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桑觉寺》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奥斯汀打算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定稿完成于1797年左右，即奥斯汀大概22岁的时候。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初露锋芒，文风初步成形。

《诺桑觉寺》前半部分的故事在巴斯，年轻小姐凯瑟琳·莫兰进入社交界，靠着善良、真诚，一开始就赢得了心仪男子亨利的心。后半部分写凯瑟琳被邀去亨利家宅地诺桑觉寺做客，因为在巴斯结识的好友伊莎贝拉的哥哥约翰·索普追求凯瑟琳不成，又看妹妹与凯瑟琳的哥哥詹姆斯的婚事无望，这个狂妄而贪婪的家伙恼羞成怒，对亨利的父亲编造谎言，贬低凯瑟琳及其家庭；凯瑟琳被亨利的父亲从诺桑觉寺赶走……故事峰回路转，男主人公亨利充满智慧、勇气和正义，生活中风趣幽默，终于再次让两颗相爱的心走在了一起。

时代背景

奥斯汀写作《诺桑觉寺》是在18世纪末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阶层的高低决定了人们各自的命运，而社会的阶层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土地的拥有。居首位的当然是贵族，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其次则是地主乡绅，然后便是律师、医生、牧师等（《诺桑觉寺》中的几家人多属后两类），甚至商人也只位居次要地位，尽管只要有钱仍可做地产的投机买卖。

创作过程

简·奥斯汀1798年开始写作《苏珊》，那时奥斯汀才二十三岁。《苏珊》后改名为《诺桑觉寺》。虽然这是简·奥斯汀早期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最早的一部，但它却是最后出版的。

奥斯汀的写作生涯始于《诺桑觉寺》。奥斯汀在写她的第一部小说时文笔优美，但过于犀利，表现得过于坦诚，因而《诺桑觉寺》的发表不断被延误，一直到她死后才得以正式出版。

凯瑟琳

女主人公凯瑟琳并不是什么传奇式的人物，她在现实生活中破除了幻觉，懂得了人生的道理，她在巴思与诺桑觉寺所经历的三个月，比她十七年来所接受的教育还要多。她在巴思的第一个朋友伊莎贝拉就是虚情假意的人，嘴上说的往往并非心里想的，她要接近凯瑟琳的目的在于要与詹姆斯·莫兰订婚。在与詹姆斯订婚并征得他父亲同意之后，她又与弗莱德里克·蒂尔尼（蒂尔尼上尉）调情，因为蒂尔尼的家庭更加富有，然而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于是又回过头来想通过凯瑟琳的帮助要与詹姆斯重修旧好，最后连读了她来信的凯瑟琳都对她的行为感到厌恶，更不用谈修补她与詹姆斯的爱情，因为那不是爱情。第二个让凯瑟琳认识这个现实世界的是约翰·索普。这个牛津大学的呆子所追求的只是事物的表面，为了在别人面前显得神气和阔气，他什么都可以编造。最大的谎言是为了显示他的追求对象家庭阔绰，说她是富勒顿地产的女继承人，仿佛他追求的人富有便是他的阔气。然而一旦追求凯瑟琳不能得逞，又转而污蔑她家是贫穷人家，这第二次谎言带来的后果是蒂尔尼上将把做客的凯瑟琳赶出家门。凯瑟琳虽不了解这些情况，但她始终没有被索普骗走。这是她性格非常可爱的地方。蒂尔尼上将虽然出身高贵、家境富有，其实是一个头脑蠢笨的人，否则他不会两次被约翰·索普所蒙骗，这主要是因为他所追求的只是金钱、地位、地产之故，有什么样的追求便会造就什么样的人，那是必然如此的。凯瑟琳一直对他敬而远之，而且总怀疑他是谋害妻子的凶手，尽管她是受了太多的哥特式小说的影响。这是凯瑟琳性格的又一个可爱之处。正因为有这些可爱之处，她赢得了亨利·蒂尔尼真诚的爱，以及他妹妹艾丽诺·蒂尔尼的真心帮助。

亨利

亨利远不是一个丰满、鲜活的人物，而更像是一个文化符号。尤其在关于小说阅读方面，他代表着那个时代主流社会的男性，由他指点或者规定着凯瑟琳们读哪些书而不读哪些书。

他只是一个男权教育传统的代言者。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亨利对凯瑟琳说，“我确切地知道你要说什么”。他的口吻里隐含着男性的权威和自信。他认为这些年轻小姐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他也知道她们无非是记些有关舞厅、衣着之类的琐事。他自信“我对年轻小姐的特点，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一无所知”。亨利还武断地指出女人写信的风格有三点：普遍空洞无物，完全忽视标点，经常不借文法。这些话显示了他对女性写作水平的蔑视。

艾伦太太

艾伦太太也是一个有趣的人物，她养尊处优，只关心服饰，因此她是头脑空空洞洞，没有什么见解的人，在巴思的那些日子里，与其说她关心凯瑟琳，倒不如说她关心巴思的时髦服饰。

莫兰太太

莫兰太太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尽管她为了安慰凯瑟琳可以搬出麦肯齐的《镜报》杂志妙文来，然而她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是很局限的。倒是凯瑟琳的大妹妹萨拉，虽然只听到她说过几句话，但她是一个很善于动脑筋而且思维清晰的人，可以想见定是一个很有见解的姑娘。

严肃道德

《诺桑觉寺》中的凯瑟琳不是一位天生完美的女主人公，因为按照简·奥斯汀继承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美德是个体走向成就的品质，无论是自然，还是超自然，这其中包括凯瑟琳所缺少的外在的成就，比如特权、地位、名声和金钱，再加上她的判断力和道德观念都需要提高，幸得有完美的亨利多次的道德教育，凯瑟琳才得以认识自我，学会辨别真伪，分清幻想与现实，道德升华，才赢得自己的幸福婚姻。

奥斯汀在《诺桑觉寺》中首次用自己的笔按照基督教道德观毫不留情地惩罚了违背婚姻道德的人，奥斯汀不能原谅《诺桑觉寺》中约翰·索普的自私和不诚实，特别是他的报复心。自负的傲慢使得他越来越挑衅放肆，似乎他总在吹嘘自己，贬低他人，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他追求凯瑟琳时，就虚荣地向上将撒谎，吹嘘凯瑟琳的富有，当追求不成时，就出于报复之心竭力在上将面前贬低凯瑟琳，导致上将最终无情地把凯瑟琳赶出诺桑觉寺。只要是出于自己的私利，约翰·素普就毫不犹豫地伤害他人，一直到小说的最后，奥斯汀都没有像通常那样在他追求凯瑟琳不成后另外给他安排一位女性，而是用道德的鞭子狠狠惩罚了他，并让他最终灰溜溜地空手而逃。这种毫不留情地惩罚一改简·奥斯汀以往仁慈的传统，要知道她在其他五部著作中都没有剥夺不道德之人的爱情与婚姻权利。

奥斯汀在《诺桑觉寺》中却一反常套始终用严肃的基督教道义来揭露约翰·索普的傲慢而不谦卑、自私而不诚实的不道德行为，无情地剥夺他爱情和婚姻的权力，这一点无疑是《诺桑觉寺》严肃的基督教道德观的体现。

再有就是奥斯汀在《诺桑觉寺》中出乎意料地第一次严厉惩罚了笔下不道德的女性，奥斯汀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伊莎贝拉·索普的虚伪和对爱情的不忠诚，伊莎贝拉一方面强迫凯瑟琳接受她哥哥索普的爱，另一方面又不断无理阻挠凯瑟琳和蒂尔尼兄妹的真挚友情，其中伊莎贝拉的极度虚伪之辞在第六章中表露无遗：“没错，我痛骂他们。只要是我的真正朋友，我什么事都愿为他们做。我从来没想过三心二意地对待人，那可不是我的性格。我的感情始终是非常强烈的。”实际上伊莎贝拉是位追求享受的不道德女性，她先是热心地与凯瑟琳的哥哥詹姆斯订婚，可一旦得知男方家不能给她足够的金钱时，就不顾婚约，不知羞耻地与亨利的哥哥蒂尔尼上校公开调情恋爱，当油滑的蒂尔尼上校玩弄了她并弃她而去，伊莎贝拉又不顾羞耻、虚情假意地恳求凯瑟琳帮助她重回詹姆斯的身旁，庆幸的是此时的凯瑟琳已完成了女主人公应受的道德教育，她已看清了伊莎贝拉的虚伪、肤浅、不忠诚的卑鄙行径，面对伊莎贝拉不知羞耻的来信，《诺桑觉寺》中的第二十七章这样表达了凯瑟琳的觉醒：“这样一连串浅薄虚伪的话连凯瑟琳都欺骗不了。这些话前后不一，互相矛盾，而且满是虚伪欺骗，她从一开始便看出来了。她为伊莎贝拉感到羞耻，为曾经爱过她而感到羞耻。她的借口是那么空洞，她的要求是那样无耻，而她关于情感的表白现在则让人觉得讨厌了。替她写信给詹姆斯!不可能，詹姆斯绝不可能再听我提起伊莎贝拉的名字了。”

同样，奥斯汀在《诺桑觉寺》中用基督教道德观严惩伊莎贝拉，让她最终既得不到詹姆斯又得不到蒂尔尼上校，伊莎贝拉因道德败坏失去了一切，包括爱情、丈夫，甚至她与凯瑟琳的友谊。尽管在奥斯汀的笔下，有污点、不道德的女性不能算少，可是，像奥斯汀在《诺桑觉寺》里那样运用基督教道德武器如此严惩不道德女性还是第一次。

女性教育

一般认为，《诺桑觉寺》讲述的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女主人公，在一个男子的帮助下，克服了天真幼稚的想法，并且与这个男子结为夫妻。但事实上，凯瑟琳有着四个“导师”，而不仅仅是亨利在“教导”她。这四个“导师”分别是巴思的社会生活、伊莎贝拉、亨利和哥特小说。凯瑟琳的接受教育，实质上就是她步入社会，开始她“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她从富勒顿来到巴思为标志。巴思——作为一个时尚、繁华的游览和疗养胜地，是现代消费社会和市场经济的缩影和代表。在这里，凯瑟琳开始踏进社交界。她开始注重打扮，“每天上午都有固定的事情要做：逛逛商店，游览城内的一些新鲜地方，到矿泉厅转悠个把钟头，看看这个人望望那个人”，当然还要读读小说。

舞会、晚会、走访、游玩是小说中主要的社交活动，小说中的年轻女子就是在这些活动中完成由恋爱到结婚的过程的。一个女子要想在这过程中获得满意的结果，她就必须熟捻礼仪，风度迷人而得体，此外还要能够明辨是非，慧眼识人，才能嫁一个如意郎君。小说前半部分，连续描写了凯瑟琳在巴斯矿泉厅、剧院、舞厅的一系列社交活动，生动细腻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习。凯瑟琳开始从一个乡村小姑娘成长为一个市井淑女。

在巴思，凯瑟琳结识了伊莎贝拉——她的第二个“导师”。有学者认为，凯瑟琳的“误入歧途”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伊莎贝拉介绍凯瑟琳去看哥特小说，而在某个方面，伊莎贝拉本人就扮演了一个哥特式的角色。作为一个虚假的朋友，她就像哥特小说中引诱纯真少女的人。凯瑟琳实现“社会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伊莎贝拉执著的训导给她造成的腐蚀。

伊莎贝拉非常健谈——这是“导师”的必备条件，但她的话题不外乎“衣着啊，舞会啊，调情啊，嬉戏啊”。她喜欢读书，但不求甚解，还喜欢炫耀一番。她甚至还给凯瑟琳开出一个书单：“等你看完《尤多尔弗》，我们就一道看《意大利人》。我给你列了个单子，十来本都是这一类的。”虽然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她也和凯瑟琳“把自己关起来一起读小说”，但人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伊莎贝拉在那里聊天多过读书。每次凯瑟琳想要和她讨论《尤多尔弗》某些精彩之处时，伊莎贝拉总是很快把话题转到衣服或者男人这上面去。

事实上，凯瑟琳发现，伊莎贝拉不过是照搬了她的朋友安德鲁斯小姐在文学方面的意见而已。有一次在讨论理查逊的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时，伊莎贝拉只得承认，“那是一部十分无聊的书，对不？我记得安德鲁斯小姐连第一卷都无法看完。”凯瑟琳可是的的确确读过这本书，所以她满有把握地说：“它和《尤多尔弗》完全不同，不过我还是觉得很有趣。”对凯瑟琳来说，书才是值得谈论的对象。

有论者认为，伊莎贝拉这个角色是对哥特小说隐含的批判，其隐含的意义是：真正的邪恶在日常世界时时刻刻都可能被发现；堕落在巴斯的客厅和乡间的宅院里都可能碰到，不管这场所是不是庄园。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伊莎贝拉自己也成为了—个牺牲品。她首先是被自己的虚假所出卖，凯瑟琳“看透了她的为人”，发现了“她是个爱慕虚荣的风骚货”，并且后悔“只怪自己不该认识她”，发誓再也不理她，甚至在伊莎贝拉来信求她帮忙撮合与她哥哥的婚事时，凯瑟琳也“一定不给她回信，而且也不再去想这件事”。伊莎贝拉完全失去了凯瑟琳这个朋友。另一方面，伊莎贝拉也成了男性世界中的牺牲品。她开始追求凯瑟琳的哥哥，后来又想追求更有钱的蒂尔尼上尉，但是蒂尔尼家的人认为，她“既没地位，又没资产，使她很难嫁给他们的哥哥。他们认为，且不说她的人品，仅凭这一点，将军就要反对这门婚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又何尝不是一个牺牲品呢？

凯瑟琳的第三位“导师”是哥特小说。随着印刷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壮大，女性参与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在当时的英国已经相当盛行，“18世纪的小说大部分是由妇女写的”，主要由女性书写的哥特小说几乎成为了女性读者的必读书。她们不仅从中获得阅读的愉悦，不容忽视的是，她们还从阅读中获得了一些有关外面世界的人生与人性的知识。哥特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激烈的情感与想象，而这两样东西在男性世界里看来，是对女子尤其是对青年女子的极大威胁，所以他们极力贬斥哥特小说。亨利却欣赏哥特小说，这一点使他与凯瑟琳有了共同语言和交往的基础。

阅读哥特小说不仅使凯瑟琳获得了一些人生经验——虽然不一定可靠，还使她获得了精神寄托：“当我有《尤多尔弗》可看的时候，我觉得谁也不能让我垂头丧气的。”她没有太多地为男人或者男女之事所困扰，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思考要讨论。此外，凯瑟琳的阅读还使得她远离了那些毫无意义的“穿衣吃饭的人间琐事”，相比之下，不爱读书的艾伦太大正热衷于这些，她的唯一爱好就是“打扮”，“她既不美貌，又无才无艺，还缺乏风度”，但“爱好衣着，有个完全不足为害的癖好：总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阅读提高了凯瑟琳的素养。

凯瑟琳的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导师是她后来的丈夫亨利。凯瑟琳偷偷爱上了亨利，而亨利自始至终扮演的只是教导者的角色，直到小说结尾处他向凯瑟琳求婚时，他才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其实他们两个全都明白，那颗心早已属于他的了”。他指导凯瑟琳如何欣赏绘画，“他讲授得一清二楚，凯瑟琳很快从亨利欣赏的东西里看到了美”，向她暗示伊莎贝拉的轻浮：告诉她应该怎样理解小说与现实，指出她“疑神疑鬼的多么令人可怕”，击破了她的“传奇的梦幻”，最终，凯瑟琳流下了“羞愧的泪水”，“凯瑟琳完全清醒了”。

哥特风格

17世纪哥特小说中最常见的背景是女性欲望与家庭传统之间的冲突：女儿爱情的对象与姻亲的命令相抵触，父亲则执意要促成婚事。专横的父亲与女儿在婚事上发生冲突是哥特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父亲要求“门当户对”，女儿则追求爱情。这一突出特征在《诺桑觉寺》中是客观存在的。应该说，的确有某种哥特式的现实存在让凯瑟琳碰上了，她陷入其中，婚事受阻。当然，现在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婚姻风习使然，小说只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但是，哥特小说其实也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曲折地反映着社会现实，两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就其中描述的婚姻而言，都是“哥特式婚姻”。比如，以聪明、漂亮的年轻女子为主角，这些女子都得经受某种苦难才能成其好事，最终嫁给一个有钱的青年男子。这些特征在当时所谓现实主义小说和哥特小说中都同样存在。

哥特小说的发生地点通常都在哥特式的城堡或者大寺院中，强调神秘恐怖的房间，布满幽灵的楼梯，黑暗和隐蔽的通道，等等。小说中故事地点由女主人公凯瑟琳对诺桑觉寺的第一印象带出。凯瑟琳是一位天真而善良的女性，在她眼中，这座寺庙充满了神秘色彩，那些小小的窗户，忧郁的建筑风格，色彩绚丽的玻璃，布满蛛网的墙壁，无一不激发她的无限幻想。因为主人公凯瑟琳在参观诺桑觉寺之初，就深受哥特小说的影响。所以即使是正常的事物环境，在她眼中也会生出魔幻的色彩。

首先，在他们去诺桑觉寺的途中，凯瑟琳这样形容他们的旅途：“一路如此的安静和顺利，既没有强盗又没有暴风雨的袭击，这样，我们的英雄都没有出场的机会了。”通常，人们在外出旅行时，都希望一切顺利，但是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凯瑟琳却对他们的一帆风顺觉得不满。事实上，她希望遇到强盗或者暴风雨等灾难，在灾难中得到英雄的拯救。在她的眼里，只有灾难和拯救的发生才能为她平凡的生活注入一丝活力。但她的一切想法都来自于所读过的哥特小说，是不切实际的。

《诺桑觉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哥特式风格的语言文字构建而成的。它既是一部抨击哥特小说的小说，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部由哥特风格所主掌的小说。它的产生来自于当时风行的哥特小说及社会风潮。

叙事视点

选择凯瑟琳作为主要视点使得小说的高潮部分更加逼真和扣人心弦：因受到哥特小说的熏陶影响，误以为诺桑觉寺的主人蒂尔尼将军将其妻子囚禁在某个密室之内因而在她寻找“秘密”的过程中，所见到的和听到的景致，一草一木，一门一窗全是那么可疑的，极其恐怖的。小说的视点这时候没有流向作者的全知型视点，只专注于女主人公的视角出发，描写她的所见所想。这方显示出哥特小说本身是怎样的令人迷乱昏心，以及它是以何等程度迷惑着读者的心智的。

《诺桑觉寺》的基础视点是凯瑟琳，然而，它也是灵活转换的——就在女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发生。这就自然产生了作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是作者故意制造出来让读者思考的，这样，读者与作品也产生了距离。即对读者来讲，每一部小说都存在着这样两种距离，一种是对应着小说的形象体系的外在距离，一种是对应着小说的意义世界的内在距离。前者涉及小说形式上的可感性，后者涉及小说意义上的可理解性。而有效的外在距离是通过叙述声音实现的，在《诺桑觉寺》中，叙述者可以理解成等同作者。

奥斯汀在《诺桑觉寺》中通过外露的作者型的叙述声音有效地表现了主题，特别是在揭露哥特小说是如何矫揉造作、蛊惑人心这一方面。

《诺桑觉寺》中作者的明显“干预”有二十多处。作者的声音出现得如此频繁，几乎从未让读者忘记她的存在，这是自有其意义的。《诺桑觉寺》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揭露哥特小说的不切实际，而计划的阅读人群就是受到哥特小说昏迷理智的人。于是，作者在内容上选择了用戏拟哥特小说情节的方式来作为一种反讽。既然是模仿那种哥特式的情节，必定有写到使读者心驰神往的一些恐怖、悬疑、浪漫等等的事件，考虑到当时的读者受到比较浓重的哥特小说熏陶，也许缺乏自觉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的能力，作者在作品中适时地介入显然是可行的策略。

简·奥斯汀是进退有度的。评论干预到小说的下半部分就减少了，这时小说的剧情亦逐渐发展到高潮。凯瑟琳被邀请住到了古老的诺桑觉寺之后，三番四次地以为自己发现了可怕的阴谋和秘密甚至猜想蒂尔尼（男主角）的父亲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或对其实施了幽禁。蒂尔尼知道凯瑟琳这个荒唐的想法之后对她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凯瑟琳亦从蒂尔尼的口中知道了他母亲去世的“真相”——病死。从此以后这位女主人公才彻底地从非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整个高潮部分奥斯汀没有站出来强加“干预”，因为这样做毫无必要。要是读者还没有被她前面频繁的“干预”刺激醒的话，至少也形成了一点自觉，那么他们的幻想将由最冷酷的事实来戳灭，他们将同凯瑟琳一同清醒过来。

奥斯汀如此不均匀地安排她的叙述者干预是有其道理的。若评论过多，则会使读者的接受过程变得被动而消极，由此失去阅读的趣味；若完全不加以“干预”或“干预”不足，又会容易让读者陷入不切实际的浮想联翩中，不识反思。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兄弟姐妹八人。父亲在该地担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区长。他是个学问渊博的牧师，妻子出身比较富有的家庭，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因此，奥斯汀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是家庭的优良条件和读书环境，给了她自学的条件，培养了她写作的兴趣。她在十三四岁就开始写东西，显示了她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才能。1800年父亲退休，全家迁居巴思，住了四年左右，他在该地去世，于是奥斯汀和母亲、姐姐又搬到南安普敦，1809年再搬到乔登。1816年初她得了重病，身体日益衰弱，1817年5月被送到温彻斯特接受治疗，可是治疗，可是医治无效，不幸于同年7月18日死在她姐姐的怀抱里。她终生未婚，安葬在温彻斯特大教堂。

《诺桑觉寺》是一部比较成熟的小说，也是奥斯丁小说艺术走向成熟的开端，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带有从少年习作到成熟作品的过渡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