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文通书局，成立于1909年的集编辑，出版、印刷于一体的民国民营出版机构。由
贵州省实业家
华之鸿创办。取“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的七大书局之一。文通书局是建国前贵州省最大的编辑、印刷、发行机构，同时也是贵州最早引进和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
华之鸿（1871－1934），贵州省杰出的实业家。字延厘（延仪），汉族，祖籍江西临川，1871年生于贵阳。华之鸿1896年由副贡生选授仁怀厅儒学训导。1902年弃官回到贵阳。1917年以后，华之鸿退出政界，专门经营商业。早在1909年他秉承父志毅然投资白银20万两，由日本购进机器设备，于1911年正式创办文通书局于贵阳。它是当时贵州最早使用先进印刷机器的工厂。1927年，又在文通增设图书部，与京沪各大书局订立合约，将国内各种新旧图书仪器运黔推销。抗战时期（其子华问渠掌管经营）文通已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1914年，华之鸿又出资白银60余万元由日本购进机器，建永丰纸厂于贵阳城南小团坡，并于1919年正式开工。
1898年起，华之鸿礼聘遵义人田庆霖，数次率队远赴日本，采购铅印书籍全套设备，并聘请日本技工到贵阳，执导设备安装调试。这些设备由日本装船运到上海，转江轮，沿长江运到重庆，再换人力或马驮运达贵阳。百多年前，西南偏地，运输之难可想而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常事，最难处是途中遇房屋阻隔，为此“商求拆屋而过，再行复修”。各项设备中，小件运达需要十六七天，大件需要二十多天，巨型机器（最大一件须六十四人一起抬）耗时更久，搬运费用大都超过了机器价格。再加购置厂房、学生留学、技工来华、往来差旅，到铅印、石印完全开工，耗时数年，耗费白银二十万两左右。1911年文通书局开张营业，地址设于贵阳城内王家巷。首先印刷的第一部书，是贵州
郑珍（号子尹）先生所编著的《播雅》
文通书局除在
贵阳设有总管理处外，先后在贵阳、重庆、昆明、成都、上海、长沙、广州等地设有分局，推销各种书刊。
华之鸿首先与上海中华书局签订合同，由文通书局负责代其在贵州推销该局出版的教科书。由此开始，上海的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先后委托文通书局代销其教科图书。商务印书馆本来独占贵州市场，见此情景，本欲离去，文通书局念贵州文化传播所需，诚意挽留，保留该馆的贵阳特约经销处，并承担维持其原有职员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之责。
1937年“
七七事变”后，战事影响到上海多家出版机构内迁重庆，文化界、知识界大批学者群集西南，人才济济，却因出版途径不畅而苦于著述无从发表。时有黔籍学人马宗荣、谢六逸等，随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迁至贵阳，华问渠即与马、谢商定，组建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书籍，同时创办《文讯》月刊，由谢六逸主编，做综合性学术报道。一时间，文通出版业务繁荣，先后出书二百余种，如曹未风译《莎士比亚全集》、马宗荣《新时代社会教育新论》、卢冀野《黔游心影》、张世禄《中国文字学》、萧一山《中国通史》（上）等，皆畅销之作。从大类看，文学、史地、天文、数学、理化、建筑、医学、教育等等，文通书局“业务蒸蒸日上。出版书刊，除沦陷区外，发行殆遍”，得一时之盛。
1912年2月，滇军唐继尧率师入黔，令将贵州官钱局改为贵州银行，由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华之鸿兼任银行总经理，并借口收回贵州官钱局发行的银两票发行“贵州银行兑换券”（简称“黔币”，俗称“花票”），有拾元、伍元、壹元、伍角、贰角、壹角6种票面。票面主图为双凤展翅，下面是艳丽的花边拥簇着的币值。六种版别的背面一致附列简章五条，并盖有一方“贵州都督之印”。该纸币图案主色调为天蓝色。这些“黔币”均由文通书局印制。
据不完全统计，文通书局共出版书刊480多种。其中系统地出版了《经世社丛书》《大学丛书》《新闻学丛书》《国际时事丛刊》《教育丛书》《语文学丛书》《文艺丛书》《医学丛书》《中学辅导丛书》《边疆问题丛书》以及世界名著、地方文献、中小学教科书、各种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等。同时还编辑出版有《文讯》（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