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定（1023～?），自号涪陵先生，人称焦夫子。少喜学佛，后曾从郭曩学《易》，后赴汴梁（一说为洛）师事
程颐，成为程颐川籍门人中造诣极深的哲学家（易学家）。绍圣中(1094～1097)，程颐贬涪州，二人便联袂讲《易》于北山之穴，即今之“讲(点)易洞”，遂使“程学”在巴蜀传播，
刘勉之、
胡宪、
冯时行、
张浚传其学，
朱熹为其再传弟子。为巴蜀学、湖湘学派、闽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靖康初，钦宗召其为
崇政殿说书，不就。高宗乃授其“通直郎致仕”的名义。后隐居青城山中，即今之“谯岩”。再后返回故乡长寿（涪州西北部今属长寿），设帐于但渡乡北，传其学于张浚、胡宪、刘勉之、冯时行、张行成等，培养了—大批著名的理学家。著有《易传》（后人称《谯子易传》）、《宋史》、《南宋书》、新旧《长寿县志》。谯定之学取儒、释、道三家之长自成一家，为宋代巴蜀理学四大学派之一的涪陵学派的开创者。
谯定，字天授，号达微，北宋仁宗时乐温县（今重庆市长寿区，当时属涪州管辖）人。谯定“少喜学佛”，并“析其理归于儒”。继而学《易》于著名的易学家南平（今重庆綦江）人郭载，精通易学。
宋神宗熙宁年间，谯定隐居于青城大面山（今属四川万源）饱读诗书，以容貌寝陋，举止怪异，博学多才而隐处不仕，人称“涪陵处士”、“涪陵先生”、“谯夫子”，有“两轮日月磨兴废，一合乾坤夹是非”之句在当时广为流传。宋哲宗元祐年间，谯定游历汴京（今河南开封），听说时任崇政殿说书的程颐正在洛阳讲学，于是洁衣往见，获闻儒家治学修身的“主敬”工夫，造诣愈深。
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程颐以党论被革职“编管”（指官员获罪谪放远方州郡，编入该地户籍，并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涪州，寓居涪陵城长江北岸北岩山的普净院，谯定遂返乡与之同游，终日与程颐研讨易学，协助程颐点注《易》经并向程颐深入学习理学。“北岩山石壁有洞，宋程伊川注《易》于此。”
元符二年（1099）正月，程颐在点易洞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周易程氏传》（也称《程氏易传》、《伊川易传》）。元符三年（1100）春，程颐移峡州（今湖北宜昌）“任便居住”，不久即官复宣德郎（也称宣教郎，正七品）还归洛阳，谯定也跟随返回洛阳，隐于嵩山。宋钦宗建康初年（1126），东莱郡侯吕好问举荐谯定为崇政殿说书（职掌为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通常由翰林学士中官阶较低而资历较浅者担任），谯定以政见不合力辞不就。高宗建炎初年（1127-1128），资政殿学士许翰又荐召谯定赴维扬（今扬州）皇帝行宫充任通直郎直秘阁（随奉太子的侍从官之一，负责东宫书籍真本及古画墨迹等的收藏管理）。由于与当局意见本有不合，而谯定赶到扬州时又恰逢金兵攻城，故谯定未及就职便在丧乱中不知所终。有人说谯定又回到了大面山隐居，有人说他回到了家乡乐温县，还有人说谯定是回到了嵩山隐居，大约在宋孝宗隆兴初年(1163)死在少林寺。 谯定既是程门高徒，学兼佛儒，又师承蜀中学者郭载，长于《易》理，因而成为“为时尊敬”的理学家，有不少学者从其问学。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记载，谯定的门人有胡宪、刘勉之、张浚（四川绵竹人）、冯时行（重庆巴县人）、张行成（四川临邛人）等，再传弟子有朱熹（师事刘勉之、胡宪）、李舜臣（四川井研人）等，三传、四传、五传弟子如?渊（重庆涪陵人）、度正（重庆铜梁人）、李心传（四川井研人）、李道传（四川井研人）、李性传（四川井研人）、阳枋（重庆铜梁人）、阳岊（重庆铜梁人）、高斯得（四川蒲江人）、史蒙卿（浙江宁波人）等更是遍及全国各地。因此，尽管谯定留下的著作极少——除了有记载说他曾在宋仁宗嘉祐年间著有《易传》一书，早已散佚不存外，其现存作品，仅为一诗一文：诗见于宋末阮阅《诗话总龟》，题作《牧牛图》，共9章，提倡“见性”、“明心”，强调人的内心体认的修养工夫，体现了典型的佛家思想；文题为《答胡藉溪论<易>》，见于元代刘应李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仅有102字，是与门人胡宪关于易学的简短通信——却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由他所开创的“涪陵学派”（指谯定及其众多的巴蜀门人）是宋代以易学见长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学派之一，主要成员张浚、张行成、冯时行、“井研四李”、 ?渊、度正、“二阳”均为著名学者，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其影响一是谯定之学通过其本人和门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程颐、朱熹的思想，从而参与了程朱理学宏伟体系的构建，对中华民族的学术思想产生全局性影响；二是谯定及其门人学习、传播理学，促成了“洛蜀会同”、“蜀学转型”（主要指以程颐为首的洛学和以苏轼为首的苏氏蜀学，从激烈斗争到融合会归，蜀学的发展由北宋中期第一次高潮的以苏学为主转而进入南宋中后期第二次高潮的以程朱理学为主）及南宋中后期蜀学在川东的复兴，并由于其中部分学者的外迁而对浙江湖州等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具有突出的地域影响。
谯定及其涪陵学派，从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谯定在洛阳和涪陵师从程颐习传洛学算起，到南宋末该派最后一个堪称大家的学者阳枋辞世，前后共五代学者，绵历近两百年，在学术、思想史上显赫一时，为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谯定对《易》经中“见乃谓之象” 一句的理解与之后的朱熹的理解有所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二人在学《易》的顺序上的分歧乃至在如何格物穷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识差异，招致了朱熹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评，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撰成的《伊洛渊源录》中遂不为谯定立传，大大贬低了谯定的学术地位，削减了谯定在文人士林中的影响力，加之谯定一生长期隐处，交游甚少，虽然两次受到朝廷征召，均因政见不合，未有正式任职而不及“通显”，故有关记载较少，著述散佚颇多，这是后人对谯定学术思想不够了解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又往往囿于“巴武蜀文”的传统成见，对僻处川东的学者视若不见，致使谯定在宋代以后元明两朝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声名不振，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评价，专门的研究显得相当沉寂，其著述、思想也几至湮晦。一直到清代康熙年间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纂修《宋元学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发现谯定为“程门一大宗”，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理学家，在当时四川乃至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又过了大约三百年时间，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有杨金鑫、胡昭曦、粟品孝等学者远绍前贤，拨云见日，在《程朱理学与书院》、《谯定、张栻与朱熹的学术联系》、《
朱熹与宋代蜀学》等论著中将其作为宋代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予以关注，并正式提出了“涪陵学派”的概念，从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