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寓调，是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贤寓调是民国十六年（1927）兴起的。当时，贤寓村赵兴福、赵文彬等人受“落子”戏的启发，便组织成立了戏班，唱腔仿照外地老碰板，大家互相拼凑，分出上下辙，自创一派，后人便称其为“贤寓调”。

戏班学的第一出戏是《借女吊孝》，而后又陆续学演了《马红眼上当》《李桂香打柴》《花为媒》《夜审周子琴》《因果报应》《还阳自说》《三世休》《恶婿遭谴》《打狗劝夫》《继母娘打孩子》等二十多出。戏班的赵文彬等人还自编了《回龙传》《金镯玉杯记》等连本戏。抗战时还演过时装戏《过光景》《血泪仇》《早婚害》等。当时知名演员有赵文彬、郭洪均、郭俊、郭振芳等。贤寓调的演出地域，为定兴、保定、易县、徐水、高阳等地乡村。

河北省定兴县贤寓调是一种民间戏曲艺术形式，因最早诞生于定兴县贤寓村而得名，是一种既融百家之长，又独具艺术特点的地方剧种。贤寓调有“九腔十八调”之称，以其丰富的唱腔，自由的韵律，生活化的语言赢得了广泛的观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定兴，乃至整个保定地区的重要戏曲演出形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世事的变迁，贤寓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被人们遗忘在了历史的某个角落里。2006年6月，定兴县贤寓调被列入河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已历百年风霜的老剧种，似乎在摇曳的风烛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曙光。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是在承认它的珍贵和重要，另一方面，也在着重点出它作为“遗产”所处的濒临灭绝的境地。对贤寓调作抢救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贤寓调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它的诞生既充满了偶然，又处处显示着历史的必然。据记载，贤寓调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诞生于定兴县贤寓村。它并没有像其他土生土长的剧种那样，有着一个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过程，而是在老蹦板调和“落子”的基础上，吸收了诸如唐山皮影、哈哈腔、河北梆子等多种唱腔艺术和演出技巧，并融入定兴方言，迅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

说它偶然，是因为贤寓调的产生最初是缘于戏班之间的良性竞争。旧历春节，人们照例要请戏班，叫花会，而这一年，定兴南旺村一次叫了三道花会，其中就有贤寓村一道。为了吸引观众，贤寓村的花会登上戏楼，唱起了一种当时还不为人知的自由小调，边唱边舞，反响热烈。这种自由小调，就是后来贤寓调的雏形。

说它必然，是因为贤寓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地缘因素和时代背景。

首先，贤寓村位于定兴县西南部，地处海河流域平原，土地肥沃，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清朝时，村中读书人极多，当时的贡生王会吉取“诸贤寓此”之意，把原来的村名“鲜鱼”改为 “贤寓”。众多的读书人形成了村中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人不仅为地方戏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土壤，还形成和培养了相当广泛的受众群体。

再者，贤寓村所在的定兴县位于冀中平原中部，交通发达，更兼毗邻京津，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许多想要进京的文人、士子，各种行当的艺人、把式经常在此停留，有的甚至就在此地定居。乾隆年间进京贡演被禁的山陕梆子艺人们就有许多落户定兴。这里汇聚了来自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各类文化思想，当然也包括诸多的戏曲种类。早在金大定八年，定兴就已经建有戏楼，此后东关、南旺等地又先后修建戏楼19处。当时北方流行的各种剧种都能够在定兴找到痕迹。

定兴县是河北梆子的发祥地，早在清道光年间，西杏村就有了第一个河北梆子科班——祥泰班。清末，一些唱蹦板的老艺人也来到定兴，从而大大激发了定兴人对评戏的热情；民国时，天津、唐山等地的名角多次来定兴演出，也带动了定兴本地评剧艺术的发展。此外，唐山皮影、哈哈腔等地方小戏也成了定兴的常客，不时带给当地人新鲜的艺术感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三十七年，贤寓村在外搭班唱戏的艺人郭连仲返回本村，组建了京剧团，排演了《打渔杀家》《二进宫》《双投唐》等十几个京剧剧目，演出范围遍及定兴境内50多个村镇。从此，京剧也在定兴流传开来。 而这出 《打渔杀家》 同时也成为了贤寓调的保留剧目。

就这样，在浓厚的戏剧氛围的熏陶、感染下，在其他剧种日益成熟的基础上，在定兴百姓的殷切期盼下，定兴贤寓调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二、贤寓调的发展与演变

贤寓调的发展演变过程受时代变迁的影响，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即公元1908年——1937年，是贤寓调的产生及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以赵集、李斯、郭洪勋等人为代表的贤寓村民进一步把各种戏曲演唱技巧和演出形式融入贤寓调，在伴奏乐器中加入板胡、笛子、笙、梆子等，将落子戏的过门、蹦板腔的流板、锁板等融入贤寓调唱腔，极大地提高了贤寓调的表演水平。

同时，在内容上，大量吸收其他剧种的剧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适应贤寓调演唱的剧目。这一时期的剧目主要以传统剧目为主，最具代表性的包括《王定保借当》《回龙传》《打狗劝夫》《告扇子》等。当地人以这些传统脚本为基础，自己编曲谱，写宾白，形成了极富特色的贤寓调剧目。在1908年到1937年的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贤寓调的演出足迹遍及高阳、易县以及当时保定境内各县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很大反响，以致当时有“一京二卫三贤寓”之美称。

第二阶段即1937年——20世纪50年代，是贤寓调的进一步发展与繁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把战火烧遍中华大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贤寓村由普通村民组成的剧团一度停止演出。直到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延安革命根据地派往晋察冀边区剧社的同志来到村里，带来了新的抗日剧本《血泪仇》，才给这一时期的贤寓调演出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贤寓村沉寂一时的剧团又活跃起来。

《血泪仇》分38场，全剧以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王姓一家人的悲惨遭遇为主线，以他们的逃难经历为线索，穿插表现了其他普通人家的苦难生活，展现了日寇入侵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宣传不忘阶级苦，联合大众，抗日救国的内容。这类剧本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贤寓调的剧目题材，使它从一个村民们自娱自乐的地方戏变成了抗日宣传的有力武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贤寓调的精神境界和主题层次。

从1942年到1945年，贤寓村剧团跟随抗日武装，在周边县市进行战地慰问演出。锣鼓声伴随着枪炮声，刚刚经历过战斗洗礼的晋察冀人民在战火与硝烟中感受戏曲艺术带给他们的震撼。贤寓调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多次受到表彰，并被授予“大众文艺冠军”的荣誉称号，由当时的县长亲自颁发锦旗。

解放后，贤寓调延续了抗战时期的风格，大量增加了现代戏、生活戏的演出，内容多表现新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尤其是排演了一大批宣传新婚姻法的现代戏，如《小女婿》《早婚害》《刘巧儿》等，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

第三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本世纪初，是贤寓调逐渐衰败的时期。随着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样板戏几乎成了全国唯一的戏曲演出形式，贤寓剧团逐渐销声匿迹，贤寓调变成了村民农闲时嘴边哼哼的小调，再不复昔日的光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贤寓调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人们在农闲时纷纷操起家伙，勾上脸谱，在十里八乡演上一圈，大过戏瘾。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把大笔的时间精力投入在这既不能赚钱，又不能出名的贤寓调演出上，他们逐渐远离了这前辈们流传下来的地方剧种。

如今，贤寓调的乐器陈旧、人员匮乏，后继乏人。现在的贤寓调剧团，坚持活动的人员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最大的李冠军老人已经91岁高龄了。而且，由于贤寓调剧目一直以来全凭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录，现在很多剧目面临失传的境地。现在仍能演唱的贤寓调剧目仅有《告扇子》《借女吊孝》《法门寺》三个整出以及《打狗劝夫》《借红灯》等8个选段。38场的《血泪仇》如今只有年迈的陈英老人能够演唱其中的一部分，人们再也无法一窥这部抗战大戏的全貌了。

值得庆幸的是，2006年6月，定兴县贤寓调因其独特的唱腔和濒于失传的境地，被列入河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竭力改善剧团的活动环境，大力支持贤寓调演出。但是，对贤寓调的系统化的整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加大人力物力的相关投入。即使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不能使这个剧种重现当年的辉煌，至少也要让它作为我们的戏曲文化的一部分被长期保存下去，成为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