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国标（1910～1934）文总六烈士之一。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县水口镇后溪水口园村人。年幼时在家乡读书，1923年至1928年在广州市广雅中学和中大附中读书，受到大革命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民国23年（1934年）8月1日上午谭国标在广州红花岗惨遭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温盛刚、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等人。

谭国标（1910～1934），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县水口镇后溪水口园村人。

民国12年（1923年），谭国标在家乡的红花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广州市广雅中学。在广州读书期间，参加新学生社的活动，到民国14年（1925年）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民国15年（1926年），谭国标在广雅中学初中毕业，随后考上中山大学预备科。在这期间，他兴趣广泛，阅读的书籍涉及文学、政治、经济、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而对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兴趣更大，他曾阅读过李守常的《土地与农民》、肖楚女的《中国的农民问题》澎湃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记》等。

民国17年（1928年）初秋，谭国标与大哥谭国钧（中山大学学生），谭秀峰（中山大学学生）等在广州永汉北路（今财厅前）开办一间秋明书店，出售进步书刊，还秘密出售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吸引了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同时又成为亲密同志聚会和交流讯息的联络点，此书店终于引起当局的注意和监视，于同年冬，派出军警特务查封了书店，并逮捕了谭国标、谭国钧等人，但由于抓不到什么重要把柄，终于于民国18年（1929年）初将谭国标兄弟释放，谭国标出狱后，即回到中山大学预科完成学业，同年8月，谭国标前往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明治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学期间，谭国标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资本论》。

民国20年（1931年）暑假，谭国标利用假期回国作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历时三个月，先后在广州调查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政治态度和社会心理，随后，又回到台城、新昌等地作城镇贸易、农村生活的调查，最后回到家乡水口园村开展社会调查，暑假结束后，谭国标返回日本。“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在“中华留日同学会“主持下，举行追悼东北死难同胞大会，散发抗议日本侵略的传单，并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请愿示威，谭国标在参加这些活动中，结识了领导这些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温健公（中共党员，在日本秋田矿山学院学习），同时也结识了温盛刚（中共党员，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不久，温健公离开日本返国，谭国标也于同年12月返回祖国。

谭国标先回到上海，准备同温健公取得联系，后得知温健公因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而被捕入狱，因此只好回到广州。

在广州期间，谭国标见到了谭秀峰和温盛刚。三人见面后，便商议如何在广州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随后，经谭秀峰介绍，谭国标进入广州国民大学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三人经研究，决定从办刊物人手，吸引和团结广州地区的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年秋天，他们创办一个刊物一《世界情势》，刊物内容主要是介绍世界的经济政治情况，分析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和沿海的形势，评论政府对日政策及与之相关的国内动态。当时已活跃在中山大学的凌伯骥、赖寅傲、郑挺秀，何仁棠等人，都先后集合到一起，为《世界情势》写稿、印刷，发行献计出力，由于《世界情势》越办越好，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出版了六七期之后，便遭到当局的禁止，于是，他们把刊物名称改为《一般文化》，又继续出版，还增办一个新的《文化阵线》月刊，变着法子坚持战斗。

民国22年（1933年），温健公已由党组织营救出狱并来到广州。他带来了党关于扩大进步文化团体，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精神，并且建议以“一般文化社”为基础，把几个文化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当时，在广州除“一般文化社”外，还有“广州文艺社“、“万言杂志社”，“南国剧社“、中大“抗日剧社“等，这些文化团体经过联系协商之后，决定在5月5日召开成立“广州文总“的大会，同时纪念马克思诞生115周年，大会地点选在广州市河南一间茶寮里，出席大会的人分头秘密前往。

“广州文总“成立不久，与在上海的“中国左翼文化总盟”取得联系，并且根据上海的经验，在“广州文总”领导下，分设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和戏剧作家联盟（“剧联”）“广州文总”的负责人，是由谭秀峰任书记，温盛刚任宣传部长，谭国标任组织部长。

组织发动工作是面向社会的工作，为了把社会上的抗日进步力量吸引到“广州文总”这个组织的周围，谭国标一方面写文章在“广州文总”所属刊物发表，以扩大政治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在国民大学和女师的教学工作，指导“读书会”的活动，以发表扩大“社联“的外围组织。

“广州文总”所属各“联”出版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刊物，经常受到当局的查禁，但禁了这个又换个名目出，出了又禁，禁了又出，使当局甚为恼怒，进一步加紧对“广州文总”的活动进行查禁和监视，并对“广州文总”成员进行恫吓和跟踪，先后已有“社联”、“左联”、“剧联“个别成员被捕。

民国23年（1934年）1月下旬，捕人的风声日紧，谭国标急忙介绍一些“文总”成员转移到上海，自己决定回家乡暂避，由于事情耽搁，无法及时撤出广州，同月30日晚上特务警察冲入法政路15号的谭国标家里，翻箱倒柜，硬是把谭国标和妻子叶傲霜带走。

谭国标被定为“首要政治犯”，关押在维新路的广州市公安局特别侦缉部的第三监仓里。当局企图从谭国标身上打开缺口，将“文总”的所有成员一网打尽，以至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整个社会组织。谭国标始终没有暴露“文总”的组织情况，在狱中还主动承担责任，保护未暴露身份的同志，当局没有办法，于民国23年（1934年）8月1日上午在广州红花岗将谭国标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温盛刚、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等人。

2014年7月31日，文总六烈士牺牲80周年纪念活动在广州起义纪念馆举行。

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成立于1933年4月。广州“文总”由何干之（谭秀峰）任书记，谭国标任组织部长，温盛刚任宣传部长，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都是“社联”的负责人或骨干成员。1934年1月，谭国标等六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8月1日，英勇就义。如今， 广州市东郊银河公墓中有一块刻着“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牺牲六烈士墓”的石碑，上面写着温盛刚等六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