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情》，文学论文，巴人(王任叔)作。

载1957年1月号《新港》。后钱谷融于同年5月号《文艺月报》发表《论“文学是人学”》，王淑明于同年7月号《新港》发表《论人情与人性》。这三篇文章都认为，作家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对人的感情，是其创作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人性是人与人相通的东西，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观点发表后不久即遭批判，指责者认为：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必须把它们放在社会、阶级和历史的范畴来分析。所谓“共同人性”是从来没有过的。共产主义是阶级分析和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决不能庸俗化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更不能把人性说成是历史的前进动力和阶级斗争的目的。以往文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名著，其实都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场批判，导致人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一个禁区，文学中的人物变成传达“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从根本上扭曲了文学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