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在一些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的这一现象。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的确立。

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萌发尚未定型形成气候，而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规范性与规模。生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才能定性。

在欧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的发现，东印度群岛的航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 ——亚当·斯密。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它们根本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沉重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 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

这是一种新的事物，代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趋势，具有进步性；但具有出现在少数地区的少数行业当中稀疏且微弱的特点；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体系本身缺乏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

文艺复兴的欧洲，借助古希腊、罗马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发展，公开向神学挑战（伏尔泰）。主要在思想政治领域、人文主义、自由平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

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可信，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就是说，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要探讨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如果瞻前顾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这以前，确也有些个别事例，如徐州利国监的冶铁，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但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所考察的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并有发展，看出明显的阶段性。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要在鸦片战争后有个交代，看出它们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后面将论及。

生产力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资本论》第3卷，第885页）

中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这个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传统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以单个家庭与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无论人力资源还是土地面积都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它无法保证富余产品的稳定产出，更无力供养具有充分消费能力的民间市场。中国自古是单一制封建君主集权国家，庞大的帝国组织靠直接向全国小农阶层抽税来维持。在那个时代尚无现代经济理论，国家计税毫无科学依据，只能简单向全国平均摊派，不具备宏观调控功能，对社会经济并无积极作用。财政税收又多被用于奢侈挥霍或豢养军队，巨额财富无法回到正常的经济流通领域，民间经济即不能从中获利，私人财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资本自然无从积累。这便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

明清两代，尽管在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上的封建束缚有了松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却极稀微。主要是在某些经济作物中、在新垦区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雇工经营。力农致富的人家曾不断涌出，但他们也不断地转化为新的地主和旧式富农。这种旧式富农以至佃富农，恐怕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或者只是小业主经济。

中国古代出现的商品经济多是作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补充而存在，不能因为一时商品经济繁荣而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况且历代统治者都强调重农抑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443页）手工业和农业不同，须分行业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生产力状况。晚近发展经济学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往往不是总的生产水平，而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如十八世纪末欧洲的纺织业，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国的钢铁业，还有后来的汽车、电子工业等。

中国中央君主集权制根深蒂固，皇帝直接掌控全国土地与人口；欧洲封建领主虽掌握土地却缺乏对市民阶层的控制，封建关系较为松散。中国广大自耕农民以自产谋生又极度贫困，既缺乏消费欲，又没有购买力，消费市场无法形成； 欧洲广大城市平民没有土地以经商或手工业为生，购买日常商品是生活必须，有利于市场形成。中国消费品生产主要面向高级消费，丝绸、金银加工、高档瓷器等基本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市场范围小，资本主义发展空间有限；欧洲商品生产服务对象广泛，棉纺、毛纺、制铁等大多是广大群众的日常消费，市场范围大且稳定，资本主义发展后劲实足。中国国内市场低靡商人普遍缺乏资本无力开展对外经营，小农经济倚赖土地没有海上开拓的欲望，具体表现即闭关自守；欧洲市场活跃资本运作通畅，财富的扩张必须继续扩大消费，同时急需劳动力与资源，对外扩张事在必行，具体表现即组织航海拓展殖民地。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只出现江南地区个别部门，没有深入到农村；欧洲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有长足发展，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成为普遍现象。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有促进作用，但未促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欧洲资本主义却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并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使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