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汇编》创刊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六日，每月一期，后改为《政法学报》，发行者为译书汇编社。译书汇编社社长戢翼翚便是一八九六年最初十三名留日学生中的一员，而其社员又多是励志会会员。励志会为庚子年间东京留学生界所组织，开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例。该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其纲领是：“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重视责任，以为辨辧之基础。”这种“研究实学”、“重视责任”的精神可以说是始终贯穿于《译书汇编》编集过程之中的。

正如它毎期的简要章程揭示的那样，《译书汇编》“所刊以政治一门为主”，大概是因为编者深信“政治诸书乃东西各邦强国之本原”的縁故。起初以译介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学说为主，亦涉及法律、经济、外交、历史、哲学诸领域。知名的如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治哲学》、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此外刊载的日人著述有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近世外交史》、加藤弘之的《物竞论》、井上毅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等。此处特别应该说明的是分四期刊载的伯盖司的《政治学》。伯盖司（J.W.Burgess,1844-1931）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一词的首创者,享有美国政治学之父的荣誉,与当时的政治学者、后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政治学界齐名。其重要著作《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出版于一八九〇年，一九〇二年出版日文全译本。其间曾有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东京専门学校藏版、高田早苗讲述的《政治学》讲义，此讲义是上述伯盖司著作的节译。《译书汇编》从第一期开始连载的伯盖司的《政治学》与高田节译本内容基本相同，而其作为汉文行之于世却早于日文。

至于《译书汇编》的编译者与高田早苗的个人关系，一时尚难以知悉，但此事可以反映出《译书汇编》的编译者对当时世界政治学界的关心程度，同时也说明他们的活动与明治期日本的政治学界有着密切的关系。

《译书汇编》的编译者之所以热衷于宪政理论的介绍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认为国家要改革“宜取法欧美日本之制度”，但他们又不满足于只是皮毛地照搬，从而更加强调：“各国之制度，非可徒求诸形迹，要当进探乎‘学理’，否则仅知其当然，仍不知其所以然。盖各种之经营结构，莫不本乎‘学理’之推定。而所谓学理者，盖几经彼国之巨儒硕学朝考夕稽，以得之真谛也。”（《译书汇编发行之趣意》）

《译书汇编》后来改变体例，除继续介绍欧美和日本的宪政学说外，亦刊载个人的独立研究成果及部分政论文章。看一看毎期的目录，便会发现如下的题目：《立宪论》、《论法治国》、《论国家》、《论公徳》、《创造文明之国民论》、《法典编纂方法论》、《论中国行政机关之缺点及其救济策》……。有的论者认为研究政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创立宪法之准备”，因为“宪法之发生乃各国历史上治者与被治者相事之结果，宪法立而国未有不治者。此无他，法治国之主义以法为神圣无上，而宪法为诸法之冠，宪法立则诸法之完备可期日而待也。是故世界各国往往以宪法之有无为国家文野之别。”（《论研究政法为今日之急务》）有些文章指陈时弊，对某些“新党”的做法不以为然：“彼所谓新党者，震惊于外人的强盛，于是崇拝之；崇拝之不已，乃转而为迷信……乃至借外人为护符，依外人为后援，得得然自以为得意。呜呼，其开通可喜，其心醉可悲也。”与此同时，对盲目排外的举动更是批判其“不知世界大势，不知国际典礼，不知对外方策，蔑视人道，尤贻各国口实。”

强调民权是《译书汇编》的又一宗旨，其特色又在于“力行”与“实践”之精神：“民权云者，不尚空言，而尚力行，不贵夸张，而贵实践，否则其终不能显耳。故支那之言民权者，亦既六七年于兹矣，基础不立，势力単薄，反授人以口实，而指为厉阶。呜呼，此无他，仅知空言，而不知力行，仅知夸张，而不知实践者，不能辞其咎也。然则力行与实践云者何也？曰是贵乎有秩序有组织之机关，为吾人意志之所发表，群力之所趋集，尤必有事业以树立其基础，而扩张其势力。证诸东西各国国民组织团体之成败昭然矣。”

清末的中国已病入膏肓，虽说戊戌维新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泡影，但变革的大潮已不可阻。即使是统治者内部也开始逐渐分化，所谓抱残守缺、不求进取者亦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做出某种姿态。而真正的变革决非空洞的议论所能代替，亦非以暴露丑闻为乐事者所能胜任。励志会之强调“实学”、“公德”、“责任”，《译书汇编》之重视“学理”，其远见卓识在当时固属罕见，其具体作法对后人也是不无启迪的。当我们回顾总结清末宪政思想的时候，留日学生的功绩是不该被历史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