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27日四川保路运动中湖北新军在四川资州（今资中）起义杀死奉命入川查办的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及其弟端锦的革命事件。

川汉铁路是清末提出兴建的一条重要铁路线路，东起今湖北武汉，西至今四川成都，是连接湖北、四川两省，贯通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铁路动脉。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揭开了川人自建川汉铁路的序幕。1905年7月，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3月又改为商办。

资州，即今四川省资中县。清初隶属成都府，雍正五年（1727）升为直隶州，辖内江、资阳、仁寿、井研四县，属川南永宁道。

资州位于四川东南部，地处成都、重庆之间，成渝大道之上，沱江之滨，交通便利，“自来成渝交通视为中枢地”，“动、植、矿三物杂产其间，人多称为富庶”。清末筹建川汉铁路，资州为其重要一站。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旨，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京赋闲的端方随后被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负责办理铁路收归事宜。随着川事的不断发展，清政府决定派端方入川查办。端方一行从武昌启程，沿途经过宜昌、万县、重庆、内江等地，沿着成渝大道向成都行进，于1911年11月13日进驻资州，设行辕于东门考棚，以天上宫为协司令部，所带军队则分别驻扎在禹王宫、万寿宫、文昌宫和东岳庙等处。11月27日夜，端方及其弟端锦被所率的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杀害，史称“资州起义”。

关于端方被杀具体时间问题

关于资州起义的若干文献资料对端方被杀的确切时间记载不一。1981年，彭易芬经过考证，在《鄂军资州反正杀端方确切时间考》一文中得出结论：11月27日为鄂军杀端方之确切时间，并说明了其它时间记载失实的原因。此结论现已被学界所公认，笔者亦同意彭文之结论。但在具体时间上学界仍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端方是在清晨被挟至天上宫杀害，熊克武《辛亥革命纪事》、向楚《蜀军革命始末》等均持此说；也有文章指出是当日夜里兵士哗变将端方杀害，如《民国资中县续修资州志》、罗任一《辛亥秋鄂军杀端方琐记》等；还有的学者对此问题或含糊不清或尚未提及具体时间。笔者认为革命党人杀端方的确切时间应在11月27日夜。

首先，《民国资中县续修资州志》、《资中县民国实录》对此均有明确记载：“十月，端方率鄂军驻资。初七夜哗变，端方暨其弟锦均被杀于县城之天上宫”；“初七夜，禁行人通过，鄂军杀端方及其弟锦于东大街天上宫”。此地方志记载在彭文中均有论及，但彭文却忽视了所记初七日之具体时刻。州志与实录虽是民国十八年（1929）印行，但却是依照民国十年（1921）所著未刊稿记载，距离事件过去仅十年，且编纂者皆为民初时资中的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对于端方被杀这一大事似不敢含糊，在时间上如无确切把握或，也不会记载得如此具体。

其次，资州起义近两个月后，端方弟弟、典礼院直学士端绪在致清廷的呈文中亦说：“十月初七日，兵心哗溃。是晚职兄即被戕害”。端绪所依据的是端方赴川仆役在其被杀后回到京城的备述。

再次，当时正在模范小学读书的罗任一在回忆这件事时也说道：“当天晚上约九点钟，新军鸣号整队，从‘行台’衙门列队出来……把他们二人押出行台，向西走到大东街西头‘天上宫’门口”，指明了事发之时为晚上。

最后，印发于民国十二年（1923）、由闵尔昌所录的《碑传集补》卷三四《端总督传》中亦记载：“十月初七日晡时（笔者注：下午3—5时），兵官刘怡凤率军队持械入室……遂迫公至旁小屋拘系之。公终不屈，遂被戕，弟端锦同及于难”。下午时分，兵士将端方从房间内押出拘系，后至天上宫，革命党人在与端方争辩后将其杀害，这其间定会花费一段时间。加上11月27日已将至冬季，天黑较早，所以说夜晚兵士哗变杀端方确有其理。

关于端方被杀原因问题

端方被杀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要点，目前为止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为张海林在《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中所归纳的六种主要说法，即：“勤王遭拒”说、“闹饷勒银”说、“民党谋刺”说、“欲谋独立”说、“逃跑被抓”说和“衙门被炸”说。但张海林本人也表示，“各种版本都有可能揭示了部分历史真实，也都包含有某些方面的史实的夸大”。赖钰匀在《端方死事补正——兼论端方之死对清代遗民圈之影响》一文中也表示：诸种说法“根据说明者或讲述者的不同，背后各有其动机与象征意义”。笔者在上述说法和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试阐述一己之见。

端方所率湖北新军中有一定的革命党人，他们受同盟、共进等会影响，以当兵为掩饰，在军队中宣传革命思想。出发前，军中的革命党人召开秘密会议，赴川同志与留营同志约定以密码暗号通电讯。如起义失败，就电“母病愈”；若有成功希望，则电“母病危”；如果完全占领武昌，就电“母病故”。

早在入川途中，鄂军各队代表就曾秘密开会，认为军队是随端方入川，“诚恐川省同志会同志与我军发生误会，致起冲突，我军亟应先杀端方以表明态度和立场，一面再去电报响应武昌”。但此时并无杀端方之详细计划，亦无杀端方之坚定决心。

虽然端方严密控制着来往电报，但军中的革命党人或多或少也察觉到了武昌起义之事。到资州后，鄂军前队得到了后队的密电，知道了武昌起义的确切消息。同时，孙武于武昌起义后又密电通知鄂军中革命党人密图端方，促川人独立。

鄂军部队离开重庆之后，中途便有革命党人潜回重庆，“与渝机关部密约，独立之日，为蜀军前驱”。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潜回重庆的革命党人田智亮请赴资州图端方。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等“拨兵三百人，炸弹八十枚、现款伍仟元与田，兼程往”。

11月26日晚，鄂军各部队革命党人代表在资州城北的东岳庙驻地召开紧急会议，认为非杀端方不足以信川人而报鄂军政府。会议公举步队第三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抱定革命宗旨，打倒专制淫威以达到排满的目的。各部队约法三章，决议杀死端方，剪除发辫，回援武汉。同时也与端方行辕护卫官杨毓林与卫队董卓泉所部联系，以为内应。

综上所言，笔者认为端方被杀之主要原因仍为其所率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受革命之号召，并为取信于四川保路同志军，且在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等事件的环境影响下而采取的行为。

关于端方驻扎资州问题

11月13日，端方进驻资州，而这一驻就是十余日，最终客死资州，这是由当时资州周边乃至整个四川的环境所决定的。

“成都血案”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举兵起义。罗泉井会议后负责组织川东、川南起义的秦载赓，“其军所至，势如破竹，旬月间遂下仁寿、资阳、简州、井研、江内（笔者按：应为‘内江’）、宜宾、犍为、威远、富顺、自贡十余州县”。可见当时资州下属四县均已被同志军所占据，资州处于同志军包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岛。

而端方此时退路已断。在入川途中，端方已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得知武汉三镇尽失。但他严密控制所有来电，以稳定军心。驻扎资州后，所有电报只能发至资州止，“因为端方在资州要检查所有的函电”。更重要的是，就在端方驻扎资州几天之后，即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作为钦差大臣，端方知道自己已无退路。

其时，赵尔丰仍坐镇成都，手握军队，而成都周边武装起义已是轰轰烈烈。由于此时端方与赵尔丰已交恶，所以端方若再前往成都无疑是自蹈险地。所以此时的端方是进退两难，唯有暂驻资州，以观其变。

资州起义杀死了端方，在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中确有重要的作用。正如隗瀛涛所说：“清朝在四川的势力就像一根扁担一样，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而资中在中间起义，一刀砍断，促进四川独立”。资州起义是四川保路运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促进了四川独立运动的发展，也加速了清王朝政权的崩溃。

在这场运动中随同清王朝走向覆灭的重臣端方，其一生“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任两江总督期间，“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他是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是清末新政的积极推行者，是一位引领潮流的人物，受到了舆论的普遍推崇。对于端方在铁路国有化进程、四川保路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端方之死对时局之影响，也有待于我们日后更加深入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资州起义的具体时间、地点等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但资州起义爆发的具体原因、事件具体经过及资州起义端方被杀更深远的影响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