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天性》是美国E·O·威尔逊创作的社会生物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79年。

在《论人的天性》中，威尔逊首先指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物种都不可能超越遗传规律。作为宇宙最高现象的人类精神和大脑之所以得到如此高度的进化发展，不过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基因的延续和繁衍。因此，人类精神和大脑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内含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人的伦理原则。于是，人类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困境，一方面，我们是被遗传规律所决定和选择的，我们的伦理价值也是被决定和选择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想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的伦理。威尔逊认为，这种搏击构成了人类精神奋斗的核心。

接着，威尔逊在本书的第二、三、四章里进一步阐述了基因遗传与个体发展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既然一切文化都是人类精神与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人的发展与变化又是受遗传决定的，因而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也同样受到了基因遗传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人类个体的发展几乎是不可预测的，然而，个体行为的群体统计性质却完全能够确定出来。为了自己的社会生存，个体尽可能作出各种应有的社会行为反应，而文化的发展变化就是无数个体行为的累积产物，当严格地把社会看作群体时，就可以用自动催化模式来刻画文化与遗传的关系。自动催化是指这样的过程。随着该过程创造的产物的数量的增加，过程本身进行的速度也越

来越快。遗传进化提供和发展出了人类文化的进化能力，文化进化反过来又提高了个体的遗传适应性。如果某种文化行为（如婚姻习惯、伦理或信仰的实践）能促进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那么导致个体选择这些行为的基因就会在群体中传播开来。群体的新的遗传倾向意味着新盼文化模式，后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基因，如此等等。这其中关键的中介就是各种生理的适应性，它们决定着发育中的精神，从而导致后者去选择特定的文化行为。

在本书的第五、六、。七、八章里，威尔逊逐一讨论了人的四大天性，即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威尔逊认为，人的攻击性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内驱力不断寻求释放的结果，也不是洛伦兹所理解的攻击本能的发泄，更不是弗洛姆所解释的死亡本能导致人产生的变态行为。虽然威尔逊承认人的攻击性是天生的，但他否认人有任何普遍的攻击本能，因为所有动物表现出的任何一种攻击行为在各种动物的进化过程中都可能演进、改变或消失。攻击性之所以得到进化，只是因为它给人类群体的早期进化带来了利益。

威尔逊认为性的目的并不是纯粹的生殖，性别之所以得到进化也不仅仅是因为它能通过基因重组而创造出多样性。关键在于，为了保证群体的进化优势，物种还需要有效的性分工，而盛行于生物界的两性系统看来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分工。这种分工中的亲本投资差额决定了两性行为模式的差异，导致了复杂的人类性文化现象。

人类的利他主义行为，在威尔逊看来，也跟其它任何动物一样是亲缘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是通过基因而得以演变和发展来的，尽管利他主义行为的形式和程度在很大限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利他主义通常分为两大类，无条件利他主义和有条件利他主义。前者指的是不图回报地替别人服务，后者指的是为别人服务时期待着某种回报。无条件利他主义常见予以群体为谶择单位的社会性昆虫，如蜜蜂、白蚁等，有条件利他主义则常见于主要以个体为选择单位的动物中，如鲨鱼，而人类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并稍微偏向个体选择的一端。因此，人类不仅有菀条件利他主义行为，而且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的有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

宗教是人类最普遍的文化现象之一，根据威尔逊的解释，它的进化基础也是群体选择。宗教总是朝着提高参与者福祉盼方向演进。宗教的仪式和神圣化程序使个体心甘情愿地投入到种种狂热的行动中，甚至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而群体则据此获得进化上的优势或好处。在这一章里，威尔逊以丰富的资料论证了他的观点，但威尔逊在这里也暴露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他把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看作是一种宗教信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宣扬这种信仰的“神话”。威尔逊的这种说法不过是重弹西方资产阶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老调，根本不值一驳。因为马克思主义跟其他社会学说相比，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在于它的科学性，它的基本理论都是来自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分析和总结，并且经受了历史发展的检验。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威尔逊根据进化与文化的关系，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的确立问题。他认为，任何价值原则都应符合基因的进化规律，因此，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必须能保证人类基因的延续、人类基因的多样化和普遍人权。另外，科学唯物主义将作为人类的精神支柱而确立起来，因为科学唯物主义一方面能够正确地阐释生物学规律和社会学规律，另一方面又髓将人类的宗教天性融于其中，使之成为理性探索和创造的动力，摆脱非理性的盲目统治，不断转向新的方向。

最后，威尔逊向读者指出了人类在将来可能面临的新的困境。这就是，随着人类遗传学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人类将可能依靠分子工程技术去改变基因，从而将可能改变自己的天性。那么，人类将替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天性呢？幸运的是，这个困境属于未来时代的人们。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那就是社会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本书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就是该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及其代表。当时，他接连发表了三部著作，即《昆虫社会》（1971）、《社会生物学》（1975）和《论人的天性》（1979），在西方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威尔逊的观点问世后，立即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批评，而且大多数责难都是针对他运用社会生物学原理来对人类社会所作的种种解释。很多人认为，威尔逊以基因遗传来说明人类社会现象，实际上就把人类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的特点，，如阶级划分、专制独裁、种族歧视、男尊女卑等都看成了基因选择和自然进化的必然产物，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东西。因此，社会生物学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本质上有共同之处。

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社会生物学错误的实质在于：威尔逊只承认人的生物性方面，没有看蓟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产物，’除了生物性方面，人还有极为复杂的社会性，而正是由于具有社会性，人才成其为人，才将自己同一切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人类社会虽然由于是人的组合而表现出一定的生物学规律，但人类社会更主要地呈现出的是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不同于生物学规律，既不可能用后者来解释也不可能以后者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