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罗县志》，全书共12卷，分为封域、规制、秩官、祀典、学校、赋役、兵防、风俗、人物、物产、艺文、杂记，凡47目，卷首有山川图11幅，县治图、学宫图各1幅，还有深具特色的番俗图10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周钟瑄任诸罗县事，由于旧的府志简略且所记载的大多为早年“法制未备”时的景况，而今诸罗县已发展为“薄书期会日以繁，规划营造日以多，声明文物日以盛”，因此有修志以“信今而传后”的必要。于是周钟瑄便聘请漳浦的陈梦林到台主持编撰。而陈“综核讨究、存其所信、去其所疑”，终于写成《诸罗县志》。

研读整部《诸罗县志》可以发现，这部志书的修撰是踏实且严谨的。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编撰者笃实负责的态度及严谨的考订。

主修者周钟王宣主张撰书如医者用药，“纪事者，其品味也；建议者，其方也”，“皆确然可自信于心而共信于人”。而主要编撰者陈梦林堪称是台湾方志的撰修楷模：在编修《诸罗县志》之前九年，他参加过《漳浦县志》的编撰工作；之前三年曾修过《漳州府志》。正因为有编撰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与实践工作的经验，《诸罗县志》才在台湾方志中显得特别突出。

在整部志书的写作当中，编者勤于采访、注意征文考订、取精用宏；每当有引述或需要进行折衷、辨析的地方，在书中必定可以发现资料的来源之处，决无苟且，因而遍书可谓“无一语无来源”。书中每一篇，在篇首“撮其要(于篇首)。使海外人士，知历代沿革之不同，本朝损益之尽善，不以为天下之通制邑乘可略而不载也”；每文之中有按语，每篇“前后以己意著论”，“于篇末，辄附管见”。

其次，《诸罗县志》对台湾旧志多有修订补充。

以山川目为突出。由于“邑志山川丛杂，郡志多所阕略”，“故校勘特详，凡三易稿而就，务使肢节脉络井井分明，流峙高深各见生动”。在卷一的封域志山川目后之附考又云：“右山川所记，较郡志加详，亦多与郡志异，……兹卷或躬亲游历，或谴使绘图，三复考订，乃登记载。假而千秋百世陵谷依然，随未感谓毫发无爽，亦庶几得其大概云。”

又如为秩官立传。针对原先郡志中“滥及见任者，殊乖义例。今惟已故者，乃覆实立传”的情况，在《秩官志列传》中仅为两人立传。一为“首创台湾郡志”的季麟光，另一为“招徕垦辟”的张伊。《诸罗县志》重前者之首创郡志，其志山川、风物、户口、土田、隘塞之有裨治道也；彰后者招徕、抚绥之功也。

再如增辟学校志。这对台湾的教化有深远意义。

再如增“方言”一条。这之前“各志不载”，《诸罗县志》将其增加到于“番俗”之后，以“昭海外同文之盛”。此举对于现今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大有裨助。

《诸罗县志》的修撰对台湾方志的一大贡献在于进行了大胆的创制。主要表现在于各条之下列“附考”一项。

设“附考”的目的在于“广视听而参得失”，通过大量古今中外的有关资料，来澄清一些疑难的历史问题或供后人思考。这不仅显示了编撰者勤勉诚实的态度，还给后人以资考的余地。

《诸罗县志》的这一创制，后世许多撰史者或学者都不约而同的有所仿效。

综观整部《诸罗县志》，志书的“论曰”、“附记”、“按语”、“撮要”与正文皆历然明晰，叙述与议论并陈，决无混淆。至于“别见”、“附见”、“详见”、“互见”分合之法则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莫怪乎在唐景崧的《澎湖厅志》序中写道：“台湾志存者，莫先于诸罗……府志淑自诸罗志，今澎湖志淑自府志，体例相嬗也。”《诸罗县志》的编撰，上乘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附经世致用之考据”之学，下起台湾方志之传统，影响甚远，一时间如黄叔的《台湾使槎录》等，莫不群起仿效而成一时之特殊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