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年08月17日- ），德国女作家和诗人，1953年8月17日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特基多夫。1987年移居德国。她以写作德裔罗马尼亚人在苏俄时的遭遇著称，目前她的大多数作品已在中国大陆出版。2009年10月8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特基多夫一个农民家庭，所在村庄以德语为通用语言。

1973至1976年，米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学研究德国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这个大学大多数学生都是匈牙利族或日耳曼族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罗马尼亚经常受到排挤，所以对罗马尼亚族一直都有非常强烈的对抗情绪。米勒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巴纳特行动组”（Aktionsgruppe Banat）。这个组织成立于1972年，其成员是一群在罗马尼亚巴纳特施瓦本地区的德裔少数民族青年，宗旨是追求言论自由。这一作家团体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论，反对当时的罗马尼亚集权政府，米勒也不例外。

毕业以后，米勒在一家工厂当翻译，但由于她抱着坚定的不合作态度，拒绝成为秘密警察的线人，也拒绝告发工厂的同事，1979年被该厂解雇。其后，米勒就受到了来自秘密警察的监视、跟踪、甚至是搜查和审问，她的正常生活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在这高压的社会环境下，恐惧已经成为米勒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还曾经试图通过自杀的方式来获得这暗无天日生活的解脱。当然，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不过米勒找到了另一条开启自己心扉的途径：文学创作。

1982年，米勒在罗马尼亚发表了第一部文学作品——名为《低地》的短篇小说集，描写了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庄的艰苦生活，在出版后不久遭到了罗马尼亚当局的审查和删减。

1984年，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未删减版本在德国得以发行，受到德国读者的热烈追捧。而后，米勒又以罗马尼亚语写作了《沉重的探戈》一书。

由于多次在书中对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批评，并且担心秘密警察的侵扰，1987年，米勒借着当时德国的回归政策，米勒终于离开了那个让她身心俱疲的罗马尼亚，来到了德国柏林，从此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1995年，她成为了德国语言和诗歌科学院成员。米勒还到各个大学讲授，并分别在1998年和2005年被卡塞尔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2009年出版《呼吸秋千》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专注于诗歌以及散文的率真，描写了失业人群的生活图景”（who,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 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

2013年10月，米勒因严重的胃肠穿孔被紧急送往德国西南部的一家医院入院治疗。她所在出版公司的编辑克里斯汀娜·奈克特随后表示，米勒接受了良好的照料，身体正在康复。

米勒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在她作品中总有一种洗不去的阴暗的气氛，在她的处女作《低地》中有过一篇短篇小说名为《我的一家》，以简单而明了的话语勾勒出了组成这个家庭的成员，用“我的父亲和另一个女人还有另一个孩子”和“我才是另一个男人的孩子”等文字，揭露了家庭成员内部令人不齿的血缘关系和婚外恋。叙事者暗示，我的父亲有个情妇；而我是母亲和邮递员的孩子；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结合是乱伦；母亲和舅舅其实都不是外祖父的亲骨肉；外祖母是曾外祖母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这个看似简单而实际暗藏着种种丑陋、出轨、背叛的家庭是一个婚姻伪装下的谎言。村庄与“我”之间也永远都存在着不可丈量的距离，从未成为过“我”成长的乐园，而是一个充满恐惧、暴力、束缚的残酷世界。村里的男人们夜夜酗酒，女人们在劳苦和家暴中日渐衰老，教师们指导家长体罚儿童，领导们愚钝不堪……正是这样的家庭和村庄，构成了叙事者童年生活的社会，种种丑恶的现象对叙事者内心的扭曲和摧残，粉碎了叙事者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

类似这种文章并不是米勒的凭空想象或是道听途说。米勒从小就生活在二战留下的阴影之下。她的母亲整日都生活在父亲的打骂之下，只会以泪洗面，从来没有给过她正常的母爱。父亲更是与酒相伴，除了希特勒和德意志，对其他的事物一概没有兴趣......再加上族裔内部奉行的德意志精神和人们的冷漠、虚伪、背叛等等，使得米勒童年一直都生活在恐惧的气氛中。无爱的家还有恐惧的村庄，造就了米勒的童年创伤，也成为了她创作的源泉。但是这不仅仅是问题的全部。罗马尼亚社会环境的黑暗和虚伪。来自秘密警察的监视、搜查、审问等一系列政府的打压手段也越来越频繁，甚至连村里的人都开始孤立米勒及其家人，这类问题也是米勒一直想要驳斥的。

米勒生活的时代正值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的黑色统治期。为了满足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的需要，大量极权主义运动在全罗马尼亚盛行。

米勒曾说：“我的写作层面是那个巴纳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后来，是那个集权主义国家罗马尼亚。这个国家让一切经历都保留着自己的本身，因为权力的视线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后来称之为‘集权主义’和‘国家’的东西，只是一个偏远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

米勒首先目睹的是罗马尼亚的精英阶层——那些经济领域及党政、部队的干部，安全人员，警察。他们衣着考究、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生活在国中之国，有自己的住宅、商店、医院、餐厅、猎场和度假胜地。他们很机灵，身体和舌头都会谄媚，爱干净。他们毫不费力就能夺得监督者的位置，似乎天生适合做党务工作。按照他们的逻辑：国家精英不仅自己要出类拔萃，面对被国家质疑的人更要表现优秀。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得想办法让老百姓保持沉默和害怕。他们虽然高高在上，却随时可能倒台，其地位、优势、物质保障、生活方式可能一夜丧失殆尽，连同整个派系一起跌入平常百姓悲惨的生活中。精英的孤岛们华丽又脆弱。以保护为借口，罗马尼亚的平民百姓开始置于上层的直接管控：划定区域，制订计划，任意制造事端，在早己噤若寒蝉的人群中再次施以雪上加霜的毁灭性一击。

譬如在《人是世界上的大野鸡》里，米勒描写了一个落后迂腐的小村庄。在村里，三四个干部统治着所有人、所有的东西。这些干部有的刚刚毕业，他们从城市来到巴纳特这个小村庄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而职责就是威胁、审讯和拘捕，干部们不断宣扬他们的主义：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里，他无边无际，无所不在。这些小干部自然而然扮演忠诚的角色来驯服村人，对人们实施潜移默化的影响。米勒曾说，这个国家的年轻干部是最老的，因为他们模仿独裁者时毫不费力，比起年长的人更加惟妙惟肖，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姿态动作。在那个巴纳特的小村里有405户人家，约莫1500人，大家都在恐惧中度日，没人敢随便哼一声。

又如米勒在《心兽》中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者，观察着集权统治下的一切。

1980 年，“我”刚上大学，和另外5个女孩同住一个宿舍。突然有一天，舍友萝拉被发现在宿舍里自杀了，“我”却不相信她会自杀，拿走了萝拉的日记本，想要找到事实的真相。

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他们同样也不相信萝拉是自杀的。然而，“我们”的这种行为却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威胁悄然降临。搜查、审讯变成了家常便饭。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但由于不合作的坚决态度，都被工厂辞退了。同时大家也感觉到，死亡的威胁越来越近。最后，格奥尔格和库尔特相继去世，而“我”和埃德加则离开了那个令人恐惧的罗马尼亚，逃往了德国。

米勒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在这个集权社会中，普通老百姓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获得。即使能获得，那也是通过其他途径交换而来的。而米勒通过“我”的视角，更是揭露了这个社会不堪和堕落的一面：稍有姿色的女子几乎是公共物品；家族内的强奸和通奸更比比皆是；工厂里男人和女人交欢也已见怪不怪。

整部小说几乎都是“我”类似于意识流的支离破碎的回忆。因为这种回忆里承载了太多的痛苦，是“我”不愿面对的，也是任何一个有感情的人不愿面对的。在这个专制的残酷社会里，想要活下去，要不就是发疯，要不就只能通过堕落的生活来麻醉自己，毁灭自己。

通过文本，通过与自己对话，米勒呈现的更多是一种否定的文化，她用否定的文化去说肯定的东西。

马尔库塞认为，“肯定性文化是抚慰型的，是使人的生命陷于停滞状态的；而否定性的文化则可以昭示出生命的激情和进步。因为，通过对不与现实趋同的间离方式，人一直被压抑和控制着的本能和感性获得了解放。所以，否定的文化，就是要求艺术家的创作首先是以不协和的姿态对抗现实的不和谐，以否定的摧毁性的形式去破坏现实的物化的具体形式。”

米勒作品的否定性，是对那段极权历史做出人道上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彻底的，激烈的，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米勒不是在谈绝望，而是在谈希望，但她的希望是伴随在无边的失望之中。她对极权的叛逆，是因为对人的希望。因为她要谈的不是极权本身，她要谈的是关怀，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对人类未来的关怀。米勒用其大爱之心包容这些可能在受冻挨饿，无所依托的弱势群体，用自己的声音替他们呐喊，米勒以宏大之心满怀人道热情，这是米勒的坚持。

自传性叙事体系

赫塔·米勒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自传性特征。米勒的自传性写作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童年的特殊经历成为其日后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自传性写作时现代女性作家写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女性作家往往在文本中流露出自我经历和对生活的深切感受。

散文作品集《低地》具有自传色彩，此作品集的创作背景正是米勒大学毕业后，因拒绝和罗马尼亚安全部门合作从而人生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

这个版本共收录了《墓前悼词》、《我的家》等19篇散文。作者用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通过一个内心充满怨恨与惊恐的少女视角向世人讲述了罗马尼亚讲德语的少数民族落后的生活形态。

米勒的自传性写作又有其独特性：

首先和传统的女性写作多是个人感受的肆意流淌不同，她的文风是理智且冷竣的。

其次她的自传性写作涉及她的人生的各个阶段，在她诸多的作品也都有所表现，可以说米勒建立了独特的自传性写作体系。

串珠式叙事

串珠式叙事手法是米勒小说中表现出的最突出的叙事策略。

串珠式叙事手法是我给米勒的小说叙事策略的界定，灵感来源于碎片式叙事风格。碎片式叙事风格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比较重要的叙事手法，它主要源于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传统叙事方式的解构——任何传统的创作秩序或统一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支离破碎和消亡。

米勒的小说叙事手法，具有碎片式叙事风格，她小说的每一个部分都自成体系，上下部分的衔接并不是很紧密。用碎片式叙事来形容米勒的叙事方法，似乎又不能形容她的风格之美。

米勒小说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会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名字。这些名字取自动物或者静物，由此形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统摄着每个小部分，使各个小部分成为像珍珠一样精巧、圆融的独立个体。这些珍珠串联起来就形成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小说，因此把她这种独特而精巧的叙事手法界定为串珠式叙事。

破碎意象的拼贴及隐喻

赫塔·米勒曾指出“在小说中我还没有走那么远，伤害和恐惧感令我麻木，但在拼贴诗中我突围了，这是另一片天地，我可以摆脱伤害，摆脱我阴郁的性格，在拼贴的世界里自由翱翔”拼贴是赫塔·米勒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的特色。

迄今为止，她创作了4部诗集，无一例外的都是拼贴诗。这些短小的拼贴诗没有标题也没有标点符号。

拼贴诗使赫塔·米勒内心中的恐慌，对暴虐统治的控诉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此来书写在专制禁令下无法言说的人生体验。

赫塔·米勒运用拼贴的方式创作诗歌并不是炫耀其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而是在罗马尼亚的高压下不得不采取的“复杂的语言攻略”。

对世界而言赫塔·米勒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世界对罗马尼亚社会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二战前后欧洲社会状况更加深刻的认识 ，还有对人性的更高的审视和关怀。作为生活在罗马尼亚的说德语的少数民族裔作家，她自然地描绘她眼里的罗马尼亚人和她自己，在世界的舞台上揭露了社会的阴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审视和关注。

反面：

在文化评论人刘仰看来，“米勒小说的诗性只是她弥补其作品薄弱的故事性而采取的拙劣手段……把诗性放在故事性之上，用写诗的方式写小说，最终弄巧成拙。”

德国“文学批评教皇”拉尼茨基在谈到米勒时说：“我不想谈那个赫塔·米勒。再见！”

正面：

德国总理默克尔称米勒“缘于极权、压迫、恐惧的生活经历的伟大文学，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米勒在德国找到了故乡”。

德国总统科勒说：“为了抗拒遗忘而写作，提醒人们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在东欧剧变20年后的今天，米勒的获奖具有特殊的意义。”

作家邱华栋说：“她的语言充满了意象和比喻，明喻和暗喻，非常具有穿透力。”

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米勒的作品：“米勒的语言很丰富。她是一个毫不留情的批判家。她是德国文学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