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威（1908年1月4日－1989年1月21日），湖北应城人。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曾任第四师连指导员、师党委书记，中共应城县委军事部部长，豫鄂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参加了中原突围。后任陕南独立游击支队政委、桐伯行署主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南军班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处长、华中农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许子威（1908－－1989），湖北应城人。1925年考入湖北省立医科大学，1926年冬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师连指导员、师党委书记。后因病与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回家休养。1931年至1933年在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学习。抗日战争期间，在应城汤池举办训练班，训练抗日青年，后历任中共应城县委军事部部长，豫鄂边区行政公署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行署主席，桐柏行政分署主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军代表兼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荆江分洪工程副总指挥，湖北省科协副主席，华中农学院院长，政协湖北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许子威1908年1月4日出生在湖北省应城县双桥许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许恒，字恺武。7岁开始在双桥湾附近的许家庙和许氏宗祠读私塾，12岁到湖北省省立汉口中学读书。上中学三年级时，父亲许云程去世。虽家境贫寒，但他仍以优良成绩于1925年考入湖北省省立医科大学。

1926年秋，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他随即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大队学习。在学习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革命纲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很想和共产党联系。长沙“马日事变”后，蒋介石密令夏斗寅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军校学员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武汉保卫战。他被分配到一个连队任副班长。中央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于武昌外围击溃敌军，并乘胜追击到贺胜桥才宿营。当晚在他放哨时，班长刘鸣銮来哨位问他，是否曾写过条子要求加入共产党？并告诉他，党组织经过周密调查，同意他的要求，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战士，开始了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

1927年12月11日凌晨1时，他受命与共产党员王若冰、连汝瑶、刘玉鳞去处死反动的教导团参谋长朱勉芳。他们在脖子上系上显示起义的红布条，摸入团部，将正在酣睡的朱勉芳捆绑刺死。随后便就参加了攻打广州市公安局、第四军军部和防守观音山等一系列战斗。12月13日晚，奉命撤离观音山，部队匆匆经沙河到花县待命。在花县，从广州撤退下来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工兵营、工人赤卫队等部队整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许子威由班长提升为排长。1928年三月以前，红四军取得了陆丰抗击敌正规军、攻打梅隆、汕尾、碣石、甲子及惠来县城等战斗的胜利。在连续战斗中，许子威由排长提升为连党代表。三月以后，徐向前接任师长后，许子威被任命为师党委书记。1928年秋，许子威受命到香港向广东省委报告红四师的情况。他在香港的联络站向省委负责人、广东省委军事部长汇报了红四师的情况后，即奉命到上海去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师的情况。1929年初，许子威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向中央代表陈东详细汇报了红四师的情况，陈东安排他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亭子间住下，一面写红四师斗争的材料，一面学习党的文件。许子威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或到苏联学习，但因他当时疾病缠身，十分虚弱，陈东同志解释并反复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后，代表党组织建议他将组织关系留在上海，暂时回家养病，等待党组织联系，于是许子威根据党的安排回家乡养病。

1929年春节前后，回到老家养病的许子威，接到陈东的来信，叫他到荆州城内关帝庙找人接头，他因病未能赶去，暂时中断了组织联系。

1931年初，许子威在中华大学文学系学习半年后，便被应城县教育局公费保送到金陵大学农林专科学校学习。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曾和同学们一起，闯进南京国民政府的大院，呼吁蒋介石接受人民坚决抗日的要求。因此他两次受到校方警告。1933年夏末，从学校毕业后，到汤池办农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北、华北的学生不断流亡到武汉，国共合作抗日的气氛日浓。10月下旬，共产党在武汉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许子威听说后，就鼓动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李范一先生去“八办”。李先生与许子威到“八办”后，见到董必武同志。许子威还单独向董老汇报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和汤池合作社的情况。1937年初冬，经董必武和李范一、石瑛协商，决定由湖北省建设厅提供资金，以准备对抗日本经济侵略的名义，招收有志抗日的流亡青年，在汤池开办湖北省合作指导员训练班。许子威负责对外联系和后勤工作。

1938年10月，许子威到“八办”领回24支德国造驳壳枪，与鲁尔英一起组织起汤池抗日游击大队。不久，队伍由鲁尔英率领到达京山丁家冲。他则到宜昌向陶铸和李范一先生汇报。随后同陶铸和李范一先生到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任政治指导部秘书室主任。其间，经组织决定，许子威开始参加党的小组生活。约半年后，豫鄂边区政治指导部被撤销，许子威告别李范一，与杨学诚等同志回到鄂中。

1939年，鄂中区党委（又称豫鄂边区党委）派许子威到应城，在党外任“应抗”副司令兼做县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在党内任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他刚到“应抗”司令部，就组织一个中队袭扰了驻扎宋河的日军。随后为“应抗”筹集经费。“应抗”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形成战斗力，打了几个有影响的胜仗，一度占领云梦县城。

1939年6月，应城县抗敌游击队司令部奉令改为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队总队，许子威任总队长。7月，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边区党委决定以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由陶铸和许子威召集矿商或其代理人开会，动员各矿商继续为“应抗”捐献钱款。9月，曾参加“应抗”的李又唐部勾结顽固派，拒绝我党派遣的干部，还阴谋吞并我军一个支队，许子威即建议李先念同志消灭李又唐部。在战斗打响的当晚，许子威带一个连的兵力，沿着李又唐部的防线喊话劝降，并指示受降地点。李又唐部三个大队经他喊话后，一枪未发就归顺了。12月，许子威在参加会议时与日寇遭遇，腿部受伤。但他带伤与王海山等同志率部队突围，冲出了日寇的包围。

1940年建立鄂豫边区党委，许子威调离“应抗”，专门负责边区宪政促进会的工作。1940年9月1日，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了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会上，许子威被推举为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主任。皖南事变后，许子威被边区人民推选为边区行政公署主席。他在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中殚精竭力，不仅团结起鄂中爱国力量支持抗战，还在战胜自然灾荒，保障人民生活及部队给养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后改组为中原行政公署，许子威任中原行政公署主席。1945年9月，兼任江汉行政公署主任。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及其领导机关层层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区，妄图一举全歼。中原军区决定分三路突围，当时许子威正患重伤寒，发高烧一个多月，但仍决定带病随军突围。

1946年6月26日凌晨，中原军区司令部离开宣化店向千里之外的陕南突围。许子威和中原行政公署的其他负责同志带着一个警卫排跟着司令部干部旅突围。在突围过程中，王震同志先后给过许子威三匹马骑，这些马伤残后，王震要把自己的坐骑让给许子威，许子威说：“将军岂可无马。”抱病随部队走入陕南。当他看到干部旅掉队人员颇多时，就一面与王才贵组织收容掉队同志打游击，一面请干部旅政委张成台寻找李先念提出建议。李先念得到消息后，随即命令王才贵、许子威以陕南独立支队司令、政委的名义收容掉队人员。汪、许得到命令就在天竺山设立指挥部，开展工作。

1946年八九月间，许子威到了新成立的豫陕军区四分区（即豫西军分区）任副政委、副书记。在西陕口一带打垮了别廷芳的十几个团，在军事上打开了局面。同时在建立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安定社会秩序、调整财政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迅速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使四分区成为豫陕军区与黄河北岸的太行军区来往的落脚点。

1947年2月，四分区北渡黄河。许子威随十二纵南下，进入了大别山。随后到新成立的桐柏解放区，任桐柏行政公署主任。

淮海战役快要结束时，许子威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任部长、郑州局军事代表、铁路局党委书记。1948年冬，他主动辞去交通部长职务，专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兼军事代表。许子威集中精力抓接管和恢复通车。在修复平汉铁路过程中，他坚持依靠当地政府，依靠解放军，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全路职工的工作路线，不仅在较短时间内使平汉线全线开通，还在沿线增建了站台和调车股道。

1950年，许子威从郑州铁路局调任中南农林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协助邓子恢领导中南农林部的工作。在当年召开的鄂、豫、湘、赣、粤、桂六省农林厅长会议上，许子威充分听取各省同志的意见，比较合理地确定了各省的农林经费。为摸清中南大区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状况，许子威在6省会议后就率干部到各地调研，在调研中，为抓紧时间，经过桂林等名胜都不去游览。这次调研，使他下决心组建了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

1956年9月，许子威开始担任华中农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工作中。到校之初，他面临的是从湖南、河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农业院所调来的专业人员思想不稳定的问题。他就提出加强党委的团结，加强党员的团结，加强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将农学院建设成重点农学院的目标。

“文革”开始后，许子威被扣上“老右倾”、“走资派”、“黑帮”等若干帽子。他不仅一度被单独关押，还被迫带着病体下乡养猪。就是这样，他仍然口无怨言，努力把猪养好。直到因脑溢血住院，他才告别了养猪生涯。在他住院期间，不少老同志来看望他，鼓动他去申诉，他都婉拒了。

1976年秋，粉碎了“四人帮”，他的处境开始好转。当他因病到北京治病时，与李先念同志见了面。老战友相见，十分亲热，但他仍没有为自己的工作安排说一句话，以致一位同时在座的老战友在会面结束后大呼他太老实。但他却笑说，我不习惯为自己说话。

许子威的冤案得以平反后，他此后相继担任湖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副主席、省顾问委员会常委，湖北省农学会副会长等职务。1986年12月，湖北省委批准他辞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的请求，他开始了离休生活。他人虽离岗，心却仍系党的事业。当他知道五师突围时的离散人员在政治待遇和生活保障方面有许多遗留问题时，就本着对战友负责的态度，下乡作调研，出证明，回来后又执笔给有关领导写了报告。在他和一些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许多长期受不公平待遇的五师老战士迎来了安定的晚年。

为了保存革命斗争史料，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提笔撰写了几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这部回忆录在《湖北文史》上发表后，不少老同志写信或打电话，询问这部回忆录的下半部何时发表，认为他的回忆录是为五师留下了可贵的史料，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1989年1月21日，许子威因病去世。湖北省委及华农全院师生以隆重的方式为这位襟怀坦白，为革命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的老战士举行了送别仪式。李先念在给许子威夫人易齐萍的唁函写道：惊悉许子威同志不幸病逝，十分悲痛。我与子威同志共事多年，合作得很好。他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望你节哀。望子女继承子威同志的遗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