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强调的政治的自主性的观点，对昂格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想将改造世界的理想与决定论混为一谈。昂格尔主张“打破既定利益”（disentrenchment）和“否定能力”（nagativecapability），但他又不属于“解构”（deconstructiveschool）学派，因为他的“构建性”理论认为：对于生存其间的社会具有反抗、重新构想和重建的自由，这种自由度本身是历史变数。

昂格尔的理论是欲将“人为社会”（societyasartifact）的论点推向极至而做的努力。昂格尔说：“社会是被人创造和想象出来的，与其说社会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表述，倒不如说社会是一件人工的制品。”“人为社会”的观点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然而，它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却尚未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大多数现代社会理论家想要建立一种与“人为社会”观点相左的“历史科学”，这就阻碍了将“人为社会”这一理论推向极至。这股反“人为社会”趋势，其思想根源的形成比较复杂，此处不欲做全面的剖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是在后基督教的情境下产生的。“人为社会”理论至少暗示了：人类历史并非是神的杰作，而是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建造和重新建造的。在早期的现代社会思想中，发现对人的能动作用多有表述，霍布斯（Hobbes）的论点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认为“自然权利”（naturalright）并非从“自然法”（naturallaw）中获得。如此，现代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开始摒弃中世纪自然法概念中的神学内容，而试图去发展基于“人为社会”这一观点的社会理论。维科（Vico）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认为在“怀疑的汪洋大海中，有一小块尽可以坚定地站立其上的陆地”，这一小块陆地就是：这个市民社会的世界是由人类建造的。不过，现代社会思想却没能把“人为社会”这一观点充分展开。究其原因，有些人认为是由于对基督教末世说的过度回应。当现代思想抛弃基督教末世说之时，他们仍想去营建一种“哲学或历史学”，似乎他们期望证明：现代思想可以回答任何由基督教引发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理论开始“重新占领”中世纪基督教之创造论和末世论曾拥有的领地。这样看来，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无法抗拒的进程乃是神的旨意的观点，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暗喻了。 这种解释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尚待辨析，此不赘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历史法则”的探讨已经将现代社会理论引入“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歧途。昂格尔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深层结构社会理论”（deep-structuresocialtheory），但他也清楚地表明：在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位经典思想家杜克海姆（Durkheim）和韦伯（MaxWeber）身上也具有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征。

第一：要在每一个历史环境中分辨出结构性构架（formativecontext）和它所决定并再生产的常规活动（routineactivities）

第二：将特殊境况下的结构性构架，作为可重复的不可分割的社会组织（如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说明。

第三：是要诉诸根深蒂固的约束和发展规律，以此来建造那种可反复但不可分割的结构性构架的“必然”系列。

安格尔揭示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现已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经验显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已经越来越不能履行对以上三个理论步骤的承诺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是对这种不可信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一个回应，它全盘否定“结构性构架”和“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但安格尔认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回应是错误的。由于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的区别，社会科学家只是在现存制度和想象的构架之内，去研究常规性的冲突与妥协。

只要结构性构架是稳定的，它对于常规活动的影响就可能会被忘记。对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选举行为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便忽视了关于现存制度和想象的基本构架本身的冲突。他们最终就视现存的结构性构架为理所当然的，并以一个“袖手旁关的局内人”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因此，一方面是自称将要成为“历史科学”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陷在这二者之中，现代社会理论“既部分地瓦解又部分地恢复了自然主义对社会的解释”。安格尔的理论工作，简言之，就是努力从“人为社会”的观点出发来建立一个激进的反自然主义的、反必然主义的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安格尔的社会理论具有双重挑战性：既反经典社会理论中功能主义和决定论的传统，亦反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

安格尔不赞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也不赞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但他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认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步骤，即对“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加以区别。但是，他反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个理论步骤，即，反对将每一个“结构性构架”均视为不可分割的和可重复的类型，反对支配这些类型的“一般规律”的存在。这种有选择的认同，将安格尔与那些彻头彻尾地接受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了，也将安格尔与那些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区别开来。同时，这亦使他有别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学派中的一些虚无主义者。

著名诗人约翰·纪慈（JohnKeats）在1817年12月28日的一封信中最早使用了“否定能力”这个词语。安格尔概括并扩展了诗人使用该词时的原意。它表示活跃的人类意志及其－－通过在思想与行动中对“结构性构架”加以否定－－超越“结构性构架”的能力。提高“否定能力”，意味着使制度的“结构性构架”更加开放地接受修正，藉此缩小结构与常规之间、革命与点滴改良之间、社会运动与制度化之间的鸿沟。安格尔珍视对否定能力的强化，因为这种强化既是目的本身－－人类自由幅度的扩大，又是作为达到其它目标的手段。安格尔强调：对“结构性构架”的“否定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物质文明进步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可能重叠。

制度拜物教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被安格尔称为“私人权力的神话般的历史”。根据这一神话般的历史，现行的西方财产契约的立法系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逻辑。与这一观点相反，安格尔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并无固有的唯一的法律制度。现行西方财产与契约法则的反常情况与趋势－－如“信赖的利益”（relianceinterests）就不是建立在契约各方充分的意志表达之上的－－已经显示出市场经济的新型制度安排的因素。安格尔的建构性社会理论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分析财产与契约体系的创新的。他揭示出应如何通过在现行的权利体系内重新调整和扩展反常趋势，以达到建立新体系的目的。

安格尔对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的批判与他的行动纲领有紧密联系。一根强有力的纽带存在于安格尔“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解释部分和行动纲领部分之间。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社会理论重新阐释和总结了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企图。具体作法是，摆脱自由派和左派关于实际制度安排的毫无道理的限定性假设的桎梏，重新理解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积累的社会控制等实际制度安排所能够和应该具有的形式。 当今的世界迫切地需要安格尔的行动纲领。伪科学的关于制度收敛（convergence）的理论已经得到世界范围理论界的推崇。这种收敛论认为，世界市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正在集聚到一套最好的制度－－北大西洋已经建成的民主政经体制。这种论点标榜“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和前苏联，这种论点有时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制度拜物教”。例如，一方面，收敛论者夸耀美国、德国和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间的差异正在消退；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愿承认或认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差异。

新自由主义主要论点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与经典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保险方案的合流。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已经长久地丢失了其自身激进的鼓舞人心之处。社会民主的方案没有能向现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的具体制度安排进行挑战和改革，仅仅只是寻求缓和结构的分裂和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保护在资本集中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劳动阶层的相对优越的地位，但这是以无组织的“第二经济”中的一大批“局外人”为代价的。

从自由主义的传统来看，安格尔的方案代表着对经济分散多元化和个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在当今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经成为保护资本投资利益和发达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牺牲品。安格尔方案，比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真实地保持了自由主义那种分散的协作与革新的精神。

传统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把完全统一的财产权当做所有其它权利的典范。安格尔则以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拥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财产束的各种成分这样一种构想，既摒弃又丰富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安格尔认为左派应当重新诠释而不是完全丢弃关于权利的语言。他超越了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以及自由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包括豁免权、市场权、否定既得利益权和团结权这4种权力的新的法学理论。

第一：这一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的综合，孕育出了一项称为“民主实验主义”的计划6。这个计划要求扩大自由主义者、左派及现代派艺术追随者的范围，从而代表了一种代替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选择。在冷战后的时代，安格尔这一理论揭示了另一种前景，并有力地将从历史已经终结这样的沮丧中解救出来。

第二：这一综合有利于富国和贫国的左翼重新进行社会变革的策略思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左派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体力工人阶级从未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害怕左派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常常将“中产阶级”与工人和农民分离，且使“中产阶级”转向右派。安格尔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综合，可能会被证明为是激进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扩大联盟的有力的动员武器。

第三：这一综合赋予“人为社会”以新的涵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代表了欲将“杂乱的经验”理论化的努力。他试图鼓励实际的和情感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多样化，突破传统上与不同国家、阶层、团体和社会角色结合在一起的人类交往形式。通过这种世界范围的重新组合和革新，拓宽了对可能性的认知，而这个扩大了认知力又有助于保持“民主实验主义”的活力。这样，安格尔的制度方案连同他对个人交往方式变革的认识，得以互相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