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文化厅原有一份《文化导报》 ，一直不太景气。2000年冬季，《文化导报》考虑要吸收民间资金。黑龙江日报职工王连方对此很感兴趣，但苦于资金不足，便找到一位财大气粗的朋友，打算介入《文化导报》。

借壳上市、借鸡生蛋

王连方是大庆人，他认为，哈尔滨的报业竞争已经很激烈，在哈尔滨办这份报纸，肯定前景不看好。他想把这份报纸拿到大庆来办。后来，在运作过程中，王与那位老板朋友没有合作。王在大庆找了房子，购置了办公设备，招来了人马，准备大干一场。就在出报日期都已经定下来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省主管部门不允许把这份报纸拿到大庆办，要办就要在哈尔滨。突遭如此变故，王连方心急如焚。他跑到哈尔滨，找各主管部门，但没用。王找到《黑龙江晨报》领导，希望能在大庆办一个地方版，得到了许可。

大概是因王连方怕再出现麻烦，《晨报》大庆版是以他的外甥刘继伟的名义办的，对外说王是帮忙的。2001年7月10日， <黑龙江晨报> 出现在大庆街头。晨报哈尔滨部分完全不变，还有8个大庆版。刚开始时是每周出一期，随着发展，变为每周2期、3期，2002年开始，变为每周5期。（《黑龙江晨报》是日刊，周六、周日版在大庆也销售，只是这两天没有大庆版。）《黑龙江晨报》社长佟坤对大庆市场也高度重视，他特意请来了佳木斯《三江晚报》原总编辑曲大中，并且，曲的工资都是由佟坤负责。

因《大庆晚报》已有10余年历史，已经牢牢占据了整订市场，况且，大庆是一座还留有严重计划经济痕迹的城市，《大庆晚报》像党报党刊一样，在各单位都是有整订任务的。于是，《晨报》决定主打零售市场。当时的大庆，街头的报刊亭比较稀少，只是在繁华街区才零星有那么几个。《晨报》采取了零售员流动销售的方式。一时间，身着统一马甲的《晨报》零售员成了街头一道风景。

开始， <大庆晚报>并没有把<晨报>放在眼里。然而，随着《晨报》发行量的节节攀升、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大庆晚报》开始重视这个对手，他们的发行员也走上了街头。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2002年春节过后，《黑龙江日报》大庆分社社长武从端和原《文化导报》总编辑任永恒，开始到大庆频繁活动。原来，《文化导报》此时归到了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名字改成了《读者新报》。新组建的《读者新报》由武从端任社长，任永恒任总编辑。《读者新报》也不想在报业竞争激烈的哈尔滨市场被人吃掉，也想到大庆办报。他们开始与大庆新闻界人士频繁接触，与晨报大庆分社的王连方、曲大中更是接触不断。

3月，王连方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晨报》大庆分社把办公室及办公设备、车辆让给《新报》，《晨报》搬到别处办公，另购进办公设备；《晨报》一大半的编采、广告、发行的主力调到《新报》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继续为《晨报》效力；王连方本人也加盟《新报》，不再“协助”刘继伟经营《晨报》。

《黑龙江晨报》派驻在大庆的曲大中，也投到了《读者新报》门下，成了大庆编辑部执行总编。《读者新报》设有两个编辑部，总部在哈尔滨，负责哈市新闻和网摘部分；大庆设一个编辑部，主攻大庆地方新闻。报纸主打大庆市场。

5月28日，《读者新报》第一期报纸出版了。就这样，《读者新报》没有花一分钱，以零投入进入大庆市场，虽然，它的负责人武从端此前曾声称要投入巨资。

《读者新报》面市前，声称每份报纸的零售价定为1元（当时晚报和晨报的零售价均为0．5元），然而，它并没有真正卖1元，而是也卖0．5元。因新报用的是晨报的发行队伍，所以这时晨报发行员的手中就有了两份报纸。在两份省级媒体的夹击下，《大庆晚报》感受到了压力。晚报采取了扩版、降低广告价位的方式应对，同时也加大了发行力度。

这段时期，是到目前为止大庆报业市场最繁荣的时期，《大庆油田报》为贴近市民，办了一个副刊《都市生活》；大庆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科学生活报》引入了民间资金（名为个人承包广告、发行），也轰轰烈烈地要大干一场。此时，老字号的《大庆晚报》、《黑龙江晨报》大庆分社，加上声势浩大进入大庆的《读者新报》，让大庆这个北方地级市就有了5份都市类报纸。

这种热闹的场面没有维持太久。8月初，王连方决定《黑龙江晨报》大庆版停刊。停刊非常突然，就在头一天，连刘继伟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停刊的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刘继伟经营的这段时间出现亏损；也有一个说法是黑龙江日报方面给了王好处，要求停办《黑龙江晨报》大庆版。晨报停刊后，所有的车辆、办公设备都归了新报，所有的人员也都被“收编”。晨报停刊后，整订户都改送《读者新报》，让新报还没有经历整订期，就有了七八千份的整订量。同时，晨报在近一年时间里培养下的广告客户，也就这样轻易成了新报的客户。另外，晨报当时招的很多人都是新人，经过近一年的锻炼，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读者新报》得到这支队伍，没花任何培训费用。

一上手就有一个固定的读者群和广告客户群，新报发展极为迅猛，短短几个月时间，发行量便超过了2万份（对外号称4万），广告客户也不断增加。《读者新报》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势头。

此时，《大庆晚报》感到了不安，他们每次开会，必谈《读者新报》。

为保证采编力量，武从端从哈尔滨调来了20多人，这些人大都是“成手”。这些人来到大庆，与晨报原来的员工配合并不默契，甚至完全可以说相互间存有隔阂。当时员工们把新报编采人员分成三大派系：武从端从哈市带来的“哈尔滨帮”、曲大中为首的“佳木斯帮”（晨报原有几个来自佳木斯的记者，加上后来与曲走得比较近的人）、“大庆帮”（王连方的嫡系）。因王此时主管的是广告与发行，不管编采，所以“大庆帮”较不得势。

而整体方面，大庆方面的工作人员对哈尔滨工作人员的待遇极为眼红。据说，哈市的员工收入一般不低于2000元，而大庆这边能超过1500 元的人寥寥无几。每篇新闻稿件的采用与否，要由曲大中拍板。在“执政” 过程中，曲引起了“哈帮”和“庆帮”许多人的不满。总编辑任永恒也曾来大庆协调记者们与曲的关系，但没有效果。另外，执行总编曲大中此前就与王连方产生了不和。因此，《读者新报》的广告与采编之间的工作不配合，人员相互轻视。

2003年，《科学生活报》的投资人不再继续经营，《科报》的工作人员开始找后路，执行总编贾超时来到了《读者新报》。贾来到新报也是执行总编。这时新报就有了两个执行总编。贾与曲经过几个月的明争暗斗，最后，曲去了《大庆晚报》，他同时带走了他手下的一班兄弟。

接下来不久，在这一年的秋天，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又对新报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总编辑任永恒调到《黑龙江日报》，集团下属的《新都市报》的副总编、少壮派夏保国调到新报任总编。夏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大庆。夏来到大庆后，先拿王连方开刀。他从哈尔滨带来了主抓广告的人，把王“架空”成了闲人。同时，夏对报纸的版式、风格做了调整。

这时，《读者新报》名义上的社长还是武从端，但已不见了他的身影。每次开会，夏必提“受武社长的委托”。

冬天，王连方正式决定，撤出《读者新报》。

而夏的大刀阔斧并没有给自己赢得什么政绩。2004年3月，他去哈尔滨述职，这一去，就再也没回大庆。接下来，武从端又出现了。《读者新报》仍由武把持。这一年，新报的经营出现了亏损。而在2003年，王连方搞经营期间，据说广告额近千万。

2004年底，武融资成功。一位不明就里的房地产商投资入股200万。然而，200万对于开销巨大的《读者新报》，简直是杯水车薪。这时，报纸广告上不来，报社决定压缩发行量。采用这种方式来减少开支，无异于饮鸩止渴。2005年春季，开始有消息灵通人士传出消息：《读者新报》要停刊。并且，从3月开始，员工们就没有拿到工资。这时，新报的记者开始跳槽。

7月，《读者新报》可以说是半死不活了。大庆的一些主任，在贾超时的带领下到了哈尔滨，找了集团的领导。领导安慰他们，说了一些好话。仅仅一个月后，可靠的消息传来，新报即将停刊。8月17日，《读者新报》，这张曾经搅活了大庆报业市场的报纸，走完了它3年零3个月的风风雨雨，正式关门歇菜。

此时，大庆日报下属的《科学生活报》也在亏损经营，目前的发行量也直线下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可以忽略不计了。大庆市面上只剩下两份都市类报纸：《大庆晚报》和《都市生活》。大庆报业市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