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旦如（1904～1962），上海市人。湖畔诗人，藏书家，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鲁迅纪念馆第一任副馆长。曾开设过西门书店和公道书店。与进步文化人士创建“上海通讯图书馆”，担任执行委员；民国14年参加“湖畔诗社”，出版进步诗集和刊物；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参加“左联”的活动，与友人合编《出版月刊》，介绍“左联”的进步书刊；先后两次在自己寓所掩护瞿秋白夫妇，时间达一年左右，并与鲁迅有过交往。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敌救亡的文化活动，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所翻译的《译丛补》及《鲁迅全集》的出版；后又参加《鲁迅风》的编辑工作。

谢旦如，又名淡如、澹如，（1904～1962），上海市人。二三十年代即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曾先后开设过西门书店和公道书店。民国10年（1921年）至民国18年，与进步文化人士创建“上海通讯图书馆”，担任执行委员；民国14年参加“湖畔诗社”，出版进步诗集和刊物；民国19年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参加“左联”的活动，与友人合编《出版月刊》，介绍“左联”的进步书刊；民国20年至民国22年间先后两次在自己寓所掩护瞿秋白夫妇，时间达一年左右，并与鲁迅有过交往。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敌救亡的文化活动，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所翻译的《译丛补》及《鲁迅全集》的出版；后又参加《鲁迅风》的编辑工作。

湖畔诗人

谢旦如世代经商家资万贯，父亲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酷爱字画，藏书丰富。谢旦如幼读私塾，受家庭薰陶喜爱文学。谢旦如十三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十五岁时，根据父亲的遗愿与母亲的安排，到福源钱庄打工，从学徒做起准备接班，与应修人、楼适夷同事。除了上夜校读书，他还和同在钱庄学徒的应修人等结为好友，一起吟诗作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应修人等影响，阅读了大量新文化书刊。1921年谢旦如与应修人、楼适夷等人筹集一批书籍成立了“上海通信图书馆”，以书会友，他是执行委员之一。认识了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称之为常州三杰之一的恽代英（另两人为瞿秋白与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张太雷），深受影响。1924年底经应修人介绍，加入由冯雪峰、潘谟华、应修人、汪静之发起的“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

《苜蓿花》这本诗集于1925年3月25日初版，内收《一间灰暗的房里》《走近树下卖卜的摊前》《太子塔落影在莲花池里》《浸在三更的冷月里》《一缕乌黑的烟》《寂寞的秋林中间》《迷迷离离地擎起酒杯》《我随便的在灰尘上面践踏》《楠木的厅上结满了蜘蛛网》《不要再想起琴的情意罢》等35首作品。作者要借这些歌哭，“把积在心头的悲哀亲手埋葬在苜蓿花的花丛里”。《苜蓿花》为“《湖畔诗集》之四”，前三种分别为《湖畔》《春的歌集》以及魏金枝的《过客》(因为经费不足而未能出版)。

谢家几代经营钱庄，家境殷实，到了他父亲谢敏甫时，生意更为兴隆。除了祖传的福源钱庄外，在其他不少钱庄里都有股份。谢敏甫酷爱字画，藏书丰富。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旁的紫霞路购买了68号这一座豪宅，占地近一亩，三开间三进，第二进中的西厢房专门用来藏书，几十年下来总有万册。到了谢旦如这一辈，又添了许多新文化、新文学的书籍。 残霞楼藏书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被毁。

大革命期间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谢旦如与人合伙先后在老西门、静安寺开过几家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推荐进步书籍。书店查封后，谢旦如单独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中州路口），另开一家公道书店经营旧书，出入书店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是来买书，而是党内同志借此地方进行联络，有的则通过店员传递或收取信件，这里实际是“左联”的秘密联络点。同时在书店的二楼秘密购置了印刷机和订书机，给中共地下党和左翼文化人印刷、装订进步刊物与文件，所有费用都是由他单独承担的。为迷惑当局，在书店隔壁再开一家红狮食品公司，两店有暗门相通，若有情况可迅速转移。

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殷夫、柔石、冯铿、胡也频、李求实与其他近二十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政府在龙华枪杀，其中与谢旦如相识的就有好几位。“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为抗议国民党血腥屠杀的罪恶行径，“左联”决定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五位烈士的遗像与版画封面全部用道林纸单印。鲁迅、冯雪峰等一起参加了编辑，所有的选纸用料、文字编辑、排版印刷、装订发送均在老靶子路上的公道书店里完成，大多数费用由谢旦如一人承担。不是共产党员的谢旦如先生，却担负了共产党交给他的重要秘密工作。

同年5月，这位同情革命的商界富有者，接受了冯雪峰的请求，不惜以身家性命做担保，说服了夫人和老母亲，让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到他家避难。当时，谢旦如的住处紫霞路属国民党当局管辖区，但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富家的公子哥，竟会在家中藏着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谢旦如精心安排了瞿秋白夫妇的生活，并且守口如瓶，连夫人和老母亲都不知道客人的真实身份。

瞿秋白在谢家深居简出，除了与鲁迅和冯雪峰等极少数人秘密会面之外，集中精力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中的多部文稿，都是这时候完成的。期间还写出了众多有价值的文艺理论杂文，变换着化名在不同刊物上发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被捕，6月18日在长汀被杀！消息传到上海，鲁迅、茅盾、郑振铎、陈望道、谢旦如等极为悲痛。他们决定尽快出版瞿秋白的遗著，以作永远的怀念！

根据鲁迅先生的计划，谢旦如将瞿秋白在他家写就或翻译的文稿，一叠叠整理好，总有近百万字，送到鲁迅先生家里。杨之华认为应该先出版他的著述，这无疑是正确的。鲁迅认为这些文字虽然是最宝贵的，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未必行得通，隐姓埋名还无法公开出版，不如保存起来，交后人出版。目前最急迫的是先出版他的译作，于是定下了出版两巨册《海上述林》的计划。鲁迅亲自编辑、定稿、写序言，排版、校对后打成纸型送到日本装订。鲁迅甚至虚拟了“诸夏怀霜”出版社（取全中国怀念瞿霜之意，瞿霜为瞿秋白），独家经营为内山书店，而大部分经费是由谢旦如无偿提供的。遗憾的是，《海上述林》上卷送到上海时，鲁迅先生尚健在，等下卷送到上海时，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上海鲁迅故居陈列着一张书桌，是谢旦如送给瞿秋白的，后瞿转送给了鲁迅。

除了《海上述林》，还有许多杂文、诗作、文艺理论著述的手稿依旧留存在谢旦如家中。他将这些文稿视作生命，珍藏在一只小皮箱里。几乎就在瞿秋白慷慨赴义的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负责人方志敏也在福建被捕，关押在南昌。方志敏在狱中将近七个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十多万文字的文稿，先后托人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以及自传等文稿带到上海，辗转交到了宋庆龄手里。宋又将这些文稿转交给冯雪峰。冯想了又想，觉得最可靠的保存者还是谢旦如。以后经过冯，陆续送给他的手稿，还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胡也频烈士的《秋》《故乡》，郭沫若的诗稿《五月歌》等。

抗日战争期间

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敌救亡的文化活动，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所翻译的《译丛补》及《鲁迅全集》的出版；后又参加《鲁迅风》的编辑工作。“八·一三”上海战役期间，谢家老宅及家中财物全部毁于战火，所幸的是一只珍贵的皮箱被谢旦如随身带出。这只皮箱里，存放着瞿秋白、丁玲、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的手稿和书信，以及方志敏烈士生前从狱中传出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手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环境更加恶劣，谢旦如深恐遗稿散失，决定冒险以“霞社”的名义出版瞿秋白的《乱弹及其他》、《社会科学概念》等，以《方志敏自传》为题出版《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谢旦如将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一直珍藏到新中国成立后，方才完好地交给冯雪峰。在保护革命文物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国民党统治期间

国民党统治期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曾冒着生命危险，保存鲁迅手迹、革命烈土文稿、书信、遗物、照片及革命文艺刊物等，其中较为珍贵的有：鲁迅为编印秋白烈士遗文向他开列的借书单；瞿秋白的文稿《乱弹》、《十二月歌谣》和译稿《哥萨克歌谣》；丁玲、胡也频的文稿《沙菲女士日记》、《暑假中》、《秋》、《故乡》；郭沫若的诗稿《五月歌》；日本普罗作家同盟民国20年为感谢“左联”抗议日本反动政府法西斯暴行的信件；“左联”为纪念战死者出版的专号（1—8）以及瞿秋白、应修人、潘漠华、丁玲、林徽音等的照片和鲁迅著作初版本30余件，在保护革命文物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这些经他收藏多年的革命文物，于五、六十年代陆续无偿地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

解放后

谢旦如于1950年任华东文化部研究室第一副主任；1951年调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筹建工作，任上海鲁迅纪念馆秘书（实际负责人），1957年5月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谢旦如为上海市第三届政协委员。

谢旦如的父亲谢敏甫酷爱字画，藏书丰富。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旁的紫霞路购买了68号这一宅院，占地近一亩，三开间三进，第二进中的西厢房专门用来藏书，几十年下来总有万册。之后谢旦如又添了许多新文化、新文学和外文的书籍。

谢旦如和同在钱庄学徒的应修人等一起吟诗作文，并筹集一批书籍成立了“上海通信图书馆”，以书会友。

叶灵风这么介绍过谢澹如：“澹如是一位爱书家。自从有新文艺出版物出版以来，不论是刊物或单行本，他必定每一种买两册，一册随手读阅，一册则收藏起来不动。这当然很花钱，可是当时他恰巧有这一份财力。他又喜欢买西书，不论新旧都买，尤其喜欢买旧的，因此当时上海旧书店中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

一九五七年秋天，叶灵风第一次回到解放后的新上海，到大陆新村去参观鲁迅先生故居时，会见了老朋友谢澹如先生。他是当时的馆长，从楼梯上下来接待叶灵风时，彼此见了都喜出望外，因为过去在上海时，大家都喜欢逛旧书店。

谢澹如紫霞路68号故居在“八一三”中被毁，图书被烧。据叶灵风的介绍，谢澹如也好买西书，而且在国难前还开过一家专营西书的书店。

作为一名藏书家，其藏书散佚的途径很多。其子女在他去世后，将他的所有文集、藏书、字画、文物等一并捐给了鲁迅纪念馆收藏。

大约从1931年7月开始，丁玲与雪峰之间开始有一些通信。丁玲写给雪峰的信，除了作于1931年8月和1932年1月、已经公开发表的《不算情书》，上海鲁迅纪念馆还存有另外几封。这些信与《不算情书》等书信、文稿一起，都是丁玲1933年5月被绑架后，冯雪峰、楼适夷转移到进步人士谢澹如家中保存下来的。全国解放后，谢澹如曾经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三篇文稿和胡也频的一些文稿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而“胡也频、丁玲的照片10余帧及丁玲致冯雪峰信6封”，则是1962年谢澹如病逝后，其夫人钱云锦于1963年捐献的。谢澹如深知它们的珍贵，又涉及个人情感隐私，想有机会直接交给书信的收寄人，他早在1923年就积极参加湖畔诗社活动，深得雪峰信任。谢澹如之子谢庆中曾经撰文说，谢澹如为了保存这些文物想了许多办法，甚至缝在岳母的寿衣中。

2007年8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纤笔一支谁与似——丁玲生平与创作展”，玻璃柜中展出了数封丁玲致雪峰书信原件，专家学者们连连惊叹：“太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