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的 “企业的资源基础论”的发表意味着资源基础论的诞生。

资源论的基本思想是把企业看成是资源的集合体将目标集中在资源的特性和战略要素市场上，并以此来解释企业的可持续的优势和相互间的差异。

只有在资源符合VRIN Framework 时， 才可以做为竞争优势的基础。

VRIN的含义是：

Valuable，即有价值的资源，它是公司构想和执行企业战略、提高效率和效能的基础。 Rare，即稀缺的资源，资源即便再有价值，一旦为大部分公司所拥有，它也不能带来竞争优势或者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Imperfectly Imitable，即无法仿制的资源，一般需同时具备以下三点特征： 历史条件独特、起因模糊，以及具有社会复杂性。 Non-Substitutable，即难以替代的资源，不能够存在一种既可复制又不稀缺的替代品。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概括地讲，资源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的内容：

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特殊的异质资源

资源基础论认为，各种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其中又以货币资金为最。企业的经营决策就是指定各种资源的特定用途，且决策一旦实施就不可还原。因此，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企业都会拥有基于先前资源配置基础上进行决策后带来的资源储备，这种资源储备将限制、影响企业下一步的决策，即资源的开发过程倾向于降低企业灵活性。例如，拥有1亿元货币金的企业几乎可能涉足任何产业，但它一旦将这1亿元资金用来购买了化工设备及化工原料，它就只可能从事特定的化工生产。尽管如此，企业仍然热衷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因为资源的开发增加了资源的专用性，有可能提高产出效率及资源的价值。如果决策得当，上面那家只能从事化工生产的企业也许会从化工生产中赚回2个亿。

一般说来，企业决策具有以下特点：

①不确定性，即决策者对社会、经济、产业、技术等外部环境不可能完全清楚，对竞争者的竞争行为、消费者的偏好把握不可能绝对准确；

②复杂性，即影响企业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具有复杂性，竞争者之间基于对外部环境的不同感受而发生的互相作用具有复杂性；

③组织内部冲突，即决策制定者、执行者、相关利益者在目标上并不一致，各人都将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出发影响决策行为。这些特点决定了任何决策都具有较大范围的自由裁量，结果也会各不相同。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企业拥有的资源将会因为企业复杂的经历及难于计数的小决策的作用表现出巨大差异，企业一旦陷入偏差，就可能走入越来越难于纠正的境地。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经济租金的原因。作为竞争优势源泉的资源应当具备以下5个条件：①有价值；②稀缺；③不能完全被仿制；④其他资源无法替代；⑤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为企业所取得。

竞争优势的持续性：资源的不可模仿性

企业竞争优势根源于企业的特殊资源，这种特殊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租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没有获得经济租金的企业肯定会模仿优势企业，其结果则是企业趋同，租金消散。因此，企业竞争优势及经济租金的存在说明优势企业的特殊资源肯定能被其他企业模仿。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们认为至少有3大因素阻碍了企业之间的互相模仿：

(1)因果关系含糊。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企业的日常活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企业的租金是企业所有活动的综合结果，即使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也很难说出各项活动与企业租金的关系，劣势企业更是不知该模仿什么，不该模仿什么。并且，劣势企业对优势企业的观察是有成本的，劣势企业观察得越全面、越仔细，观察成本就越高，劣势企业即使能够通过模仿获得少量租金，也可能被观察成本所抵消。

(2)路径依赖性。企业可能因为远见或者偶然拥有某种资源，占据某种优势，但这种资源或优势的价值在事前或当时并不被大家所认识，也没有人去模仿。后来环境发生变化，形势日渐明朗，资源或优势的价值日渐显露出来，成为企业追逐的对象。然而，由于时过境迁，其他企业再也不可能获得那种资源或优势，或者再也不可能以那么低的成本获得那种资源或优势，拥有那种资源或优势的企业则可稳定地获得租金。

(3)模仿成本。企业的模仿行为存在成本，模仿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如果企业的模仿行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在这段时间内完全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使优势资源丧失价值，使企业的模仿行为毫无意义。在这样一种威慑下，很多企业选择放弃模仿。即使模仿时间较短，优势资源不会丧失价值，企业的模仿行为也会耗费大量的资金，且资金的消耗量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模仿行为带来的收益不足于补偿成本，企业也不会选择模仿行为。

特殊资源的获取与管理

资源基础理论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培育、获取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特殊资源。由于资源基础理论还处于发展之中，企业决策总是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资源基础理论不可能给企业提供一套获取特殊资源的具体操作方法 ，仅能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具体来说，企业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发展企业独特的优势资源。

(1)组织学习 。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人员几乎毫不例外地把企业特殊的资源指向了企业的知识和能力，而获取知识和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学习。由于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不是每一个员工知识和能力的简单加总，而是员工知识和能力的有机结合，通过有组织的学习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可以促进个人知识和能力向组织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使知识和能力聚焦，产生更大的合力。

(2)知识管理。知识只有被特定工作岗位上的人掌握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企业的知识最终只有通过员工的活动才能体现出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需要不断地从外界吸收知识，需要不断地对员工创造的知识进行加工整理，需要将特定的知识传递给特定工作岗位的人，企业处置知识的效率和速度将 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对知识微观活动过程进行管理，有助于企业获取特殊的资源，增强竞争优势。

(3)建立外部网络。对于弱势企业来说，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他们需要的全部知识和能力是一件花费大、效果差的事情，通过建立战略联盟、知识联盟来学习优势企业的知识和技能则要便捷得多。来自不同公司的员工在一起工作、学习还可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促进知识的创造和能力的培养。

资源基础理论同样存在着必然的缺陷。

首先,过分强调企业内部而对企业外部重视不够,因而由此产生的企业战略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其次,对企业不完全模仿和不完全替代资源的确定过于模糊,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且这种战略资源也极容易被其它企业所模仿。

无论是交易成本理论还是资源基础理论，单一的企业理论是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情况的，最好的选择是找到一种复合的理论，在Williamson（1993）看来，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在许多方面相互补充，两者可以相互学习并且在“良性张力”（healthytension）状态下共存。

（一）企业效率差异的综合解释：治理结构差异与资源异质性

关于企业效率差异的争论由来已久，交易成本理论基于资源同质性的逻辑认为，交易费用的降低是提升企业效率的源泉，所以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以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科斯把这一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企业效率差异未必是治理结构差异的结果。效率差异还可能与其他变量的差异有关，如资源能力理论所强调的解决问题的技巧和程序，Lippma和Rumelt（1982）通过对“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的分析，强调“如果企业无法有效仿制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则各企业间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企业资源理论克服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片面关注企业的交易属性的缺陷，从企业内部和内外部相结合的角度寻找企业成长和持续竞争优势的成因。这派学者认为，资源异质性是最基础的条件，但它也只是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单独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的任何一方来进行研究都有失偏颇，企业是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的统一体，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考虑节约交易成本为目的的治理结构设计，也要考虑创造李嘉图、张伯伦和熊彼特租金的资源异质性，才能获得对企业效率根源更为本质和全面的认识。

（二）企业控制权的集中与分散：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权衡

控制权的配置可以沿着两种路线，一是根据现实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规定，控制权来源于财产所有权；二是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控制权的效率基础是知识和信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契约理论机械地讨论了企业的契约属性，把代理成本作为决定企业权力安排的变量，考察了企业控制权的最优配置问题，得出“资本强权”和“股东至上”的结论。但是它忽略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和学习特征，资源基础理论注重控制权与知识拥有者相对应，企业的核心资源拥有者应该具有最大的决策权力。

控制权的产生基础往往是冲突的、非对应的

在控制权的配置过程中，企业将面临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共同约束，现实中控制权的产生基础往往是冲突的、非对应的。既有可能面对知识分工条件下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带来的知识成本约束（包括知识的转移、学习和传递成本，以及决策者缺乏知识和信息而作出错误决策的机会成本），也有可能面对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代理成本（权力转让和委托代理过程中代理问题和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成本）。所以，在讨论企业控制权分配的时候，引入知识成本因素，结合两种理论考察发现，企业控制权的集中和分散是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生产的分工和协作过程，其分布状态取决于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过程中企业组织成员私人知识积累的专用性程度。知识成本随着企业集权程度的提高而不断上升，代理成本则随着集权程度的提高而递减。因为资源是不可复制和不能完全流动的，如果企业主集权程度较高，那么较高的知识传递、学习等成本可以超越其代理成本降低的程度；反过来如果企业主分权程度较高，部分决策和控制权转移给拥有知识和信息的成员，降低了企业的知识成本，但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代理成本随之升高，最终的总成本要在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双向变动中达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