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醒侬，原名性和，又名心农、赵干，化名赵兴隆、邵兴隆，1899年出生在江西省南丰县城一个贫苦裁缝家庭。赵醒侬13岁时考入南丰高等小学，1913年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到长沙、常德、汉口等地做学徒工。他每天要劳动十多个小时，受尽剥削和欺辱，仍不得温饱。他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漂泊到上海，可是求学无钱，就业无门。为了活命，他只好白天到街头卖报，晚上去戏院跑龙套，夜里蜷缩在小菜场或屋檐下睡觉。后来，在穷朋友帮助下，他到一家小店铺当伙计。正当他对前途感到心灰意冷时，五四运动爆发了。上海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使他猛醒。从此，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改变自己命运，将原名“性和”改为“醒侬”。

人物生平

1920年7月，赵醒侬怀着“为伙友谋幸福，谋大团结”的愿望，和沈资田一起加入上海工商友谊会，并为会刊《上海伙友》写稿，以唤醒民众，改造社会。同年10月，他在《为今日问问伙友》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我们先烈赴汤蹈火，骨肉横飞，拼头颅，洒热血，换得来的”。今天，“我们伙友还在千钧压力底下，想动也动不起来，一盘散沙，没有团结”。他疾呼：“难道我们伙友不是中华的国民?难道我们不是黄帝的子孙?难道我们甘心做凉血动物只肯雌伏而不动?”1921年秋，与沈资田同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学习，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冬，受中共中央和团中央派遣，赵醒侬回到南昌，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组织。他与先期回到南昌的方志敏、袁玉冰等进步人士取得联系，经过短时间筹备，在南昌东湖边三道桥成立了南昌文化书社，并发表《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大量介绍《中国青年》《向导》《先驱》《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革命书刊，传播马列主义，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为后来建立团组织打下了基础。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他们决定首先筹建团的组织。1923年1月20日，他与方志敏等7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在南昌文化书社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在成立会上，决定加强对各学校的宣传工作，争取更多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求团员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尽力支援工会组织；同时还决定把《新江西》季刊及《青年声》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的刊物。2月至3月，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两个公开性群众团体又相继成立，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不久，江西督军蔡成勋下令取缔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查封了南昌文化书社，勒令《青年声》周刊停止发行，通缉赵醒侬、方志敏等人。赵醒侬被迫去上海。

8月，赵醒侬在上海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回江西继续从事建团工作。10月21日，团中央特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赵醒侬当选为委员长。团地委在南昌设立了3个支部，在九江设立了1个支部，共有团员30多人。他们计划：组织江西学会，开展大规模文化运动和国民运动；重视加入学生会活动，以便领导学生运动；扩大团的组织，恢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调查南昌手工业工人工会，调查和联络铁路工人；开展反对英美法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为了迅速开展这些活动，赵醒侬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呕心沥血。由于赵醒侬的精细安排和辛勤工作，南昌团地委的各项工作很快取得了显著成绩。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赵醒侬于1924年1月，化名“赵干”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党的指示他加入了国民党，后返回江西，并受国民党中央委派，筹建和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同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

5月，中共南昌支部成立，赵醒侬任支部干事会书记兼组织干事。经赵醒侬等人介绍，方志敏、邹努、朱大贞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领导了江西省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成立国民党江西省临时党部，当选的7名筹备委员中，有5名是共产党员，赵醒侬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江西初步形成。他们还组织成立南昌铅印工会和海员工会，并在郊区扬子洲创建了江西省第一个农民协会。6月，他与曾天宇等人一道在南昌百花洲开办了明星书社，推销《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等进步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8月，又在南昌解家厂创办了黎明中学，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培养干部和开展党的活动的秘密场所和基地；其后，输送了一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当时，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很少，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又一时没有给予拨款，赵醒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但他迎难而上，“只知尽忠于党，不图稍利于己，无偿典衣节食，以充党费。”后来，他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同志们偷偷地给他买一点鱼肝油，他念叨责怪好几遍；他工作到深夜，同志们为他买碗汤喝，他都执意不肯买带鸡蛋的。他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使身边的同志们深受感动。在他的带动下，南昌的党团员积极开展活动，工作卓有成效。9月，改组了江西省和南昌市的学生联合会，由共产党员担任省、市学联主席。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来，江西人民无比悲痛。4月下旬，赵醒侬在南昌主持了悼念孙中山的活动。5月4日，他率革命群众在大校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几万群众散发了大量的宣传品，大张旗鼓地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此间，他与方志敏、邹努等人撰写了很多纪念文章，宣传国民革命。这次悼念活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加深了江西广大群众对国民革命的认识。

五卅惨案发生后，赵醒侬组织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残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发动南昌3万多人举行集会，冒雨游行，开展捐款和抵制仇货活动，使大规模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在江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一方面积极开展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秘密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的组织，进行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和江西督办方本仁逮捕邹努等人，破坏江西人民反帝运动的阴谋，号召人民结成巩固的联合战线，向北洋军阀政府展开坚决的斗争。由于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方本仁被迫释放了邹努等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江西党团组织，为北伐军入赣和加速江西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同年7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省党部，在当选的7名执行委员中，有6人是共产党员，其中包括赵醒侬、张朝燮、方志敏等。当时，左派力量在江西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居于优势地位。12月，赵醒侬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和公众舆论的压力，赵醒侬等在被关押3个月后，释放出狱。之后，他不顾孱弱的身体和敌人的威胁，立即投入到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中。在他的主持下，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传达了国民党二大的精神，通过了反对奉直军阀的宣言。

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不久便占领长沙，威震江西。浙闽苏皖赣5省联军总司令北洋军阀孙传芳，一方面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另一方面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破坏革命。他们以检查户口为名，查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办事员4人。与此同时，军警密探四处活动，肆意检查邮电工人、过往行人，集会、结社全被禁止，南昌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恶劣环境下，赵醒侬毫不畏惧，仍然坚持革命工作。邓鹤鸣劝他暂时隐蔽一下，但他却坚定地说：“我负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他要邓鹤鸣到九江去，自己留下，联络工作，秘密发动群众，作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8月10日下午，赵醒侬冒着酷暑，前往明星书社办公，刚走到百花洲附近，便衣侦探突然强行拦住他的去路，不由分辩地把他押送到稽查处，并搜查和封闭了明星书社、黎明中学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赵醒侬被捕后，由稽查处押解至军法处，江西警备司令刘焕臣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妄想使他招供。赵醒侬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9月初，北伐军开始向江西推进，逼近南昌。反动军阀邓如琢眼看自己末日来临，悍然下令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杀害赵醒侬。16日凌晨，赵醒侬被秘密地押至南昌德胜门外芝麻田里杀害。

群众得知赵醒侬被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当即有许多学生和青年冒着被捕的危险，前往刑场追悼烈士。警备司令刘焕臣害怕激起民愤，急请教育厅命令各校对学生要“严为教训，免入歧途”，并企图“暂行停课”，阻挠青年和学生举行悼念赵醒侬的活动。

北伐军第二次攻克南昌后，11月28日，南昌20余万群众集会，悼念赵醒侬和北伐牺牲的将士。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载文《悼赵醒侬同志》，称誉他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

方志敏在1935年3月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述略》文中写道：“赵醒侬在江西，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