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培（1881-1950），号春载，回族，河南光州（今潢川县）大南头人。生于1881年（光绪七年），故于1950年。两湖总督张之洞在光州帝子宫招募新军，他应招从军，开赴武昌。1904年，考入广西龙洲边防将弁学堂，1906年9月毕业，任广东新军第一协步二团三营左队官。他对腐败的清王朝极为厌恶，思想同情革命。1909年，经革命党人赵伯先（赵声）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联络革命同志工作。

赵宗培青年时代家境贫寒，父亲早亡，随兄长度日。两湖总督张之洞在光州帝子宫招募新军，他应招从军，开赴武昌。1904年（光绪三十年），考入广西龙洲边防将弁学堂，1906年9月毕业，任广东新军第一协步二团三营左队官。他对腐败的清王朝极为厌恶，思想同情革命。1909年（宣统元年），经革命党人赵伯先（赵声）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联络革命同志工作。

同盟会决定在1909年年底发动起义，令赵宗培密约同志，准备以待。1910年2月10日（正月初一）早饭后，赵宗培密令各营士兵发动起义。数十名革命同志迅速行动，先将周蕃队官及卫兵司令拘禁，接着他又率大队人马冲进协统司令部，捉拿协统张哲培。张闻风逃走。宗培当机立断，集合步炮工辎各营同志，徒手出发赶至第二标，毅然在讲武堂宣告起义。各营士兵热烈响应。此时义军约有六营兵力，驻扎在广州郊区，并决定向广州挺进。赵宗培率领有枪弹的同志百余人，于2月12日向广州进发。行军途中，发现息鞭亭、牛头山一带仍被清军控制，但革命军已逼近此地区，该处又系必经之路，在此紧急情况下，必须主动发动进攻，歼灭这股敌人。清兵喊话佯称“请上山来”，接着用机关枪扫射，革命军伤亡甚重。赵宗培指挥同志开枪还击。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暂时后退，分散潜伏。2月14日，赵宗培秘密潜至高塘墟、清湖村，在黄氏宗祠居两宵，又转避于该村猪栏内达十九日。月底赴香港，不久转回家乡光州听候消息。

1911年2月，他奉赵伯先函召赴香港。4月23日，又同黄克强一起潜入广州，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黄昏前，革命党人分四路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战斗十分激烈。赵宗培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清兵的炮火冲杀在前。战斗中，方声洞等一批同志先后牺牲，后葬于黄花岗，历史上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此时，赵宗培腿部受伤，次日由大南门撤出，登船去香港医治。香港当局搜查极严，使在港的同志无法存身。经胡展堂介绍，宗培到新加坡中华俱乐部邓子瑜、陈凤韶处居住，协同革命同志宣传革命，散发书籍。

武昌起义后，赵宗培又与赵念伯、赵光、姚两平等二十余人，携带数十箱手枪、炸药，乘车去南京，以备暴动之用。此刻南京宣布戒严，搜查甚紧，不可久留。他和赵翊山等离宁去沪。

1911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三日），赵宗培同赵翊山、钮惕生、李平昼等一起参加了攻打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他和赵翊山率领八十多名学生军，奋猛冲击，至翌日晨，攻克兵工厂。他只身进入仓库区，将各武器弹药库的钥匙检交洪承点收存；又率学生军乘胜前进，一鼓作气攻进龙华港。

辛亥革命后，赵任沪军第一大队大队长。民国建立后，任陆军第十六师三十二旅六十三团第一营营长。1916年，随孙中山在广东护法，任虎门要塞长洲鱼珠炮台台长，后又任孙中山的左翼队队长。因受莫荣新排挤，忿而去职。1926年返回南京，因患眼疾动手术，右眼失明。嗣后，他以贫困之身退居钮惕生处多年。后在镇江靠变卖衣物糊口。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带领全家五口人回到故乡潢川。他在获悉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的消息后，立即发电报，痛斥汪“卖国求荣”。（资料源于1985年第二辑《光州文史资料》中留下的赵宗培之子赵凌云、侄儿赵敬尧的回忆文章《辛亥革命中的勇士赵宗培》。）

有关赵宗培还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在1987年第四辑《光州文史资料》中，有一篇赵凌云口述，刘绪德记录的回忆文章《辛亥老人赵宗培逸事》 ：

（赵宗培）抗日战争开始后，回故乡潢川。虽生活困难，靠亲友接济过日子，但他一生耿介，刚直不阿，不仅不与当时的达官显贵同流合污，反而对不平事敢于仗义执言。有些事在我的记忆中仍留下深刻的印象。现仅列举数端予以介绍，以期读者对我父亲的性格、品质有更多的了解。

一

1926年，父亲因受排挤返回南京，退居钮惕生先生处。数年后迁往镇江，住五条街中药店后面。因生活贫困无人过问，只得靠变卖衣物糊口。1935年4月27日，江苏省和镇江市各界人士在实验小学附近的体育场召开大会，纪念黄花岗起义。主持大会的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张道藩和江苏省主席叶楚伦。张道藩这时想起我父亲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他为了沽名钓誉，抬高其地位，一反平时漠不关心、视若路人的态度，邀请我父亲到主席台上就座。在会上，张道藩手拿记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迹的《黄花血》一书，第一个上台讲话。他照书念一段，便大言不惭地把他自己吹嘘一番，俨然是斗争中的勇士。实际上他并未参加黄花岗起义。父亲对他这种贪天之功为己功，借革命烈士的鲜血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非常反感。当轮到我父亲讲话时，他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我不是照书本上的说，我参加革命是亲自干出来的。”

人们听了，一对照刚才张道藩的讲话，便心领神会，面露笑容。而张道藩却满面通红，非常尴尬。我当时站在实验小学的队伍前面，靠近主席台，所以看得很清。

二

1935年10月10日，镇江各界举行提灯大会庆祝“双十国庆”。人们手持红绿彩灯参加盛会，我父亲却拿一个白纸灯笼上街。行至四牌楼附近，有人问：“老先生，您为什么拿白灯笼？”父亲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也看不清楚了！”父亲的意思是：一方面讥讽国民党新贵违背孙中山的遗志，倒行逆施，听不进辛亥革命老人的规谏；另一方面影射社会黑暗，是非难辨。

三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便伸向沪宁地区，战火蔓延镇江。因在镇江无法居住，父亲便带我们回到潢川。1941年夏，原谢晋元部的一个排长刘文源途经潢川，到我家看望父亲。谢晋元在抗战初期，曾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他们浴血奋战，抗击日军的事迹，早已声震中外，但事后却无人过问，成为被遗忘的人。如今壮士们生活无着，贫困交迫，有的被遣散，有的下落不明。刘文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辗转流落潢川的。父亲对此深感气愤与同情，并协助他在城西十里棚找地方住下。虽然我家生活非常困难，也尽力给他一些援助。

四

1947年，我们住在潢川南城后街。此时我家生活异常困难。有一次，豫南行署主任张轸到潢川，曾专程到家中看望我父亲。看到我们家徒四壁的情况，他不禁喟然叹息。此时正值蒋介石派的视察团也在潢川，张轸向他们介绍了辛亥老人赵宗培贫病交迫的情况。视察团回南京不久，父亲便接到一封由蒋中正署名的慰问信，内容大意是“宗培老先生对辛亥革命有功，由军事委员会总监部转交法币一千万元以示慰勉”。一千万元，数目可不算小，但当时物价飞涨，早晚有异，等把一千万元领到手时，只能买一双布棉鞋。父亲气愤、失望之余，请我表叔刘仁轩将蒋介石的信装裱保存。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是真的为了作纪念，还是有意讽刺，很值得思索。

五

1946年，钱祖图任潢川县长。父亲发现私人粮行在经营粮食时，向买卖双方同时索取佣金，同时还把卖粮农民的剩余粮食无偿拿走，名之曰“搞合（ɡě）子”。这些二道商对农民和市民进行盘剥，令人切齿。父亲对此非常气愤，于是写了一篇稿子投送《豫南日报》。

稿子的头两句是：“我的眼已瞎了，看不见潢川县的黑暗；我的腿也跛了，见不到地方上的父母官……”

钱祖图见老革命出来说话了，事情又已见诸报端，怕影响他的名声，因而非常惊惶，乃立即下令：粮行只许向买方或卖方一次收佣，量粮食也要公平合理，并亲自登门向我父亲作说明。

六

1950年，父亲患食道癌，饮食难进，饥饿难忍。临终前，他向我们说：“我是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的。孙中山临死时革命还没有成功，是共产党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而且比孙中山看得高，看得远。你们要跟着共产党努力建设新中国。我死之后，把孙子新政的名字改叫建国吧！”说完即逝。我们含悲安排后事之后，遵照他老人的遗愿，给侄儿改名“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