注意发展城市工人党员，特别注意在邮电工人和码头工人中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注意整顿党团组织，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党员的纪律观念和组织观念。因此，中共厦门党的各级组织虽多次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有的被敌人杀害，有个别叛变了革命，但都能够使受破坏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到1934年7月，许包野离开厦门时为止，厦门和闽南党员总数达近千人，在厦门有工厂、有工人的地方，几乎都有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党员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

许包野的工作作风是深入、踏实、细致的。他在厦门工作两年多，几乎每天都出去参加各个基层组织的会议，或找党员、干部谈话，或交代交通员到外地接送文件、护送来往干部，很少见他在机关里休息，只有一次病重才休息几天。

包野的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每天吃两餐最简单的饭菜，他从不在外面吃一餐饭。他穿衣服也很简单朴素，除从国外带回来的一套旧西服外，两件长袍轮换穿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