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小说是一种小说创作倾向，是流行于“五四”时期的一种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从艺术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客观写实和浪漫抒情两类。取材的自我经验性，小说人物的凡俗化、类型化，叙述立场的平民化，是其主要特点。20世纪 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个人化写作与身边小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身边小说大胆地自我暴露和自我表现的先锋姿态，为重铸民族性格，提供了很好的动力资源。

创造社同人所谓的“身边小说”是郑伯奇在评论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张定璜等创造社同人的小说时首先提出的，称他们的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寄托小说，一类是身边小说。

在谈到郭沫若的小说时，郑伯奇解释说，身边小说就是“自己身边随笔式的小说”，“在后一类中（即身边小说）也有用第三人称而比较客观化的，像《落叶》《万引》《叶罗提之墓等》，但依然是抒情的色彩很浓厚”。

归纳起来，身边小说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写作家自己的经历，这当然不等于真人真事，但其中必有作家实际生活的影子（即比较客观的），或写作家的情绪、心境，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其二、与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以前的经典小说不同，身边小说不注重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是“随笔式的”。

其三、不管是以较为客观的第三人称还是较为主观的第一人称来写小说，都必须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所抒之情留学时期多表现为“性的苦闷”，归国以后多表现为“生的艰难”。另外，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日文的“私”译成汉文即“我”，私小说又译：自我小说）。私小说有自己一套理论，“‘我'就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应该“把这个‘我'不用假托而朴素的表现出来”，强调尽情地表现、抒写、暴露作家的自我——自我的经历、情感以及隐秘的心理，因此，在写性的苦闷时，喜欢写变态性心理、性欲望、性幻想，带“丑恶暴露”的色彩。

与文学研究会关注现实人生的写实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以弘扬自我的浪漫主义风格格外引人注目，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受到世纪末种种流派的影响，主要是表现主义和唯美主义。他们与表现主义主张的直接表现自我、表现生命的内在律动的思想心有灵犀。郭沫若在一封与宗白华的通信中就明确地说“诗的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的言辞更为激烈：“再现没有创造的地步，唯表现乃如海阔天空，一任天才驰骋。”郁达夫则以自己的创作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表现主义的理论，为他带来声誉也带来诋毁的“自叙传”小说，其实就是他“自我情绪”的表现，郭沫若式的激情、郁达夫式的苦闷都从表现主义的河堤上找到了喷泻的决口。

当然，创造社同人对表现主义的青睐也并非空穴来风，卢梭的“返回自然”说就是其理论后援，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肯定人的合理欲望（包括性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成了他们对抗陈腐、虚伪、做作的锐利武器。他们的身边小说以赤裸裸的内心披露，不加掩饰的个人隐私，使“假道学假才子们”感到“作假的困难”，而其深远的意义则在于捣碎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桎梏，正视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价值与欲望，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又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反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追求“美”。

成仿吾的话很有代表性：

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这种“美”在文学中则表现为真实的情感。郭沫若说，“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情感终于情感的”；成仿吾说：“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终始”。但创造社同人追求的真情之美与后来京派文人追求的“纯正的文学趣味”有所不同，在他们笔下流露出颓废的美、感伤的美、忧郁的美、病态的美，当然也有激越飞扬之美（如郭沫若的诗），他们的身边小说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冲破种种清规戒律，本着内心的要求和情绪的变幻纵情抒写，忠实于自我忠实于美忠实于情感，在苦闷哀怨中折射出时代的灰暗色彩。

创造社同人受到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的熏染，借鉴日本私小说的技法，把作家的自我视为作品的中心，描写自我的经历、抒写自我的内心世界的欲求与冲突，以感伤的情调、抒情的风格、浪漫的气息、夸饰的苦闷拨动了众多叛逆的渴望自由的男女青年的心弦。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陶晶孙、成仿吾、周全平、倪贻德、滕固等以各自不同的身世与经历为素材，为他们各自塑造了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文学形象，抒写了生活在20世纪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之苦闷及其根源：不甘于沉沦与颓废，渴望进取，渴望有所作为，但又只是飘零落魄的“零余人”。

郁达夫等人的作品

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血泪》《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离散之前》《秋柳》《烟影》等身边小说，不管主人公是“我”，是Y，是于质夫，还是文朴，写的几乎都是自己的经历或心境，在一组组流动的画面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面容清瘦、身材单薄的忧郁青年，在异国他乡饱尝弱国子民的屈辱，回国后又处处碰壁，于是，在心理和生理的苦闷的煎熬下，他颓废，软弱，变态，经常出入妓院，但酒色也无法消除他的苦闷。同时，他又侠骨义肠，他同情、帮助妓女、车夫、女工，在自嗟自怨中哀叹着别人的不幸。

郭沫若的身边小说有《未央》《残春》《阳春别》《落叶》《漂流三部曲》和它的续篇《行路难》等等，其共同的男女主人公是爱牟及其日籍妻子晓芙。留学生爱牟，有民族感，有爱国心，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生活困顿，靠不稳定的稿费为生，常面临断炊的尴尬，不得不与圣洁善良的妻子分离，过着有家不能归有妻不能爱的漂泊生活。在日本受歧视，回国后在社会上又遭受排斥，作者把个人命运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来描写，从而再现了那个动荡的令人苦闷的时代。

陶晶孙的身边小说显示出与郁达夫、郭沫若完全不同的风格与趣味。从十岁起就在日本上学的陶晶孙日文程度比中文还好，能直接用日文写作。他是创造社中唯一公开标榜“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通译：浪漫主义）作品者”。异国的情调、独特的结构、片段式的情节、浪漫的风格、抒情的色彩使陶晶孙的小说呈现异样的风采，《木犀》《音乐会小曲》最能体现这一风格。他的作品主人公名字不一，有时直称晶孙，他们在上流社会的优裕生活中追求爱，享受爱，或因失去爱而苦闷伤神。爱与金钱是陶晶孙作品的两个支柱，没有郭沫若、郁达夫式的家国之忧、生计之难。

中途加入创造社的新进作家倪贻德具有郁达夫式的感伤，有小说集《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他的身边小说或写家世的败落（如《零落》），或写飘荡生涯中的情爱生活，尤其是对旧情人难以释怀（如《江边》《下弦月》《寒士》等），有时带点低调的愤慨。

还有一个风格酷似郁达夫的是文学研究会的王以仁，生前仅有小说集《孤雁》，由各自独立的六个短篇构成一个中篇，写穷困愁苦中的性苦闷和性幻想，流露出对肉欲的焦急渴望。滕固追随郁达夫、郭沫若写弱国子民的屈辱与性的苦闷，有《壁画》《银杏之果》等。张定璜的《路上》一反常态，忧郁的主角变成女青年。白采爱写变态性心理，他的主人公不是偏执狂就是被虐狂。叶灵凤也喜欢写性的变态心理，追求故事性和趣味性。

在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中，张资平、周全平、成仿吾、郑伯奇的写实倾向较为明显。

张资平的创作可以分为较为明显的两个时期，前期的“自我小说”以青年知识分子求学、恋爱以及走上社会之后的经济拮据为题材，反映了五四时代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要求。其身边小说的发轫之作是《约檀河之水》，长篇《冲积期的化石》描述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韦鹤鸣的求学经历及其对现实的不满，《植树节》《百事哀》《冰河时代》写动荡中的小知识分子（教员）捉襟见肘、衣食无保的凄惨生活，具有身边小说特有的灰暗忧郁的色调和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进步倾向。

后期创作以192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飞絮》为起点，专写三角、四角恋爱，一时迎合了社会大众对恋爱和性的猎奇心理，成为拥有大量读者的畅销作家，但因其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思想上平庸媚俗而遭到遗弃，鲁迅把《张资平全集》及其“小说学”的精华，概括为“△”，形象地表明这个缺乏更高追求的三角恋爱小说家思想的贫乏。

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灰色的鸟》《牧场》以青年的出国求学、恋爱婚姻为题材，较为注重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周全平《呆子和俊杰》《苦笑》《中秋月》写正直的小人物到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