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辉是第17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第十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闻战线全国巡回报告团”成员，全国抗震救灾报道先进个人等。

多年以来，他勇挑重担，不畏艰险，主动深入灾区、险区，屡次经历生死考验，圆满完成对多项重大和

突发事件的现场采访报道。曾上远望三号航天测量船跨越三大洋，赴伊朗巴姆地震重灾区抢救重伤员，随科考队在喜马拉雅山冰川徒步采访50天，赴印度尼西亚海啸重灾区采访世纪灾难，跟踪2005珠峰测量行动超过百日，随潜水员潜入云南抚仙湖底探访水下古城，单车横穿罗布泊进行科考探险，重走中国西北角走访7省区超过15个月，第一时间赶赴汶川地震重灾区现场……在沙漠腹地、雪山深处、海岛礁盘，他采访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不论条件如何艰苦，环境如何恶劣，困难如何巨大，他总是满怀激情，想尽办法，出色的完成报道任务。

多年来，他采写了《花开班达亚齐》、《追问世界之巅》、《远征好望角》、《七问“论文迷局”》、《生命日记》等一大批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新闻作品，拍摄刊发了大量新闻事件的现场照片，著有《永远的汶川》、《亲历世纪大灾难》、《珠穆朗玛峰究竟有多高》等书，数十篇新闻作品曾获得各类新闻奖，著作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目录。

2020年4月25日，人民创投合伙人赵亚辉教授在完美世界教育联合复策国际商学院推出的“复策战疫 在线赋能”第九期公益直播中，首次提出“丘比特公式”和“丘比特经济模型”。

他的事迹曾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新闻调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新闻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他曾受邀在清华大学、兰州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知名学府做报告。他的“重走中国西北角”博客访问量已超过2700万，留言和评论超过10万条，被评为新浪2008年十大影响力博客。

他也是新公益精神的坚定实践者。他自2007年发起的资助北川贫困学生公益项目——“上学之路计划”已经帮助数百名学生走进大学校园；他倡导的“拯救中国最美的湿地草原——若尔盖”环保公益行动被认为是改变若尔盖草原沙化状况的重要里程碑，他设计的“认领湿地草原机制”是第一个规范的公众参与治沙的新机制。他也因此被授予北川羌族自治县荣誉公民，若尔盖草原环保公益大使。

2007年6月21日赵亚辉从四川内江范长江故居出发，去关注时代大变迁下的微观西部，去还原一个真实可触的西部中国。采访路线覆盖范长江当年西北行主要路线，同时深入到西部其他有价值、有特点的地区，并扩展到新疆。深入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青海等七省区等7个省区，行程超过10万公里，逾180个县，具体包括12个主要路段：寻访川西北——迂回甘南——单车探秘罗布泊——巡访青海——行走河西走廊——环绕巴丹吉林沙漠——纵穿宁夏——回访红色之都——东天山南北——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震后再访川西北——远征西北角（北疆）等。

沿途路过人迹罕至的草地，红军长征的雪山，原生态的藏区，荒凉干旱的大漠戈壁，神秘的罗布泊，少人进入的民族聚居区，丝绸之路上的古战场，辽阔神秘的内蒙古西部，人迹罕至的三江源，雄伟壮阔的喀喇昆仑和天山深处等地区。

——亲历新闻现场是一种幸福

生命中的意外与必然

生命有一种奇特的轨迹，偏左或者偏右，发生或者不发生，充满了意外。

9年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将来会做记者，我对这个行当没有一点认识，那时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工程系大四的学生。和其他同学一样，我的每一天几乎都在计算机程序中度过，大学里我甚至没有上过语文课。

作为一名成绩很不错的学生干部，我被寄予的希望是留校和继续深造。但是有一天，一个小小的意外改变了一切。我偶然踏进了学校图书馆四层的一间房子，这里我以前很少进来，在不经意地浏览中，我翻到了《北京市考研目录》的最后一页，“中国新闻学院”几个黑字随意地闯进我的眼睛。

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我这样形容这一刻：“我一呆，合上书，闭上眼，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事实的确如此，这一刻是一个“引信”，点燃了我心中的火山。

第二天，我坐了大半天的公交车，跨越了大半个城市，来到了这所我从未听说过的学校。在和一帮同学还有几位老师聊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简单地做出了决定。

半年后的一天，我坐在中国新闻学院一间宽大的会议室里，正是研究生的面试。一位白发苍苍的学者平静的问：“你在一所很不错的大学中一个不错的专业学习，四年的时光不能算短，放弃所学你不觉得可惜吗？”

当时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竟然走神了，我突然想起了两年前去世的父亲。父亲的专业也是机电工程，他的学历是中专。当年考大学，我的专业是他选的，说是子承父业。

父亲是典型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这一辈子都在执着地寻找，也一辈子没有离开煤矿。他对待生活极其认真，对待工作极其拼命，他毫不吝惜地把热情投入到矿区建设中，最终过早地搭进了自己的生命。在偏远的山沟中，他做过普通的工人，也做过矿区的领导。他曾经叱咤风云，也曾经遭遇不公，在离去的时候，更是饱偿人情冷暖。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但他留给我唯一的遗言，是把自己葬在当初他划定的矿区分界线上。

父亲走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大二的我感受到了无尽的人情冷暖。我知道，这只是父亲感受中很小的一部分，他承受的比我要多得多。几个星期后，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突然明白了，父亲留给我的遗言其实是一份渴望，对事业的渴望，对激情的渴望，对生命的渴望。那时，我写下了平生中第一篇真正意义的文章《血色朝阳》，文章的主角是我永远的偶像——父亲。

父亲的离去，让我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也间接让我走上了文字工作之路。《血色朝阳》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发现，原来通过文字，可以表达感情。此后每学期，我会在校刊上写一篇文章。虽然产量很低，但我很认真，也乐在其中。

再回到面试的现场，其实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有原因的，很多选择既偶然又必然。就像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其实无时不刻都在选择。中午和谁吃饭，吃什么饭，说什么话？下午做什么事，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会伴随人的一生。一些不经意的选择积蓄着，一些不经意的意外出现着，到一定时候，会生出改变生活的变化，甚至是决定命运的巨变。

意外是什么？就是这些变化的催化剂，也是生活的一种本质。意外本身，不可预知。但意外发生后，还会发生什么，或许是一种必然。至少，有一点是成立的，你怎么对待意外，意外就怎么对你；换句话说，你对待意外的态度不同，结果可能就会不同；再换句话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然，要搞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或许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对我来说，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

事实上，当你认真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激情，拥有了对生命的另一种品味。英特尔公司原董事长格罗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是同一个意思的另一种的告白：人活着需要激情。

在一本书上，还曾经看到过一个比喻：如果把地球的46亿年假设为一昼夜24小时的话，那么，在前面23个小时59分59秒的时间里，人类都没有露面。这最后一秒，其实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依次类推，如果把人类历史假设为一昼夜24小时，那么，一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这最后一秒。

人的生命只有一秒，怎么能不好好品味。

心灵可以穿越生死

在对生命的品味中，我最终选择放弃父亲替我选择的专业，成为一个记录历史的平凡人。

在我为时不算长的记者生涯里，见证了不少重大和突发的新闻事件。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能赶上这么多大事。其实很简单，因为你用心了，因为你投入了，因为你愿意去了，因为你舍得放弃了，所以你把握住了，然后你超越了自己。

我时常在思考，怎样才算做一个好的记者？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新闻，一个好的记者，应该能用好的方式给读者讲述你看到的有价值的新闻事实。

这说起来不复杂，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

首先，用好的方式去讲述，不容易，意味着记者要有很好的业务水平，要善于讲故事，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长期的练习、实践和积累。

其次，要看到有价值的新闻事实，更不容易，意味着记者要到新闻现场去，要到一线去，去亲身感受，去亲身体会。

有没有去亲身感受和体会，对记者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只是道听途说，不管你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永远只能停留在新闻的表面，很难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只有深入现场，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当中，与新闻事实面对面，与新闻对象心贴心，才能倾听到心灵的声音，才能使自己感动，才能激发热情产生灵感，才能发现最本质、最真实的东西，才不会被一些假象所迷惑。

在深入现场和一线的过程中，记者往往会遇到困难，遇到艰苦，遇到意外，遇到感动，遇到震撼，遇到惊奇，甚至会还会遇到生命危险。当这一切都成为你生命中印迹的时候，记者增加的不仅仅是阅历，而是对心灵的净化和对生命的感悟，这种东西可以穿越名利，穿越金钱，穿越生死，变成新闻作品背后的灵魂，终身受用。

我经常会想起自己采访经历中第一次失声痛哭的情景，那是在伊朗巴姆地震灾区，时间是2003年12月27日。

之前一天，这座有2200年历史的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发生了7.0级地震，死亡4万多人，我经过了30多个小时艰难行程，到达了灾难现场。灾区的条件非常恶劣和艰苦，整个城市成为废墟，大部分居民死伤，政府瘫痪，余震不断，水、电、通讯完全中断，我们中国救援队带来的首批救援物资甚至找不到官方机构接收。

形式危急，救援队决定，立刻向民间组织移交救援物资，但需要人押送和见证，最好能拍下移交的照片。作为记者的我责无旁贷，和另一名救援队员离开队伍，执行这个任务。在完成移交并拍摄了救援物资移交全过程之后，我和这名队员在返回城区途中失散了，也因此失去了和救援队的联系。我孤身一人，一边步行寻找救援队，一边在灾区采访。在触目惊心的灾区，我看到了很多悲惨的场景，当我到达一片空地的时候，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不由自主，跪下来，泪流满面。

这里有数不清的遗体，成千上万，被白布包裹着，在眼前铺开，一直伸向远处的天际，没有尽头。面前是一排排密集堆放的遗体，许许多多的推土机同时工作着，在他们身上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黄土，行成一道道“田埂”。还有大大小小的坑，里面的白色密密麻麻。

在一个摆放着几百具遗体的大坑里，只有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跪在坑中间一具遗体旁，双眼通红，呆呆地凝视着。小男孩的头顶，是一个辆推土机的翻斗，装满了土，正准备倾倒。时间突然这样停滞了，男孩不动，机器也不动，很久很久，整个世界仿佛定格成这样一个奇特的画面。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东西。

任何一个人，不论你是谁，都毫无例外地要面对哈姆雷特同样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穿越生死，但是心灵可以。

很多时候，当心灵穿越生死的过程中，身体也会遭受考验。2004年8月，在西藏阿里纳木那尼雪峰的冰川上，我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考验。

那是参加为期50天的中美联合喜马拉雅冰川科考，我是唯一一名记者，科考的重点区域是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最高峰、海拔7694米的纳木那尼雪峰，那里有中国最厚的山谷冰川。

那是我们冲锋主冰川的日子，科学家们要从海拔5600米爬到海拔6300米的主冰川上打下冰芯，获取科学资料。之前，我们已经历经了十几天的攀登和准备，由于装备差，鞋也有问题，我的双脚后跟被严重磨烂了。

副队长就给我发了两双厚厚的毡垫和一双高腰胶鞋，让我穿着它和另外几名队员一起同行，但是途中我们失散了。在那种地方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很难兼顾别人。在主冰川上完成采访工作之后，由于体力、装备和受伤等种种原因，在返回营地的途中，我孤身一人落在了最后。

晚上9点多，我已经扔掉了干粮、水等任何能扔掉的东西，走了10个多小时，体能接近极限，这时候天逐渐黑了。我很幸运，当我最困难的时候，从雪峰的峰顶升起了一轮明月，帮助我没有迷失大方向。我继续一步步摸索着，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地方，每走一步都是一种煎熬，由于体能极度消耗，我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感觉，自己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在梆梆地跳，这可能是心脏负荷过重的一种表现。

我记不清当时在想什么，只记得不停地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停下来，一定不能休息，就这样，我又走了5个小时，最终，在凌晨2点一步一拐地到达了营地门口。

那时，所有队员都等候那里，他们一一和我拥抱，欢迎我的归来。那一刻，我永远忘不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记者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记者是社会的了望者，是时代的参与者，是历史的见证者。记者的视野眼花缭乱，记者的世界五彩缤纷，记者的生活普通平凡。

记者又是一个很平常的职业，与其他所有职业一样，做记者的过程就是做人的过程。能做一个好的记者，就像做一个好的人，最难的是超越自己。

曾经有一个网友问我，“我准备改行去做记者，能给我什么建议吗？”我想起了北宋范仲淹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也是我多年以来最深刻的体会。或许每个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无疑这是人生的指明灯，也是给记者的箴言。

要做一个好记者，没有平常心不行。因为你选择了这个职业，意味着你要面对很多很多。以人来说，上至政府高官、亿万富翁，下到黎民百姓、乞丐罪犯；以事来说，或许艰难，或许困苦，或许危险，或许平凡……有了平常心，才能平等待人，冷静待事，才能科学、合理的完成你的工作。

当然，有平常心决不意味着丧失激情，这好像是一个矛盾，但是矛盾本来就是生命的本性。对于一名记者，这种本性更加集中，更显放大。要做一名好记者，需要有热情，也需要有平常心，二者之间度的艺术，可能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实验，去琢磨，去感悟，去品味。

在品味的过程中，还需要一样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勇气。当事情出现的时候，能不去躲避，能走上去，能主动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好记者的必然选择。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对自己感到欣慰，因为自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在印度洋海啸中最严重的灾区印尼亚齐，面对着成群裸露腐烂的尸体，面对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没有任何装备的我，在中国国际救援队员的感染下，走了上去……

在2005年的珠穆朗玛峰复测行动中，在大雪纷飞的秦岭，在寒冷刺骨的藏北，在大风呼啸、昼夜温差近60度的珠峰高海拔地区，我坚持采访了100多天，看到了一群平凡普通的测量队员如何完成了一件很不平凡的事业……

在远望三号航天测量船上，在几乎“与世隔绝”的76天里，在风浪摇摆的折磨和枯燥单调的生活中，我每天坚持把采访过程和远航感受记录下来，每天坚持拍照片，积累了数万字的“远望日记”……

还有，在云南抚仙湖的十几米深的水下，在南海西沙群岛的礁盘上，在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腹地，在藏东南麦克马洪线附近的森林间，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枯死的胡杨旁，在宁夏百年罕见的恐龙化石堆里，在北京航天城坚守神舟六号的七昼夜中……

只要你付出了，总会有收获。

或许，收获会突然出现，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

就象我在远望三号的时候，当任务结束停靠南非开普敦港补给的那天，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几名华人专门上船找到我，拿出从网上打印下来的《远望日记》说：感谢你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船员们的真实生活，他们太艰苦了，太伟大了！他们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开普敦的许多华人华侨和留学生都在传阅这个日记，看到这些平实的文字，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听到他们这么说，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觉得，这是对一个记者最高的奖赏。

2020年8月，当选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