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用贤绝婚案是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的一起婚姻案件，事情的双方为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赵用贤和佥事吴之彦。

赵用贤是江苏常熟人，吴之彦是江苏太仓人，两人可以说是同乡，巧合的是两人同年考取功名，同乡之上又加上了同年这层关系，使得二人惺惺相惜私交甚好。吴之彦有一子名曰吴镇，恰巧赵用贤喜得一女，于是在赵用贤的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两人便许为儿女亲家，并且赵家也收了吴家的聘金。万历五年（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规定张居正应放下职务回家丁忧，但是皇帝下令慰留张先生，下令张先生不必回家丁忧，应夺情起复。这件事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大批官员认为祖制不可违反，反对张居正夺情起复，赵用贤便是其中之一。后赵用贤因此事而被廷杖为民，吴之彦忌惮张居正的势力，怕这件事情连累自己而心生悔婚之意，于是刻意疏远赵用贤而深结张居正。此时，吴之彦被调往福建任官，在经过家乡时，居闲在家的赵用贤设酒宴款待他，吴之彦便借此机会激怒用贤，“其幼子吴镇，赵婿也，斥为婢子，不令与诸子齿，”并达到了退币绝婚的目的“用贤愤然，封还前币，之彦父受之不报。”

赵用贤在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重新任用，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官任吏部左侍郎，而这时吴之彦却失势了，面临被罢免的危机。于是吴之彦又起了巴结赵用贤之心，于是就在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也就是赵用贤刚刚升任吏部左侍郎不久后的某一天，吴之彦便让其儿子吴镇抬着轿子吹吹打打地上门迎娶赵用贤的女儿，真可谓是上演了一场闹剧。因为此时，赵用贤的女儿已经另嫁他人，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吴镇也已另娶他人。事后吴之彦又指使其子吴镇以“论财逐婿，灭法弃伦”的罪名弹劾赵用贤。吴之彦这么做的原因，根据文献的记载，多认为是受当时的首辅王锡爵的指使，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吴的个人行为。

案发之后，皇上即命相关官员展开调查，朝廷大臣纷纷上书发表自己的看法及处理意见，最终万历皇帝采纳了首辅王锡爵的处理方法。王锡爵认为“今趙女既嫁，無復歸前夫之理，是被告之體面當惜也。吳男未婚，無反坐誣告之律，是原告之情法當平也。……莫若俯從臣等折衷至公之言，將用賢準令病痊叙用，之彦免其降處，庶兩造俱得其平”[6]。表面上看，此方法秉持了公正的原则，实际收益方为吴之彦。因为此时吴之彦将要被罢免，最后却因为提出这桩陈年旧事而免遭罢免；而赵用贤本在吏部左侍郎任上刚想有一番作为却因此事被拉下马，被赋闲回家从此再没有被录用。

其实，此事早就无从查起。作为此案的两方即赵用贤、吴之彦各有各的说辞，二者争论的中心是当年赵用贤是否退还了聘金，而作为此事见证者之一的吴之彦的父亲（赵用贤声称将订婚用的“二币”封还给了吴父），也已在多年前去世，可以说是死无对证了。笔者在上面也提到最终的判决是采用了王锡爵的建议。明朝的法律明确记载“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殘疾、老幼、庶出、過房、乞養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願，寫立?書，依禮聘嫁。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疾殘老幼庶養之類）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後定娶者，知情與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後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財禮”。参看王锡爵首辅的判决理由，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是根据法律条文来处理此案的，而是根据伦理道德来衡量的。伦理道德的解释本身就具有很大的自主性，与法律相比缺少了权威性，再加上明朝廷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因此此事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在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赵用贤绝婚案”到后期已经脱离了案件本身，演变为为个人利益、各自集团服务的工具。

在吏部与内阁矛盾的背景下，发生涉及吏部官员的“赵用贤绝婚案”，在当时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批为赵用贤求情的朝廷高官被贬谪，其中的高攀龙、安希范等人后来成为了东林党的核心人物。王锡爵也因此事为后人所诟病。从某一方面来说它推动了万历朝党争的发展。

赵用贤绝婚案过去了十几年才被吴镇重新提出来，早就成了一桩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案。其实斗争双方、身涉利害关系的官员也无意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而是喜欢借这种涉及高级官员又说不清是非的案件来攻击政敌，这从事情发生后朝廷各方的行动中可以得到证明。其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涉及高级官员的事情都会被拿来大做文章，而赵用贤绝婚案恰恰迎合了这种斗争的需要。赵用贤绝婚案背后折射是吏部与内阁之间激烈的矛盾斗争，它是是吏部和内阁斗争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