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起任新京报文娱中心记者，参与了自2004年下半年起的新京报文化娱乐方面的大多数重要报道

2004年起任新京报文娱中心记者，参与了自2004年下半年起新京报文化娱乐方面的大多数重要报道，如2004年的红勘十年魔岩三杰回顾，原生态音乐系列追踪，中国流行音乐20年系列回顾等。

新京报：汶川发生地震时，你在哪？有何感受？想要去前线吗？

贾维：地震的当时我在雍和宫一带打球，丝毫没有感觉到地震。但是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和短信让我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随后回去上网，看电视，才了解到这场地震有多么严重。当时的第一个反映是震惊，随后就想到要去前线采访。我就觉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四川，那么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是一件特别无力的事情，会很没有存在感。

新京报：做了哪些行前准备？

贾维：因为之前没有太多跑突发和灾难现场的经验，我用了两天的时间自己联系了四川的一些朋友，确保了在那边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于是就动身了。我13号的时候就跟领导说要去。当然得到的回复是A叠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C叠记者就不要去了。不过我同时在做四川那边的准备，最后的实际情况是我到了成都之后，才通知报社我已经到了。我想如果按部就班，基本上我是没有机会去的，那么只能自己创造机会了。我在成都通过朋友关系搞到了一个救灾车辆的应急交通证，然后弄到了一个大切诺基，这样可以基本确保在成都的活动能力和范围。吃的从北京带了一大袋编织袋，还有帐篷啊睡袋啊防潮垫之类的，甚至药品和口罩手套带了。

新京报：何时出发，采用何种交通方式，走什么路线，何时到达以及一路感受。

贾维：做晚这一系列准备到达成都是5月17号，乘飞机到成都，在跟深度报道的杨继斌汇合之后，我们第一站选择了映秀。当时还有一个选择是去北川，但因为映秀前一天的下午路刚刚修通，所以我们觉得映秀更值得去，所以放弃了北川。早上十点从成都动身去映秀，成都到都江堰一线的路况很好，而从都江堰到映秀这一段的路就开始难走起来。尤其是过了封锁线之后，基本上没有一段完整的好路，本身就比较险的盘山路上堆满了碎石和被砸毁的车辆，到了下午2点多，原本刚刚修通的通往映秀的路又塌方了，大批的车辆堵在距离映秀县城几公里的路上，在等待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选择了弃车徒步进入映秀。这也是我这次采访第一次深入灾区，沿途的惨状已经让我触目惊心，到了映秀之后，发现县城的情况远比路上的要惨烈的多。

新京报：请描述下到达后第一时间的见闻和感受。

贾维：我们徒步进入映秀之后是下午6点左右，映秀中学门口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帐篷，映秀中学的主楼完全垮掉了，而旁边的宿舍楼虽然看起来问题不大，但一位寻亲者告诉我，这栋“四层楼”其实是五层。一层已经直接被积压的看不见了，里面仍然有不少尸体没有挖出来。走进映秀镇内部的街道，可以嗅到浓厚的腐烂的味道。这已经是地震之后的第五天，救援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路再次塌方，映秀的救援工作仍然主要靠人工和简单机械，进度之缓慢可想而知。而且，此时的映秀镇仍然没有恢复对外界的公共通讯，能够同外界联系的，只有部队的卫星电话。虽然此时通过断断续续的交通，补给已经渐渐跟得上，但艰难的施救环境，寻亲者的苦苦等待，午夜的余震和鞭炮般作响的山体滑坡声，仍然让这个镇子有一种令人绝望的感觉。

新京报：采访期间，遇到了什么困难，如何解决？

贾维：前期采访期间主要的困难是通讯，尤其是在映秀期间，同后方完全联系不上，只能通过借用部队的卫星电话简短的跟报社取得联系。此外，整个行程上，我们都是自驾车，但并没有人有太多的山路驾驶经验，因此经常需要几个人轮流开。

新京报：请介绍下主要采访经历，有无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贾维：废墟是这次灾区最常见到的景象。而让人最印象深刻的，则是绵竹伍福镇富新二小的小学生集体追悼会。数百名家长手捧自己孩子的遗像聚在学校，看着那些家长憔悴的面容和遗像上那些青春的脸庞，让人无法不动容落泪。当天在富新二小，聚集了近百名记者，几乎没有一个人眼眶没有湿润。甚至有记者当场痛哭。

新京报：本次采访有何感受？

贾维：因为是首次跟A叠的同事协同合作，再加上本身采访条件上通讯等方面所限，前期沟通经历了一些磨合。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是，前方记者之间以及同后方编辑统筹的及时沟通是相当必要的，这样的大型突发事件采访，线索众多，如何迅速有效的将众多新闻线索操作成出色的报道，需要同事们之间的密切配合。

新京报：何时返京？

贾维：5月27日，我返京。同机的有北川中学的61名幸存学生。他们大多数是高三和高一的。他们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不知道这场灾难，会如何改变他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