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病辨证论治”理论是一种创新的中医诊疗体系，是李积敏博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式提出的，理论主要归纳起来其内容有下列几个方面。

病与证的辩证关系

根据李积敏先生的各种论述，我们可将慎言先生对于“病”与“证”的辩证关系综合一下，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

1.1.1 病为纲，证为目

李积敏(字慎言)在《辨病专方施治论》中曰：“临床当先识病，病名确定，则治有成法成方。……病名立，或有分期，或有分型，再分证，此乃诊疗之次第也。……病立则专方立，分期、型、证则用药增减从之。……病者为纲，期、型、证者均为目，此乃病证之格局也。……病者为本，证者为标，此乃病证之实质也。”病是对具体病变的本质的认识，从哲学辩证的角度来看，病为第一层次，证为第二层次。李积敏认为病为本、证为标，病为纲、证为目。临床治病，首当辨病，确诊病名后再据症辨证。

病统证、证从病

《辨病专方施治论》：“病者本也，证者病之变。病之发展变化，乃受多种因素之影响，则呈现不同之证，证者病之所见也，且随病之变化而改变，受病理之制约。病统证，证从病。……病为本，则治法主方已定；证为变，则随主方增减为之。此乃以不变应万变，不变者病也，万变者证也。”李积敏认为病是本质的体现，它规定着证的表现、发展与变化。在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证，它随着病情的变化而改变，但受着基本病机变化过程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临床治疗疾病时，应确诊病名，根据其病因病机总规律，规定治疗的大方向，确定贯穿全程的治疗原则及治疗大法，并且选择必要的治疗主方剂。再根据疾病存在于不同的个体或不同阶段而表现为不同的期、型及证候，而可采用不同的治法和药物的加减变化。

病为全局、证乃局部

李积敏(字慎言)在《诊病辨证论》中说：“病名是对具体疾病全过程的特点与规律所作的病理性概括与抽象。它把握疾病的一般规律和全局。证是疾病某个阶段的病理状态，它反映该阶段的病机规律，相对于疾病全过程来说，它是阶段性的，是局部的。”李积敏认为病是整体，证是阶段；病为全局，证乃局部。临床上对病的诊断，可把握疾病的整体规律，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和辨证论治用药，有利于预测和掌握疾病的预后及变化。

病贯全程、证属阶段

《诊病辨证论》：“病是疾病病理变化全过程规律与特点的概括，它贯穿疾病的全过程。证是反映病在疾病过程中某个阶段的病理状态。病含概疾病发展变化的全部病机信息，证只承载疾病过程中全部病机信息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病是全集，证是子集。”李积敏从集合论的观点出发，认为病为全集，证是子集。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病是系统地、全过程的规律与特点的概括，证是阶段地、部分过程的病理状态表现。

临床先诊病、病立再辨证

疾病是在病因作用和正虚邪凑的条件下，体内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正邪交争、阴阳失调的全部演变过程，具体表现为若干特定症状和各阶段相适应的证候。李积敏认为临床上对病名的诊断，有利于对该病变本质的认识，有利于把握该病的演变过程总规律，也有利于确定治疗原则及治疗大法。病名确立后，再进行辨证，是掌握判断当前该病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病理状态，以决定采用的治疗方法及方药。

李积敏以为诊病与辨证是辩证的关系，诊病掌握全程总规律，辨证了解当前阶段状态。他非常强调辨病诊病的重要性，但同时也重视辨证对于施治的必要性。

据病定主方、随证再加减

李积敏认为病名确立，即根据特定的病因与发展规律，也就规定了治疗方向，也有了贯穿始终的治疗原则及大法，也就必然有一个或一组确定的治疗主方，此主方是针对疾病的本质而治。根据疾病存在于不同阶段而表现出的不同证候，可在主方的基础上，随证进行药物加减变化，针对其病机实质而治疗。

中医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医诊疗始于诊病。先秦时期，通过《马王堆出土医籍》、《山海经》等典籍，记述了疥、疣、痔等疾病，约计百余种。两汉时期，通过武威汉简《治百病方》、《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记述疾病种类超过500种。魏晋至隋唐时期，通过《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记述的疾病种类不下2000种。宋辽金元时期，通过《太平圣惠方》、《局方》等，记述的病种已超过2500种。明清时期，通过《普济方》、《本草纲目》等，记述的病种超过3000种。《内经》时代，提出疾病、证候、症状三种形式，说明古代医学对疾病认识早于证候。《伤寒论》首创辨病论治，各论篇名均冠以“辨××病脉证并治”。《金匮要略》以病名篇，以病统证，据病施方，已初步确立了辨病治疗的体系。

李积敏就是根据中医已有的历史成果及理论，结合自己长期的诊疗实践及研究，逐步形成了“诊病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体系。

“诊病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疗体系模式发展的趋向

李积敏的“诊病辨证论治”学术思想是根据前人的成果及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及研究而逐步发展形成的，有其深厚的临床基础。疾病是医学中的基本概念，由于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状、病机、病程各有不同，因而冠以特定的病名，以代表该病本质及特征。每个具体的病名是医学上对该具体疾病全过程的特点（病因、病状、主要临床表现）与规律（演变趋势、转归、预后等）所作的病理概括与抽象，是对该疾病的本质认识。当今自然科学及科技高度发达，西方医学迅猛发展，伴随着检验手段、微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等不断发展，疾病的诊断治疗已进入了科学化、规范化、客观化的阶段。而中医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溶入主流医学的海洋之中。对于具体疾病的诊疗研究，国际有统一的名称和代码，其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也日趋统一，临床诊疗体系是以诊病为其模式。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临床医学针对的目标是完全一样的，解决一切危及人类健康的疾病。中医要溶入世界医学，要得到国际间的认可，就要遵循统一的规则，就要建立现代临床诊疗体系，即辨病治疗的体系。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一项诊疗特色，在长期的临床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积累了大量临床资料和丰富的经验，其中不乏精华所在。中医发展又要继承、挖掘和发扬这些已有的成果和精华。因此建立在辨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即建立“诊病辨证论治”的诊疗体系，是中医学临床诊疗活动的完整模式。它既遵循了国际现代医学统一的规则，又继承保持了中医传统的诊疗特色。任何轻视辨病或轻视辨证、侧重辨病或侧重辨证的倾向，都是割裂了完整的中医诊疗体系，它将制约中医诊疗的能力，制约中医的发展，导致中医临床医学的退化。

因此，李积敏认为建立“诊病辨证论治”体系，是中医临床诊疗体系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医认识疾病、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一次飞跃，必将推进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进程，促进中医国际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