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韦(1894-1970)，浙江湖州南浔人。作为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的陆志韦，已经被深深地楔人历史，而作为白话诗人的陆志韦在新诗史上却长期是一个失踪者。赵思运编著的《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把陆志韦置于东南大学新诗谱系的视野中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考察了陆志韦精神文化人格的生成、陆志韦诗论的独特贡献、陆志韦的诗歌创作价值，并对其诗作进行考证整理，《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为进一步研究诗人陆志韦提供了很多稀见资料。
我敬佩王国维与众不同，在众多学者投身“五四”运动扮演弄潮儿而声名显赫时，王国维却在寂寞中默默地做着架桥的工作，用西方现代哲学文化精神点燃中国文化资源，激活中国文学思想，故有论者称他“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前言》)。这一磨砺于中西文化汇合之源的“灵光”，无疑是迥然有别于“五四”文学变革的激进主义的另一道风景线。
当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发起诗歌革命，以新诗打倒旧诗，达到诗体变革的目的，无可非议，但汉语诗歌断裂，新诗执意背离积淀了几千年的汉语诗意资源，而成为无土之花，失去独到精妙的汉语风韵。南京东南大学胡先骕、吴宓教授曾对北京
新文化运动中颠覆传统的极端主义，进行过尖锐批评，然而，却遭来“保守主义”的帽子。东南大学正是以守护中国文化的氛围，聚集了李瑞清、李叔同、胡先骕、吴宓、吴梅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诗人、画家，被称为国学大本营。也正是在富有国学氛围的环境里，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新诗研究，从陆志韦、李思纯最早对新诗体的思考，到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格律主张，都是以匡正新诗弊端的形式建设为特征。李叔同、陆志韦、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陈梦家等先驱们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承传汉语诗歌的基因方面做出了努力。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格律理论，已鼎立于新诗史上，研究者甚多，而陆志韦、李思纯的新诗形式主张，似鲜为人知。朱自清称陆志韦是“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风味”，“但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由此看来，赵思运的专著《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终于表明有学者问津“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而且对于匡正当下新诗弊端，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赵思运提出“东南大学新诗谱系”，陆志韦是这一谱系中的第一人。“这一谱系书写了强调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的传统，从而迥异于北京大学新诗谱系所奠定的颠覆与反叛传统”。赵思运对主流新诗中颠覆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倾向的分析，颇为深刻。他认为：“新诗之所以发生在北京大学，具有鲜明的政治表演性。因为在那个时候，革命与反叛成为一种必须的姿势，而不是新诗建设的必须。在价值立场上，他们普遍崇尚文化进化论，所以特别强调反叛与颠覆。”他还以泰戈尔在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讲学的截然不同的遭遇，发掘其原因是“一为文化至上，一为政治激进。泰戈尔虽然是印度的诗界革命的旗手，但他的革命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的诗歌革命，而是带有改良色彩的文化革命”，泰戈尔在东大体育馆讲演的空前盛况，正相通共融的东方文化气息的诗意奇迹。陆志韦与东南大学新诗谱系，对胡适创立的新诗，采取了温和的“补天”态度，思考与探索如何使在一张白纸上诞生的新诗自我健全完善起来？
作为个案研究的专著《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既致力于诗学分析，又吸取了胡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在翔实的材料取证与整合中，凝练观点，显示其切实的理论分量。赵思运在对胡适避其所短，扬其所长，值得称道。胡适毕竟是多有建树的天才。陆志韦1915年留学美国，专攻心理学，1920年回国后转向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学家。他在早期白话诗创作实践中，对新诗形式就开始思考与探索。他在《渡河》自序《我的诗的躯壳》中，提出了新诗语言形式建设的核心理论——节奏问题。“我并不反对把口语的天籁作为诗的基础，然而口语的天籁非都有诗的价值，有节奏的天籁才算是诗。”“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必经一番锻炼的工夫。”他主张在诗的节奏上，“舍平仄而采抑扬”，“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是罪恶”，并提出押活韵的规则。陆志韦的新诗“节奏”论，深入揭示了汉语诗美的特质，具有新诗形式建设的重要理论价值。
赵思运是颇有思想与才华的诗家，常有弄潮儿的姿势。他能够潜心于早期白话诗家陆志韦研究，并对陆志韦零散发表的诗作以及散佚民间的诗集，进行了细致的追索、考证与编辑，彰显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理论上的被遮蔽者、一个诗人中的失踪者，堪称抒写新诗史的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