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_中国近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

赵秉钧

中国近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

赵秉钧（1859年2月3日—1914年2月27日），字智庵，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人，出身卑微，以佐杂先后被李鸿章、袁世凯所器重，由警政起家，职位渐升。清政府先后授其巡警部侍郎、民政部大臣，民国后陆续担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人物生平

赵秉钧，出生于1859年2月3日，自幼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曾在官宦人家做书童，受雇主恩惠，得学习机会。

1878年考秀才未中，入左宗棠所部楚军，进驻新疆。1883年，在伊梨任勘划中俄边界办事员，因工作优异，晋升为巡检。1889年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1892年补新乐县典史。1895年署理东明县典史。其间，适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赵秉钧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此为与袁世凯相交之始。1897年署理东明县中汛管河巡检，兼署理开州下汛中判。1899年调署天津北仓大使，题补献县管河主薄，不久捐升知县，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率巡防营。李鸿章最后一任督直时，委派赵秉钧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并奏保他以直隶州知州仍留直隶补用。

1901年11月，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保定，认为赵秉钧“智勇兼优，长于绳捕”，遂委其创办巡警的重任，并为其奏保知府加盐运使衔。赵秉钧与袁世凯的日本顾问三浦善传一起，参照日本及欧美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办保定警务学堂，选募培训巡警，建立起一支500人的巡警队伍，并设立巡警局，维护保定社会秩序。此为中国警察制度之肇始。

庚子事变后，京津被八国联军占领。《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与八国联军谈判交还天津，有20华里以内以及天津县等地不得清政府驻军条款。遵照袁世凯的命令，赵秉钧在小站新军中挑选1500名即将退伍的老兵培训成为警察，以备接管天津之用。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接管天津。赵秉钧于1903年3月调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创办天津侦探队（后改名探访局），开办天津警务学堂，聘请外国教习，编译外国有关警察的书籍，订立课程，培训警察，并伤令各巡警局官兵，分班进修培训。赵秉钧将津保两处警务学堂合并，在天津成立北洋巡警学堂。此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巡警局，建立全省巡警网。经袁世凯奏准，赵秉钧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在此期间，铁路巡警总局在北京火车站建立，共有2000余人，负责京山铁路的警务工作，受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的领导。

1905年，赵秉钧为巡警局拟定章程十二条，建立健全警察组织制度。是年9月，他带领天津侦探队队长杨以德及200名警察赶往北京，侦破五大臣出国考察爆炸案。袁世凯借机上奏清廷成立巡警部，任命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1906年1月，赵秉钧抽调天津、保定巡警官兵1000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工巡局为内外城巡警厅，使北京的警察制度得到实质性改善和确立。

1909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回籍，赵秉钧也被解职，闲居天津。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11月，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赵秉钧成为内阁民政大臣总揽警务。其上任时，北京城谣传八旗士兵要杀尽汉人，一时间人心惶惶。赵秉钧果断采取措施，将八旗兵调到城外，撤出旗籍巡警，以减免捐税等办法确保商店营业、戏院开演，迅速恢复了北京的社会秩序。

袁世凯与武昌革命党人达成停战协议后便回到北京，一边组阁一边逼清帝退位，这其中赵秉钧起到重要作用。1912年1月，袁世凯遭炸弹袭击，即借故不复入朝，内阁奏折及请旨等工作均交由赵秉钧及梁士诒、胡惟德办理。1月19日，赵秉钧代表袁世凯参加御前会议时说：“革命党势力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诗。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他的主张遭到王公大臣强烈反对。赵秉钧以“如不采取此法，袁内阁将全体辞职”相威胁，排袖而去。后奉袁世凯命与胡惟德、谭学衡来到恭亲王溥伟家游说，未果。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派兵护卫各府，监督出入。赵秉钧说：“醇王庙儒，固不足虑。恭王颜有才气，请先除之。”消息传出，溥伟即离京避祸。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统被迫退位。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为第一届内阁总理，赵秉钧为内务总长。6月，唐绍仪辞职，陆征祥组阁。8月，陆征祥遭国会弹劾，称病请假，赵秉钧代理内阁总理，9月正式任职内阁总理。

1913年初，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获胜，袁世凯致电宋教仁，邀其北上北京共商国是。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天后不治而死。3月23日，即有人向租界巡捕房报告区犯行迹，巡捕随即在举报人及国民党要人的指引下，将指使杀人的帮会头子应桂馨（又名应蔓丞）和杀人凶犯武士英辑拿归案，并在应桂馨家中搜出其与政府内务秘书洪述祖、总理赵秉钧的往来电报原件及底稿多件，其中有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电：“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有1月26日应桂馨致电赵秉钧：“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祥。”国民党将证据公诸于众，并认定系赵秉钧背后指使。洪述祖逃往青岛租界避难，武士英于4月20日暴毙于看押场所。5月1日，法庭向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赵秉钧称病辞职，回津赋闲。7月16日，其辞职被批准，第二天即被任命为步兵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旋兼北京警备司令。

此时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发动“二次革命”，起兵讨伐袁世凯，但很快失败。1913年12月16日，赵秉钧被任命为直隶都督，翌年2月兼任直隶民政长。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病逝，终年55岁。

人物活动

赵秉钧与清末警察制度的早期现代化

巡警部创立，尚书徐世昌主持部务，徐世昌与赵秉钧都属于袁世凯为首北洋集团，所以部内所有机要事件徐世昌都交予赵秉钧处理，“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对他(赵秉钧)极为信任，该部的机要大权均掌握在他手中” 。赵秉钧在巡警部存在的一年里，对巡警部警务积极奔走，出力最多。巡警部初创，各个方面都是从头开始，赵秉钧凭借着自己在直隶地区所办巡警的经验，逐步完善着京师的巡警建设。庚子之乱后，清政府设立内外城工巡总局，主掌京师警政事务。巡警部成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对内外城工巡总局的接收和改组。京师乃国家中心，为全国榜样作用，京师巡警办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全国巡警的办理。所以巡警部很快就完成了对内外城工巡总局的接收和改组。内外城工巡总局改为内外城巡警总厅，统领内外城所有巡警事务。

据《大公报》记载，赵秉钧在巡警部虽官居右侍郎，但依旧“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 。赵秉钧凭借着自己的十几年的巡捕经验和西方巡警制度，努力经营着京师的巡警事务。自赵秉钧办理京师巡警事务，京师“劫持日少，绺窃日稀。”不仅京师的盗劫减少，社会秩序改善，而且京师巡警制度亦取得了一定成果，《大公报》就有报道当时 “首都的警政大有改进” 。巡警部在其存在的一年的时间里，成绩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丙午官制改革，清廷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民政部的设立是在原巡警部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民政部的人员还是巡警部原班人马，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继任民政部尚书，巡警部左侍郎毓郎继任民政部左侍郎，巡警部右侍郎赵秉钧继任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在巡警部改编民政部过程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和扩大。

赵秉钧在民政部的任上，继续加强对北京的控制，“奏请以天津和保定抽调巡警官兵千余人进京，将北京城区划为数十个小区，遍设机构，分级管理”。在加强对北京的控制的同时，其触角开始延伸到地方层面。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都以厘定官制为先，1904年，于中央设立巡警部，中央巡警部的设立，也就呼吁着地方巡警官制的改革。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左侍郎毓郎、右侍郎赵秉钧“拟请旨将分巡道改为巡警道缺，以专责成”，但是巡警部于各省设立专司的建议，清廷以各省巡警事务尚参差不齐，同时又缺乏堪任警司的新式人才，并未采纳。清廷依旧将各省巡警权归于臬司。然而臬司兼办巡警事务，巡警与司法统于一人，弊端很大。

巡警部改编为民政部，民政部兼承原巡警部的主张，依旧认为臬司主掌司法，势难兼顾巡警事务，于是建议于各省设立巡警专司以专掌警察事务，“各省仍应简派专员专办警务” 。在赵秉钧等人的不断坚持下，各省设立警务专司的呼声越来越大，渐成大势所趋。1906年，清廷同意设立专司以掌警务，于每省省会设巡警道一人，专掌警务。经过三年的曲曲折折，巡警道才最终得以设立。

1907年，徐世昌由民政部尚书改任东三省总督，在徐世昌出任总督任前，慈禧召见徐世昌问以民政部事宜，慈禧“问赵某人才如何”，徐世昌奏“赵秉钧精明干练，在天津创办警察为直省冠，此次蒙恩特简，尚能竭诚尽瘁，以图报称”，慈禧听了徐世昌的奏报认为“如此便好”，后来知道了这件事的朝臣“莫不为赵侍郎贺”，所以即使徐世昌调任，赵秉钧依旧能在民政部内保持着相当的地位。“光绪三十三年徐世昌改东三省总督，肃亲王善耆授民政部尚书”，后来赵秉钧“与尚书善耆不相能”，因赵秉钧多年在巡警部民政部积累的权威，使得肃亲王善耆的尚书地位有时颇感自危，由此可见赵秉钧在巡警、民政部内的地位。

配合和支持袁世凯南北和谈政策

清末以来, 赵秉钧与袁世凯的关系不断升温。赵以警察天才深得袁世凯的赏识, 在直隶创办巡警, 成绩卓著, 成为袁氏之股肱;尽管袁氏被黜之后, 善耆夺取北京警政, 赵秉钧被撤职闲居天津, 但时常与袁世凯来往。辛亥革命爆发之时, 赵秉钧正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为袁世凯祝寿, 亦参与了密谋袁世凯再起。袁世凯再起之后, 为了保证京师安全, 遂命赵先入北京, 利用其在巡警界的潜势力, 布置一切。

起初, 赵秉钧并不赞成和谈, 他看到袁世凯应诏即起之时, 信誓旦旦:“制胜不敢诩操胜券, 但有报国一日, 断不至有北犯之虑。惟祝京师镇静, 根本稳固, 无论外省如何变乱, 均尚可图也。”所以, 起初赵秉钧在京的一切活动, 完全是在配合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政策。他的这种思想意图曾经在与日本人特派书记官谈话时有过流露:“与武昌革命军谋求妥协, 确属十分困难。与其最后不能达成协议, 不如尽早给予沉重打击, 使其彻底溃败;否则将导致各地暴动蜂起, 势将一发不可收拾。”但是, 随着局势的发展, 袁世凯认识到徒恃兵刀, 亦非良策, 特别是其到北京之后, 面对诸亲贵的监视和猜忌, 袁世凯不得不下决心改变剿杀的策略, 对革命党由剿改抚, 并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明确表示, 愿烦英公使从中调停。赵秉钧对袁世凯的政策调整, 心领神会, 由支持镇压革命党, 转而赞助在袁世凯左右, 支持与配合南北和谈。

1. 监视皇族亲贵的行踪

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内阁总理大臣之后, 赵秉钧入阁成为民政长, 这就更加方便了二人之间的往来。袁世凯由对其遥控指挥转而直接授意, 赵氏自然俯首听命。由于袁世凯完全没有按照某些皇族亲贵设计的路线对革命党进行严厉镇压, 而是转而采取与南方革命势力议和的策略, 这立即招致激进皇族亲贵们的不满, 并开始怀疑袁世凯包藏祸心, 置大清朝于不顾, 说袁世凯是曹操、王莽一类的人物, 且经常做出鲁莽的举动, 搅乱袁世凯的既定部署。在南北议和正式开始之初, 由于议和是在不公开的状态下进行的, 议和代表唐绍仪先向袁世凯报告, 然后袁世凯再向清廷奏报, 所以载沣、载涛等对不能及时了解掌握议和信息十分不满, 多次聚集袁宅,要求公开议和往来电报, 袁不允, 几起冲突。可随着南北议和的深入, 民主共和被提上日程, 这更使皇室和年轻诸亲贵难以容忍。于是宗社党出现了, 并秘密号召和组织满族激进人士, 向袁世凯施压甚至提出暗杀, 这使袁世凯十分狼狈, 左右为难。其在接见外国驻华公使时, 多次流露过其处境的艰难。为了保证袁世凯的安全, 也出于策应袁氏谋略, 赵秉钧转而严密监视皇族亲贵的一举一动, 并每日报告于袁世凯, 使之及时了解他们的举动, 为袁氏化解了诸多危机。

2. 拉拢革命党, 释放政治犯, 配合袁世凯南北和谈政策

为了暗中配合南北和谈, 赵秉钧还主动联络、游说同盟会。为了确保袁世凯顺利做上临时大总统, 赵秉钧就秘密联系刚刚释放不久的政治犯汪精卫,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 对其极度笼络。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重要的人物, 当时他在革命阵营中很有威信, 更因其刺杀摄政王载沣, 名声大噪, 所以其对当时南北政局的影响不可忽视。后来, 在赵秉钧等北洋集团要人的笼络下, 汪不仅致函京师内城警厅章宗祥等, 谢不杀之恩, 并与袁氏之子袁克定结为异姓兄弟, 而且还与袁世凯心腹幕僚杨度在天津成立国事共济会, 共同发表宣言, 力主南北和谈。为袁世凯统一南北, 顺利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出力不少。胡汉民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曾说:“精卫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 而余则力挽先生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 可云功之首, 而又罪之魁!”总之, 赵秉钧利用其在京师的特殊身份和权力, 通过释放政治犯, 获得不少革命人士的同情, 然后又通过收买笼络等手段, 迷惑了一些未知事实真相的革命党中下层人物, 使他们听命和服务于南北议和的大局。正是因为革命党内部主张与袁世凯和谈的声势很大, 孙中山归国后, 也奈何不了局面, 不得不对袁世凯提出, “暂时承乏, 虚位以待。”此外, 赵秉钧还与其他北洋要人经常汇聚北京锡拉胡同袁宅, 秘密筹划各种应对时局之策,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 向皇族亲贵进行劝导, 使之接受和谈的事实, 并挫败诸亲贵反对和谈之行动, 有力地配合与支持了袁世凯的谋略。赵秉钧不仅推动了南北和局的发展, 而且在迫使清帝接受让位事实上亦做出了重大努力。

卷入刺宋谜案

1913年年初，宋教仁从老家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当时，国民党在选战中接连获胜，凯歌频传。宋教仁在各地演讲中批评时局，抨击袁世凯和赵秉钧“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出“我们再起来革命”的话。在南京的演讲言辞更加激烈，把袁说得一无是处。

当时有人提醒宋教仁，再这样公开抨击下去，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宋教仁若无其事地笑笑：“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他一直沉浸在民国带来的虚幻共和民主氛围中，甚至还吟诗“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对未来组阁充满希望。国民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后，袁世凯立刻电邀宋教仁进京共商国是。

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车站出发，欲北上进京。当晚10时许，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到月台为宋教仁送行。当宋教仁一只脚跨进车门时，突然一名穿黑呢绒军衣的男子拔出手枪。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凶手趁乱逃走。黄、于等人七手八脚将宋教仁送到附近医院。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23日凌晨，抢救无效，“国民党教父”宋教仁与世长辞。

在所有宋案证据当中，直接出自赵秉钧之手而将其牵连进案情之中的，只有其致洪述祖信件两纸、致应夔丞短函一封，以及其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一册。国民党人和当时众多舆论，就是根据这些“证据”，以及对其所谓欲“长保”权位的动机分析，加上洪述祖是其秘书，断定赵秉钧是杀宋幕后主使。然而，事实却是，赵与洪的关系并不融洽; 赵致洪函完全与对付国民党无关; 赵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也不过是其作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寻常公事行为，并无对付国民党之目的。虽然他后来卷入了由洪、应策划、袁世凯主使的构陷“孙黄宋”阴谋当中，但他很快又退出，并将手中“应密”电本交给了洪。洪、应在构陷阴谋未果后，又利用“应密”策划杀宋之事，与赵并无关系。至于说赵“恐权位之不能长保”而主使杀宋，不过是脱离当时政情的臆测，是个伪命题，一则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对赵秉钧而言是机会而非威胁，并无证据证明赵秉钧反对政党内阁; 再则宋被刺前，赵因临时政府将届期限，本来就将卸任国务总理; 三则在即将建立的正式政府当中，赵秉钧并非袁世凯中意的总理人选，总理一职由何人担任，也非赵个人可以决定。既然如此，赵秉钧如何可能为了一个无望获得的权位而去谋害与自己相交甚契且并未确定将要组阁的宋教仁?

宋教仁被刺后，赵秉钧一方面屡次提出辞职，力图自证清白，并在宋案证据公布后发表“勘电”，极力为自己和政府辩护; 另一方面又屡屡批驳司法机关票传，拒不出庭接受质讯。这种矛盾表现难免让国民党人和许多舆论将其视为刺宋幕后主使。而事实则是，赵秉钧这一系列所为的背后，都是袁世凯在起作用。他的确想以辞职自证清白，但因受到袁世凯及总统府人员、部分国务员，以及一些舆论反对而未果; 他发出的“勘电”实际上出自总统府秘书之手，并没有完全反映他的真实意思，反而遭到舆论攻击; 他拒绝出庭，背后也是因为袁世凯和总统府人员在起作用，袁世凯甚至亲笔改定了他拒绝出庭的通电，一方面避免自己受到牵连，另一方面将黄兴牵入案中。但宋案复杂之处就在于，袁世凯这一系列所为，也并非因为他是杀宋幕后主使，而是因为宋教仁被刺对他竞选正式大总统带来了极大冲击，倘其主使构陷“孙黄宋”等宋案其他情节再曝光于法庭，对其将更加不利，因此不论赵秉钧还是洪述祖，他都不会允许其出现在法庭之上。换言之，刺宋案中的赵秉钧，实际上充当了袁世凯的“挡箭牌”、“防火墙”，他以牺牲个人声誉为代价，维护了袁世凯的利益。故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袁世凯都不可能、也无必要将赵毒杀，医学检验报告也证明赵系因病而死。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百余年来外界所看到的宋案中之赵秉钧，其实是一个被袁世凯、国民党人、当时舆论以及后来研究者等几方面反复扭曲、误解了的赵秉钧，与赵秉钧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宋案谜团百余年来不能解开，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赵秉钧被扭曲的本来面目一直未能得到还原。一言以蔽之: 赵秉钧是被当时及后来人“误”为宋案主谋，而非事实上之宋案主谋。

死因之谜：并非是袁世凯所害，而是死于中风

对于赵秉钧的死因，坊间有多个版本，但都认为是袁世凯所为，其买通赵秉钧的厨人在饭中下了剧毒，以杀死宋案人证。

上海《申报》当时曾报道：“总统府得电，都督赵秉钧今早八时痰厥，十二时死。据今日路透社电，谓赵秉钧于昨夜患病，今午去世……赵秉钧固于中国政局有能员之称者也。当去年初任总理之时，颇能内外因应。及至宋案发生，而所谓能员者，竟一时窘于其能员而为人所窘……广州治盗极严之李世桂及张家宝(译音)二人近皆中毒而死，其毒无色无味，于二十四小时内发作，故信赵亦死于此毒云。”

赵纯佑在1998年5月1日写给赵耀民的信中曾谈及此事：“至于死因更是众说纷纭。有说中毒的，有说厨人置毒的，有说派医投毒的，有说役者投毒的，有说在葡萄中进毒的，有说吃蛤士蟆的原故，有说是吃羚羊角的原故，有的说摔倒床前口吐白沫，有的说倒在厕中，有的说死在督署(赵秉钧死前在天津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其实是死在家中床头内侧。”

“先祖卒于1914年2月27日，实为2月26日亥(时)末子(时)初，应为阴历二月初二。因督署秘书长于27日始电报袁总统，原电谨称‘腹泻头晕，厥逆扑地’，并无七孔流血而死。后人作传，妄加枝叶，引人猜疑袁(世凯)因涉有加害之嫌，指为北洋集团离心之始。其实他是死于中风，即今所谓脑溢血，倒卧于内寝室床头侧旁，这是当时家属亲见，并无吐血情形。”赵纯佑在1998年5月20日给汝州族人的回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