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那呼图克图(1864- 1936)本名赤乃降措。西藏恩达县人。藏族。自幼被诺那寺选为活佛。7岁被迎入庙。后就学于西敏类乌齐县某红教寺院，熟知藏族宗教、历史、文学,对天文历算、工技医方造诣颇深。1910年川藏军激战，曾多次规劝白马策翁所部藏军归附清廷抗击亲英藏军，后被清廷封为西康大总管。1917年藏军受英国唆使进攻川军,力主助川军抗藏军,次年为藏军俘获。后逃出地牢,经尼泊尔，印度由海路至上海，于1925 年抵北京，受段棋瑞召见。1926 年在重庆设坛传教。1928 年起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西康建省委员、国民党中央侯补执行委员、中国佛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菩提学会副会长,先后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1935 年任西康宣慰使,进行反共宣传活动，曾勾结农奴主武装阻击西进红军。1936 年在中共民族政策感召下,改变仇视红军态度。同年5月因染重病故逝。

诺那呼图克图，本名赤乃降措，藏族，西藏自治区恩达县人。建国前曾担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西康建省委员、西康宣慰使以及中国佛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菩提学:会副会长等重要职务，为康藏地区政界和宗教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之

诺那生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农历五月十五日,自幼被恩达县所辖之黑教寺庙一诺那( 或译为嘎拉)寺选为活佛，七岁被迎入庙，法号诺那。由于长期在寺中苦读经书并习吞刀吐火之术，后来又曾就学于西藏类乌齐县某红教寺院，因此他不仅熟悉藏族的宗教、历史、文学，而且对于天文历算、工技医方等也有造诣。其弟子们说他“博学多闻，精梵晟文学,工技医方诸明，皆善巧”。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英帝国主义武装进犯拉萨，达赖十三世逃亡内地。后来，在英帝的诱逼之下返藏，即走上了投靠英帝的错误道路。宣统元年( 1909)，达赖下令停止了对中央政府驻藏大臣柴草、粮食和人役的供应，并征调跋军阻击受清廷派遣入藏的川军。宣统二年三月，川藏两军激战于西藏工布江达一带。这时诺那正受聘于工布江达的土酉白马策翁家，为其出谋献策。后来，诺耶曾多次规劝其率部归附受清廷派遣入藏的川军以抗击亲英的藏军，白马仍不从。诺那遂联合左右，斩白马策翁全家首级献于清政府总督行营，于是工布江达全境平定。滑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此曾奏请朝廷封诺那活佛为西康大总管。

1914年“西姆拉会议”破产，英帝分裂西藏的阴谋落空后，便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发动对川康边境的武装进犯，妄图用挑起汉藏流血冲突来实现其分裂西藏的目的。1917年9月,驻类乌齐县的川军和藏军发生武装冲突，达赖乘机向昌都以东扩张，攻占了昌都、察雅、德格、邓柯、白玉和石渠等县以及金沙江以西的大片地区。其时，诺那正活动于川藏毗邻地带，在僧俗民众中颇有声望。当川军节节败退至昌都时，统领彭升受藏军利诱，尽缴械弹以降。诺那率领下的军民死伤殆尽，仅存卫兵十余人矣。诺那命左右离去，说:“藏中待俘虏， 刑至酷。每割截耳目手足，非汝等所堪，余为大喇嘛，除极刑，唯向监禁”。诺那终于在1918年(民国七年)7月15日日被藏军俘虏。

十三世达赖所属的藏军在攻占川康边广大地区之后，英帝驻川边副领事台克满貌似公允从中“斡旋”，川军和藏军于1918年8月在昌都签署了“停战协定”。诺那被藏军押解至拉萨，英人出面调解，如降，可委为川边藏区僧俗民众的统治者，遭到诺那严词拒绝。审讯者问他:“喇嘛打仗, 犯重戒，汝知之乎?”

诺那据理雄辩，讯者无以对，终被判处永远监禁。诺那在牢六载,日惟念佛。1924年10月，看守者报告达赖喇嘛说:诺那已“不食、绝息、如死状”。达赖.派人草埋之，数日，诺那凿洞钻出，潜离孤山，昼伏夜行，辗转逃出西藏至尼泊尔境。乞食为活，遇疾辄医，道经札希孔，恰逢王子之女病魔已久，治之立愈，被尊为上宾。后来又转赴印度的孟买、波罗克等地，再经海路至上海回国，历时九个月。1925年10月5日到达北京，谒蒙藏院，总裁不纳，谒段执政，门卫弗以通。诺那悲愤填膺，拟碎首殉康，卫兵奇而阻救，受段祺瑞执政召见，赠送千金，留居京师。有一天，诺那被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根却仲尼见到，偷拍其影相，呈送达赖，达赖骇然。立即派人追查孤山的监守者，并掘坑启墓查验，仅留羊皮一件，始知诺那逃遁属实。

1926年冬，诺那被四川军阀刘湘邀至重庆，设坛授经传教,从者甚众。192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安抚川边，举荐诺那为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特准成立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后又兼任立法委员，为治边治康出谋献策。西康建省委员会设立，任委员，复选为国民党中央第五届候补执委，嗣后又兼任中国佛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菩提学会副会长，先后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同年6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第一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蒋介石政府和川康地方军阀十分恐慌，为了抵销党和红军在川康藏区的革命影响，阻击红军，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夏天，委任诺那活佛为西康宣慰使,匆忙从内地返回西康藏区，进行所谓宣慰和纠集农奴主武装“御匪”。8月，诺那抵西康省城康定，赓即召开了有康区土司头人、活佛喇嘛以及官僚士绅参加的第一次宣慰大会。他在竭力宣扬国民党政府“戡乱剿共德政”和“三民主义功效”的同时，还大肆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因而受到蒋介石政权的嘉奖。1935年末，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北高原之前，诺那竟“不辞跋涉之劳，以七十衰病之身”，率西康宣慰署随员离康定赴乾宁、道孚、炉罹一带荒寒之地，进行反共活动，以效忠于蒋介石政权。.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撤离宝兴、天全、庐山,向西北转移,攻占了道孚、乾宁,于3月15日占领炉霍，继攻甘孜，诺那调集康北数县农奴主武装,屡与红军顾抗,并亲率炉霍县寿宁寺喇嘛军夜袭红军驻地，使红军遭到重大伤亡。后来，红军攻克康北重镇甘孜县，组建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一- - 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革命的群众运动掀起高潮，诺那及其宣慰署官员仓惶出逃瞻化(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由于红军和博巴政府坚持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诺那活佛的随行官兵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1936年4月6日，其随员巴登多吉等乘机将诺那捆绑至瞻化县城“送红军治罪”，驻瞻化县的红军立即把诺那转送到甘孜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

1936年5月6日，诺那染疾发烧，红军在医药给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尽力抢救。5月9日，在陈昌浩、王维舟等红军领导的关照下，诺那被移住到条件较好的钱姓大院中疗养，“床褥、 饮食、汤药，尽力备办。”中西医均前往诊视，中医诊属为伤寒,西医断为流行性感冒，打针吃药，综合治疗。5月12日晨，诺那病情加重，周身发热疼痛难忍，要求医生注射吗啡止痛。医生踌路久之，说活佛心脏多杂音,不宜用吗啡，改用樟脑除病。诺那曾感慨地说:“我为将死之 人，用去这些珍贵针药，太可惜。”医生答日:“佛爷病重， 此间针药不齐备，深感遗憾。”诺那满意地微笑了。至5月12日晚，诺那病情突然转重，抢救无效而圆寂，终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