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佑（1510—1569），字世胤，号方崖，明台州冠屿（今温岭市大溪镇）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入仕后历任刑事执法、监察诸职，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有“持法任职之臣”“真御史”之称誉，时人赞其“清白之操，持衡之守，为天下平”。

赵大佑为官三十载，从初授凤阳推官到转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后在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历任诸职，终任刑部尚书，始终践行“体国亲民”之念，尤其在监察、理狱、治政中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清正廉洁。

嘉靖十七年（1538），赵大佑在凤阳推官任上三年，因“悬断若素习者，以淑问著声，荐剡四腾”，被推荐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巡按江西、贵州、南京三地。他坚持“务实政而略虚文”，每巡一地都直面问题，尽责担当，扶正纠邪，政声颇佳。

嘉靖二十年（1541），他巡按贵州，无论地方险易都“一一亲历”，即便是“前官未尝巡历处”，也“不惮亲临且不扰（民）不遗（漏）”，深入实地了解民情。他在《按贵奏议》中提出了19条建议，涉及加强教育、从严治吏、依律治事、明慎理狱、节支公费、严格财政等方面。

赵大佑痛恨贪腐，对以权谋私深恶痛绝，曾道：“夫仕既以食君之禄，君使之，又渔其财，与仓鼠奚异？”又道：“夫盗公家之利而自润，而又灭其影，在法毋贷。”他惩治了无数贪官污吏，且执法不阿、不徇私情，甚至弃自身安危于不顾。

在巡按贵州时，他发现宣慰使安万铨“贪地害命灭事”，致死无辜逾数百，且偷欠粮税、擅开矿场，牟利巨万，已是罪行昭著但依然压案未办，于是先下令捕杀安之爪牙张仁、李木，再治罪安万铨。是时，贵州巡抚刘彭年受安万铨贿赂，指使他向各衙门发文称赵大佑招衅寻事，以武装威逼赵大佑。赵大佑暗中防备变乱，并大义凛然道：“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爱一身哉！”安万铨被逮捕后，赵大佑主动请命审讯，并依律奏请朝廷定罪安万铨。贵阳人称赵大佑是“前无所有，卓茕不群，盖抱究鸿略者”。

嘉靖三十九年（1560），赵大佑在刑部左侍郎任上，奉命勘问伊王典楧纵侈不道，有违祖制之事。伊王听闻后纳贿于严嵩，严嵩示意赵大佑饶恕他。赵大佑叹道：“奉敕推勘，而不以实闻，置国法于何地？”他在查明情况后，尽数揭发伊王罪行。次年，赵大佑被调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不久因坚持案件应依律由法司审理，由都察院、刑部平议一事被严嵩设计逐出御史台，并遭贬官二秩。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严嵩、严世藩父子罪行败露，严世藩下狱，严嵩致仕，赵大佑迁升南京刑部尚书。他在查办齐庶人可涧杀害家仆反诬富室子儒生陆某所为案件中，面对诸多官员畏势引嫌不敢断案，毅然独出法办治罪齐庶人，并释放陆某；在面对世宗至宠近侍宦官黄锦为属下马广犯死罪而请托，并行重贿于他时，严辞拒绝称“岂可以大霈释当诛之人”，奏请朝廷杀之，行弃市之刑。

赵大佑在严格依律治事的同时，坚持治狱宽猛相济，曾道：“人命至重，王法至公。”看到刑狱“因循日久，往往断理不公，怨声满道”时，提出“务要虚心鞠审”“虚心推究、缘情求实”“禁止滥用酷刑”“疑罪从无”，对“轻罪或无干证的”予以释放等主张。是时，南京人称“执法不冤者，则一口以为赵尚书云”。

嘉靖四十四年（1565），赵大佑在刑部尚书任上进资德大夫，勋正治正卿，其祖、父皆进尚书，祖母暨母皆夫人，满载殊荣，门楣光耀。对此，赵大佑告诫子弟道：“门第高，可惧不可恃。以成立之难，而覆坠易之也。愿而曹惧之。”

赵大佑祖上历来重视治家，严不废律，把“子姓受约束，勤生产，起财以义，敬重祖先”作为家训延续，强调“治家不富不贫，守己无荣无辱，先世咸考终命，后人永保贞吉”。淳厚、严谨的赵氏家风家训影响了赵大佑的一生。

在赵氏祖训中，最核心的是强调对子弟的教育，称“食可无（少），衣可缺，读书不可失”，要做到“躬行惟师友，事业在诗书”，并反复勉励子弟刻苦学习，谨记“务学当有常，否则一暴十寒矣；用功当知要，否则泛而不切矣”，做到“隆师友，笃课程。朝夕鞭辟，讲明义礼，不使追逐时好”，并告诫子弟“饱食暖衣宜思自树”“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恐不得老；未贵而享既贵之福，终不能贵”。

赵大佑入仕前，在县学读书时曾因学田少而难供学费，夫人牟氏将所有陪嫁妆奁资助于他，自己过着“食不重味，衣布帛，无纨绮”的生活，日夜操劳，“由衣服饮食，由执事，毋敢倦勤”。赵大佑得夫人治家有方，潜心治学，终中举、进士、入仕。

此后，赵大佑虽长年在朝为官，与子弟少相聚，但始终牵挂对子弟的教育。他在《喜得家书示儿》中指出：“寒暑资身有敝庐，辛勤应自惜三馀。相思勿忘临歧话，万里何妨少寄书。”让家中子弟牢记他的临别嘱咐，珍惜当下读书条件，珍惜时光努力学习。

他还请弟弟赵大佶帮忙教育儿子，在《复佶弟书》信中写道：“忠、愈二子得荷监督，不致荒废”。得知族弟入学，他在《答族弟受书》信中不仅要求踏实求学，持之以恒，还教授学习方法和途径，称：“继自今须熟读经书，讲习章旨，次则习子史，诵古文，多作文字，更须就正胜友，庶无自是之差，久则自然向进也。”

赵氏家训更把对子弟的品德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作为做人立身之根本，并强调言教不如身教，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在这一点上，赵大佑比祖上要求更为突出，认为训饬子孙“动必由礼”，在《途中示儿》诗中教子“丰思无逸豫思贫”。他在《答世服书》信中告诫弟弟赵大佶道：“文字之教，犹在次等。第一是饬其勿得轻言妄动，勿得纵酒耽欲。假饶为人不端，即是不才子弟，在家已不好，在邦尤不好，要官作何用？”在得知赵大佶即将赴官，在《复佶弟书》信中告诫要廉洁从政，称：“士君子平居自许颇觉容易，惟是临财当事，若非确有定见，势利所在，鲜不动心改图。”在得知族弟世卿在学校受罚，他在《答族弟世卿书》信中告诫道“行为不得，反求诸己，自今以往，尚须循守条约，勤若自工，以图恢复”，并勉励道“古人成功立业，往往于艰难困屈中得之，愿子加意自勉”。

赵氏家风崇尚孝悌，认为此是做人根本，赵大佑为族人子弟率先垂范。他对父母极为孝顺，致仕后家居五年，“足迹未尝一至城府，晨夕必在二亲之侧”“饮食必躬阅视，其寒暑衣服调摄唯谨。每遇节序，率诸子弟罗列阶下问安上寿”。期间，朝廷召其复任南京刑部尚书，再召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都被他以“病子衰亲，相依为命”等为由而谢拒，终未赴新命。时人赞其“公之始为忠，而卒以孝终，盖两完矣”。他对兄弟也是“友爱尤笃，视其弟大伦、大佶，怡怡如也，卒教成之，皆为举人”。同时，他“接宗族乡党极有恩义，驭僮仆严而有恩，厚于待人而薄于自奉”“曲尽情好，不作富贵相”。

赵大佑性嗜读书，虽日常公务繁忙，暇时仍手不释卷，生前即对所作诗文作品予以整理结集，取名《燕石集》，有序文2篇、正文五卷，卷一为“奏疏”共17篇，卷二为“传、序、祭文、志”共16篇，卷三为“诗”共160篇，卷四为“书”共88篇，卷五为“外集、祭文、后序”共26篇。

隆庆六年（1572），赵大佑长子赵成妥刊出《燕石集》，后被列入清代《钦定四库全书·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三》，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原文。

《燕石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获时人高度评价。明中后期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为《燕石集》作序，认为赵取“燕石”（似玉之石）为名“盖自谦耳”，在评价赵之诗文时，更是赞叹不已，称：“今读公诗，则皆和平朗爽，有朱弦疏越之音，而五言古、近体尤自长城。至于文，典雅简劲，太羹不和之味，流羡于齿颊间。”应大猷（明正德九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应赵子之请亦为文集作序，并称“其文平正婉丽，如方池圆沼，波涛不激”。

《燕石集》较完整地体现了赵大佑“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强调“道不传，文独能兴乎”，并赞同“文章不关世教则不作”的观点，称今世所谓论文“其虚且泛者等诸滑稽邈然不涉於事情姑勿论，即有稍似，亦不越优孟抵掌作叔敖”。

收录的奏疏较全面地记录了赵大佑的为政理念和治政业绩，应大猷称“历览前后奏疏，激烈恳恻，率皆为国、为民、为社稷”。从收录的诗文、书信看，“诗以言志，以意逆志”，特别是大量的诗、书显示出赵大佑对亲人的关切和对僚友的嘱咐。如他从妻弟存轸处得知从弟赵俊兄去世，即去信慰问，在《慰从弟俊书》中写道：“寡嫂无依，茕茕在疚。”谆谆之情可鞠。

牟培萱（赵妻牟氏族叔）为文集校订后评价称：“诸体皆抒肺腑间真蕴，不拘踵故蹠，而事与情咸备，足自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