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战争，是指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和其下属的车臣共和国分离分子之间爆发的两次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民族因素。

车臣共和国是现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之一，位于高加索山脉北侧，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穆斯林不是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信徒统称穆斯林）。

车臣虽然只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也必须经过这里，一旦阻塞，俄罗斯的经济损失将相当严重。因此，长期以来，俄国一直把牢牢地控制住车臣作为它的重要国策。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俄罗斯对车臣/北高加索的殖民影响就开始了，但是那一时期主要是非军事性的；到18世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林娜时期，俄罗斯人代之以军事远征。

18世纪80年代，车臣人在伊斯兰教的曼苏尔教长领导下发起针对沙俄侵略者的斗争，揭开车臣人长达200余年反抗俄罗斯侵略战争的第一个篇章。曼苏尔是争取在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第一人，他的名字在车臣家喻户晓。高地人的斗争蔓延到整个北高加索，曼苏尔指挥起义者战斗6年，1791年被捕，三年后牺牲在侵略者的监狱之中；但是北高加索人民没有停止战斗。

进入19世纪，耶尔马洛夫于1816～1827年担任俄国进犯高加索地区的军事长官，在他的任期内，俄军更加深入侵略车臣。沙俄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激起车臣及北高加索人的反抗。1818年耶尔马洛夫在给沙皇的奏折中说：“如果还有一个车臣人活着，这里就不可能有安定，因为车臣人所表现的反抗精神和渴望获得自由的强烈愿望，在整个俄罗斯帝国版图中超过任何臣服的民众。”一般来说，1817年算作是“大高加索战争”的开始；到1828年，大高加索战争已经扩展至整个高加索，人们纷纷参加打击沙俄势力的圣战……1834年，穆斯林首领哈姆扎特殉难，沙米尔联合起北高加索部分地区的高地人，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国家。随着1839年沙俄对高加索侵犯的升级，北高加索人民与强大的对手进行英勇不屈的战争……

1859年，车臣最后一个村庄威代诺沦陷，沙米尔被俘并随后承认战争结束，不过车臣人的斗争直至1864年。于是车臣进入俄罗斯军事殖民统治时期。

沙俄统治者将车臣人从平地驱赶到丘陵与山地地区，随后又驱逐到奥斯曼土耳其境内；但是其间车臣人仍然时有反抗。俄罗斯帝国的种族镇压、种族灭绝与种族驱逐无所不用其极，结果是车臣人口大幅度减少。1877年，车臣人与临近的印古什人发动反俄起义，经过两年的时间，沙俄又将大量车臣（与印古什）人从自己的家园中驱逐出去。此后，车臣与印古什人转入游击战，直到1917～1918年布尔什维克上台。

布尔什维克推翻沙俄后，初期由于苏联忙于内乱，车臣也陷入无政府状态，部分车臣人在乌尊·哈吉教长的带领下进行了独立斗争，但是苏联还是在1919～1920年占领北高加索，不久又扩张到整个高加索。

1922年，苏联将车臣地区划成“车臣自治州”，。1929年苏联在北高加索增收财产税，车臣人在民族主义者伊斯拉姆布罗夫的带领下造反。1934年，苏联将车臣与印古什合并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州”，1936年改称“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到1937年，肃反扩大化波及车臣，所有被冠以“公开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名头的车臣人都遭到打击，短短一年之内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进监狱。

1941年，苏联遭到德军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后，兵锋一路指向高加索地区，以抢夺格罗兹尼的石油。因为民族主义泛滥而仇恨苏联制度，大部分车臣人乘机试图与德国军队合作谋求独立。但随着苏德战争转入反攻阶段，车臣重新被苏军控制。斯大林在1944年抓住了车臣人通敌（德国）的把柄，下令将38.7万多车臣人强制迁移到中亚哈萨克斯坦。直到49年，有4%的移民死亡。那个所谓的自治共和国也从俄罗斯的行政区划上消失了。

直到1957年1月9日，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才决定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同时把很多捷列克河以北的俄罗斯人划入车臣，以减少车臣人所占比例）。经历13年中亚生活的车臣人陆续返回车臣，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与再教育。苏联的解体使各族民族主义爆发，少数人趁机煽动仇恨，则催生起车臣人强烈的反俄罗斯情结，车臣民族主义便产生觉醒在苏联土崩瓦解的废墟之上。

1991年在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激进民族独立运动组织“车臣全民族代表大会”全面取得车臣政权并使车臣已经实际独立后，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曾下令在车臣全境实施紧急状态，但却遭到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戈尔巴乔夫以此来报复当年叶利钦极力反对他采取同样行动的一箭之仇。而由此苏联克格勃与苏联军方也没有执行叶利钦的命令。除此之外，在苏共高层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进行着激烈的权斗，叶、戈二人还将车臣的独立视作自己权斗的筹码，甚至还将杜达耶夫当成自己的盟友，都通过各种手段支持车臣的分裂势力，都分别派出了自己的亲信与车臣分裂势力展开密谈并给予其帮助，以争取对自己的支持。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下令撤军，将70%以上的苏联军事装备都留给了车臣分裂武装。

车臣北高加索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这一地区是苏联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储存最多的地方。这导致了俄罗斯政府与车臣政府及俄罗斯的寡头资本家都想要控制此地，以使自己得到丰厚的利益，从而就导致了俄罗斯与车臣各方为争夺这块肥田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和搏弈。这是车臣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从19世纪车臣被征服并入沙俄以来就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而车臣人也想要通过这一场独立战争结束自己被俄罗斯帝国统治的地位。同时，俄罗斯想要再度崛起也绝对离不开车臣，而车臣在苏联解体时独立后上至俄罗斯政府下到俄罗斯的普通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强烈，都想要收复车臣。最重要的一点是高加索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是控制车臣的诱人战利品，为此车臣民族政权与俄罗斯中央政府一直以来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俄罗斯军方是车臣战争积极的推动者，因为在车臣独立的过程当中，俄军内部通过地下军火贸易向车臣民族武装输送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而大发横财，导致了军备的蒸发，害怕事情暴露也急需要一场战争来掩盖。

车臣可以认为是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的“带头羊”。一直以来，高加索地区一直是俄罗斯历史上民族问题最复杂的地区。苏联解体进一步激活该地区的民族分离情绪，受车臣的影响，巴尔卡尔、印古什等民族都有分离的倾向。普京在上任初就强调，如果北高加索分离出去，俄罗斯将陷入全面的分裂。俄罗斯一共有100多个民族，如果放任其独立，必然为其他分裂势力提供效仿的对象，打开民族分裂的缺口，引发民族分离大潮。

车臣问题有外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因素的渗透。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伊斯兰教在车臣地区传播。但在苏联时期生存空间缩小，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第一次车臣危机中，杜达耶夫制定的宪法明确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伊斯兰教旨成为车臣民族分裂势力最大的理由，特别原教旨主义者吸纳大量年轻人参与恐怖主义活动中进行“圣战”。“这样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结合，不再是民族问题，必然会产生国际性的恐怖主义。”阿富汗是国际上唯一承认车臣主权的国家，并为其提供资金和庇护。车臣的非法武装与阿富汗“基地”组织有密切的联系，据1996年相关机构统计，“车臣境内有7000名来自伊朗、阿富汗等国的雇佣军，对抗俄罗斯军事行动”。

车臣问题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扰。冷战后，美国极大打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向高加索地区渗透，以“人权”为借口，插手和干涉车臣问题，甚至“在两次车臣危机中，支持车臣非法武装高达五六十亿美元”此外，位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交界潘基西大峡谷是藏匿车臣非法武装势力的重要区域，但格鲁吉亚一直拒绝俄军进入，使俄罗斯消除车臣问题难以推进。

1991年，即“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车臣境内的“伊斯兰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恐怖分子趁着苏维埃政局动荡、中央政府顾不到边远地区之际，开始逐渐谋求独立。1991年9月6日，也就是苏联发生“8·19”事件不久以后，在阿富汗战争中曾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退役将军“杜达耶夫”，依靠武力推翻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1991年10月份车臣举行共和国总统和议会选举，杜达耶夫当选总统。11月，即在苏联解体的前夕，杜达耶夫宣布车臣共和国独立，并很快组织了车臣国民卫队，人数达到近六万人。1992年，车臣一分为二，西部的印古什地区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俄联邦虽然仍坚持维护俄罗斯主权的原则，但其具体实施则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抱薪救火。在与分裂势力的谈判中，联邦政府一味的妥协：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对车臣银行的账户解除冻结，以便拨去退休金；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在1992年5月格拉乔夫甚至命令将北高加索军区一半（实际则是95%）的武器移交给了车臣武装，其中甚至包括最先进的T-80坦克。

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而车臣，也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性质。1993年，印古什以外的车臣地区再度宣布独立。此后，车臣大举压迫境内的俄罗斯人﹐导致大量俄罗斯人移出车臣地区。

但是，由于车臣民族原始的社会体系，这里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更遑论“现代民主国家”，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统治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塔利班制下的阿富汗，种族清洗迫使多数非车臣族裔选择出逃。比北京市面积还小的土地上竟然是军阀割据、派别林立。而由于车臣民族不事生产又崇尚武力，其对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或者说，车臣事实上的独立并未使俄罗斯的利益不再遭受损失。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在1992年后逐渐趋于稳定，同时，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石油出口问题变得异常重要，而车臣既是石油产区又是通道，同时车臣分裂势力还威胁着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

而另一方面，车臣问题始终笼罩在西方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出于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而西欧则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就一直心存忌惮。具体来说，除了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从前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同样，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的奄奄一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而车臣战争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影响——造血机能正在枯竭，那么让一个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12月，俄军兵分三路开进车臣境内。时任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曾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拿下格罗兹尼。”这种自信最终被证明是荒谬的。数年的政治动荡极大的折损了俄军的战斗力，从高层到基层一系列的战术错误导致俄军损失惨重，12个月内数千官兵以及2万多平民在战火中丧生。但由于当时车臣境内仍有大量俄罗斯人居住，国内反战浪潮声不断﹔再加上是次进攻准备不足，俄军士气极度低落。然而，在火箭炮和空军的掩护下，俄军仍于12月29日抵格罗兹尼，并实行围城行动。

战斗的初期，俄军以火箭炮和战斗机不断对城内设施进行轰炸。但由于车臣武装部队善于匿藏在民居之中，空袭最终带来大量平民死亡。1994年12月31日，俄军地面部队向城内进攻，遭武装军顽强抵抗，一夜之间有超过1000俄军阵亡。1995年1月19日，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激烈巷战后，俄军终于攻占格罗兹尼。武装军退往南部山区。在格罗兹尼之战后，俄军继续以空袭方法进占车臣南部其他乡镇。在不断撤退之同时，车臣武装军将策略转移到绑架和恐怖袭击 (在这一期间发生许多极不人道的屠杀战俘事件)，谋求引起民众压力逼使俄军撤离。1996年8月31日，在国内压力和大选逼近下，鲍里斯·叶利钦和车臣签署停火协定。第一次车臣战争正式结束。最终，虽然车臣非法武装遭到重创，杜达耶夫本人也被炸死，但是俄军仍在苦战一年之后无功而返。

第一次车臣战争给俄军带来严重的伤亡代价。根据官方数字，俄军死亡人数为3826人，伤者17892人，另有1906人失踪。此外，这次战争亦导致超过10万平民死亡，大量设施遭严重破坏。在此后3年，尽管车臣仍为俄罗斯共同体的其中一员，但实质上却享有非正式的独立。

第二次车臣战争，从宏观角度看仍然决定于能源这一因素：一是俄罗斯围绕石油生产、出口的安全诉求没有改变；二则是由于上世纪末，美国为打击欧元开始频频插手中东和中亚事务，导致上述地区动荡，国际油价迅速上涨，在这个背景下，以能源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俄罗斯得以恢复元气，而自科索沃战争后，美欧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同时中东的动荡局势使得西欧在能源问题上开始有求于俄罗斯，于是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开始增大。

签署停火协议为车臣人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几年来，车臣名义上未脱离俄联邦，但拥有事实上的独立。马斯哈多夫于1997年1月27日出任车臣总统，但实际的兵权却掌握在车臣武装力量总司令巴萨耶夫手中。车臣武装分子对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造成更大的威胁。1999年8月初，经过精心的准备后，巴萨耶夫率领几千名武装分子潜入达吉斯坦南部村庄，并于8月10日成立所谓的“达吉斯坦国家”。

1999年8月7日，车臣武装分子入侵达吉斯坦南部地区，俄军以北高加索军区为基础建立联合军队集团镇压车臣武装；俄军使用航空兵和炮兵猛烈打击叛军，地面部队采用特种战术进行攻击，在此期间，俄军取得了歼敌千余人的胜利，到25日全部收复了被车臣非法武装占领的村庄，基本消灭了达吉斯坦境内的所有车臣武装分子。9月30日，俄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车臣开进；10月2日，俄内务部部队占领车臣境内第一个村庄---波洛兹基诺夫斯卡亚；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上将宣布，俄军已从几个方向进入车臣并向纵深推进；14日，联合军队集团代表宣布，俄军先头部队已距格罗兹尼20-25公里；10月15日，联合军队集团总司令卡赞采夫上将宣布，16日进 入战争第二阶段。

1999年10月16日至12月3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挺进格罗兹尼。

1999 年10月16日，联合军队指挥部宣布，58集团军将控制那兹拉尼---格罗兹尼公路；17日，航空兵和炮兵对数个城镇和村庄的武装分子进行打击；联合军队集团代表宣布，俄军已控制45个居民点；29日，俄国防部宣布到11月底结束车臣的主要战斗行动；11月9日，俄内务部队第一副司令巴尼科夫宣布，遂行车臣战斗行动的内务部队达到25000人；12日，俄军占领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捷尔梅斯；1999年12月3日俄宣布剿匪军事行动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的战斗行动中，俄军解放了车臣境内119个居民点中的98个，解放了车臣三分之二的地区。

1999年12月3日到2000年2月：战争进而到第三阶段，包围和攻打格罗兹尼。12月6日和8日，俄军分别攻占车臣第三大城市阿尔贡和乌鲁斯马尔坦，完全封锁格罗兹尼

2000年2月6日俄代总统普京宣布，车臣军事行动结束后，俄军将有计划地撤出车臣，但要在车臣长期驻扎一个师；8日，车臣副总统阿尔萨诺夫殉难；9日，卡赞采夫宣布，俄军已进入歼灭车臣山地非法武装的最后阶段；11日，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宣称，俄军已封锁了阿尔贡峡谷通往格鲁吉亚的出口，控制了该峡谷的战略要地；俄军占领车臣南部城市伊图姆卡列；期间，俄政府表示不会与车臣领导人进行谈判。俄军的镇压行动将继续下去。

然而，由于俄军的一次失误，使得相当一部分车臣非法武装突围成功，躲进了山里，随着春天的来临，光秃秃的山地将变得枝繁叶茂，因此为车臣武装分子的隐匿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俄军的镇压行动将变得更加艰难。此后，俄车双方进行了断断续续的镇压、伏击的战斗。到2000年6月中旬，战争基本上平息了下来。

第二次车臣战争，据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称：至2000年6月15日，俄军和内卫部队阵亡2091人，伤5962人。以相当于前次三分之一的代价，就取得了全面的战争胜利。此次战争，俄军充分吸取了上次战争的教训，准备充分，战术、指挥灵活，放弃了以往用大量的兵力来进攻，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运用了特种部队精干的内卫部队，用猎杀的方式对付车臣非法武装。同时，俄军吸取了美军在海湾和科索沃的作战经验，大量地使用了高科技、高精度的武器，摧毁了车臣许多的军用、民用目标，大量地杀伤其兵员，然后才让步兵进行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有效地减少了部队的伤亡。同时俄军还加强了对信息、情报的收集，迫使车臣武装连电台也不敢使用，大大地削弱了其战斗力。

2001年1月22日，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全面从车臣撤军，俄军的作战将从大量的歼灭叛军转为反车臣独立运动。由1.5万人组成的第42师和内卫部的一个由6-7千人组成的旅将长期驻守车臣。

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普京充分展示了他果敢坚毅的硬汉形象。叶利钦总统辞职，任命他为代总统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2000年的元旦期间，前往前线视察。3月20日，他亲自乘坐苏-27战斗机飞过车臣战区。他下令，哪里有叛军就在哪里消灭，“如果在厕所里发现匪徒，就直接把他塞进茅坑里溺死”。俄军吸取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失利的教训，一改上次冒进深入的打法，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配合空降兵、特种兵的奇袭、突击、围剿等战术，不断地歼灭和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一支支精干的、富有实战经验的特种作战小分队，充分利用暗夜、浓雾的掩护，从天而降，钻地而出，神出鬼没地渗透到车臣恐怖分子的占领区，屡建奇功。1999年10月8日那天，俄军的一支特种小分队秘密潜入敌人营地，一举擒获通缉了一年的恐怖分子头目哈奇拉耶夫。

在作战方法上，俄军借鉴了美军在科索沃战争中的经验，充分利用自己在制空权和高技术兵器上的绝对优势，出动苏-24M轰炸机、苏-25强击机、米-24武装直升机和战术导弹，对车臣叛军的基地、雷达、电视台、匪首住所、机场、武器弹药库实行远程精确的打击。由于准备充分，战略战术使用得当，俄军连战连胜，打得叛军伤亡累累，难以招架。1999年9月26日，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只好假惺惺地表示：“车臣人民和俄罗斯人民都不希望再发生一场战争。”马斯哈多夫呼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车之间的问题。俄罗斯领导人没有理会，普京则干脆地表示，俄罗斯愿意同车臣对话，但只能“在俄罗斯总统认为必须进行会见和会见对俄罗斯有利的情况下”才能进行。2000年1月18日清晨，俄军对格罗兹尼的总攻打响。在警察部队和车臣民兵的配合下，俄军从三个方向攻进了市中心的广场。车臣叛军依托雷区、地面地下工事、楼与楼之间的地下通道，与俄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攻打罐头食品厂时，叛军用砖块砌死了窗口，布置了大量的狙击手，在一个个难以发现的射击孔后面向俄军疯狂地射击，并在炸断的楼梯通道里蹿上跳下，拼死顽抗。

经过一场血战，俄军终于打下了罐头厂和公路桥，彻底切断了河两岸叛军的联系。2000年2月4日，俄军战士将俄罗斯三色国旗插上了车臣“总统府”。到2月28日，俄军收复了车臣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基本稳住了车臣的局势。俄军总参谋部宣布，从第二次车臣战争打响到2月初，俄军以阵亡官兵一千一百七十三人的代价，击毙叛军约一万人，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残余的车臣叛军化整为零，逃进山高林密的山区，与俄军转而进行游击战，并且不断地在俄罗斯各地制造自杀性恐怖袭击。要彻底铲除车臣叛军与恐怖主义势力，俄罗斯还要进行艰苦的努力。

从21世纪初来看，车臣地区的这种“动态稳定”还将维持一段时间，之前两次战争的胜与败，归结起来都和石油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从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来考虑，进一步稳定车臣局势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油价红利不是无止境的，能否在这一红利吃完之前为俄经济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将最终决定车臣局势的走向。而要使车臣民族和俄罗斯走出“死循环”，同样还必须有赖于俄民族政策的改善，未来势必需要通过移民、教育以及经济手段，才能最终使车臣人真正融入进俄罗斯。

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失败的原因由很多种因素构成，其中最关键和重要的有下面总结的这么几个。在苏联解体后俄军继承了苏联的体制，由于改革不足导致俄军僵化、官僚主义极其严重。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及俄军的高级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却还要经过大量繁多的程序和将命令进行层层下达，因此当俄军开进车臣时早已经贻误了战机。

其次，由于俄军上下并没有重视对车臣军事行动，甚至上至军官下至普通士兵都只认为只要大军进入车臣境内朝天鸣上几枪战斗就结束了，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同时，俄罗斯方面对车臣的情报收集和掌握以及对当时车臣人抵抗的意志估计不足，在草率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出兵的决定。另外就是，当时俄军现代化装备的配备率非常低，只有25%左右，直接导致了俄军战斗力不足，无法适应现代化战争尤其是对车臣武装的巷战和游击战。

还有一个最关键和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俄军内部的腐败，俄军内部通过秘密向车臣独立武装走私军火大发横财，车臣独立武装所使用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俄军的现役装备，武器也都来自于俄罗斯军队的内部。在车臣战争时期俄军有大量的枪支弹药下落不明。所以俄军成为了车臣武装最大的支持者，同时部分的俄军将领也恰恰是最希望维持车臣战争继续下去的人。当俄罗斯总统普京派出调查相关的俄军腐败案件的调查员的专机飞往车臣时被俄军导弹击落，虽然俄军对此却矢口否认，坚称飞机是被车臣武装击落的但后来的调查结果却证实了是俄罗斯的部队所为。

1、加剧了俄罗斯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在出兵车臣问题上，一向支持叶利钦的“民主派”内部产生严重分歧，“民主派”一些头面人物成为总统和政府的反对派。

在对车臣动武问题上议会也与总统对立。俄罗斯议会两院大多数议员一直主张用政治与和平方式解决车臣问题，分别在1991年11月10日、1994年12月8日反对或不批准总统对车臣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1995年4月12日，国家杜马以286票的绝对多数通过禁止在车臣用兵的决议，次日俄罗斯议会上院也以97票的多数通过了反对对车臣动武的决议。1995年6月2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又因车臣危机问题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议案。

军队内部对出兵车臣也发生尖锐矛盾。很多将领则持反对立场。陆军第一副司令员沃罗比约夫上将因反对出兵车臣毅然提出辞职。在第一次车臣军事行动中，持消极、反对态度的官兵为数很多。由此可见，俄军内部对车臣战争的矛盾和斗争激烈。

2、使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

车臣战争俄罗斯领导人以车臣人闹民族独立、煽动民族分离、破坏俄联邦国家统一为理由出兵惩罚，但在许多小民族来看，这是大俄罗斯民族欺压谋求民族独立自主的少数民族，从而使他们回想起历史上沙皇军队征服弱小民族的情景，因此不仅同情弱小民族车臣人，而且公开反对和遣责俄军进犯车臣。事实表明，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出兵车臣行动并未达到以惩罚车臣人来告诫其他少数民族，维护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的真正目的。相反，更加激起高加索地区少数民族反对大俄罗斯的不满情绪，引起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的高度戒备，从而使民族关系更加尖锐和复杂。

3、加深了俄罗斯的经济危机

1991年后，俄罗斯工农业生产持续大幅度下降，使经济处于深刻危机状态，俄军进攻车臣消耗了大量军费，使经济危机形势更加严重。从车臣逃亡的30多万难民需花费大量资金安置和救助，而重建变成废墟的格罗兹尼城市则需要5万亿卢布。车臣危机使俄罗斯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经济继续大幅度下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卢布持续大幅度贬值。到1996年8月俄罗斯和车臣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政府在车臣战争中耗费的资金约为50-60亿美元（约合3万亿卢布），这对俄罗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中经济基础条件最好和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形势却是比较差的国家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车臣战争的影响有关。

4、车臣危机使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

俄罗斯出兵车臣，首先给独联体其他国家带来阴影，因为它们担心有一天会因得罪大俄罗斯而遭到大军压境的灾难。一些国家的反对派认为发兵车臣暴露了“俄罗斯帝国的本性”，反对本国政府与俄罗斯实行经济一体化。因此，除俄罗斯外，独联体的其他大部分国家均与北约建立了和平伙伴合作关系，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也是对俄罗斯的戒备。

中东及西亚一些穆斯林国家普遍反对俄罗斯出兵车臣。

在车臣危机刚发生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这个“国内问题”表示沉默。但随着战火扩大，西方一些国家开始批评俄罗斯领导人“破坏民主”和“践踏人权”，有些国家还对俄罗斯采取了经济制裁。俄罗斯的国际信誉受到严重损害。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京公开承认，对车臣出兵“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