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以母老陈请终养。嘉庆十七年，起复补原官。会京畿多雨，诏发廪平粜，从益在事，釐剔弊端，实惠及民，时称之。疏请饬督抚详慎甄别以澄吏治，略曰：“外省甄别，与京员不同。京师耳目甚密，稍有徇私，难逃圣明洞鉴。外省督抚权势既尊，操纵甚易，岂知州县有当切责之处，亦有当体恤之处，偏私则是非倒置，刻覈则下情不通。臣以为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纲，略趋承之末节；务干事之勤能，责安民之实效；揣时势之难易，量才分之优绌；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后能爱惜人才，澄清吏治。”迁给事中。
十八年，滑县匪平，军中多携养难民子女，从益疏请遣送归家，如议行，并谴领兵大员。又面奏：“正教昌明，邪说自息，小民不识大义，故易为邪教煽惑。而选人得官，不问风俗淳浇，祗计缺分肥瘠，何以教民？欲厚风俗，宜先责成牧令。”历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
内阁侍读学士、光禄寺卿、太常寺卿。
道光初，山西学政
陈官俊镌级回京，仍直
上书房，从益疏劾曰：“上书房为教胄谕德之地，视学政为尤重，宜慎选德行敦厚、器识宏达之儒臣，使皇子有所观法，薰陶养其德性。陈官俊在学政任，不能远色避嫌，惩忿窒欲，性行之驳，器识之褊，不宜仍居授读之任。”
二年，迁内阁学士。宣宗温谕曰：“尔甚朴忠，无所希冀，亦无所揣摩。有所闻见，直言无隐，朕无忌讳也。”命偕尚书
文孚赴陕西谳狱。渭南富民柳全璧杀其佣朱锡林，贿知县徐润得免死，巡抚朱勋庇之，狱久不决。从益等鞫得其状，论如法。覆命，陈陕西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计里买马，实则民不得直，而官亦不需马，第指马索赇以为民病，请禁革。
三年，擢礼部侍郎，督江苏学政。於是巡抚
陶澍奏禁绅衿包漕，横索漕规，下学政稽查惩治。从益上疏曰：“江苏漕额本重，岂堪浮收无节？州县自应调剂，闾阎尤宜体恤。久悬定额，尚肆苛求；明语浮收，必滋流弊。抚臣之意，谓控漕之人即包漕之人，臣以为未必尽然。官之收漕，必用吏役，吏役贪狠，必图肥己。官既浮收，吏又朘削，不特小民受害，即循谨生监，亦被其累，激而上控，此中固有不得已者。抚臣又称生监需索漕规，地方官费无所出，乃取偿於纯谨小民。臣伏思吏役贪得无厌，纵生监悉循循守法，而小民追呼徵比之烦，亦断不能为之少减。吏役倚官府为城社，倘违例浮收，无人控诉，将何术以治之？夫劣衿律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矫枉势必过正，创法宜防流弊。管见所及，不敢不以上闻。”从益廉静坦白，遇非理必争，不为权要诎。八年，卒於学政任所。著有《奏疏》、《诗文内外集》、《公孙龙子注》。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五十八年（1793），散馆转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嘉庆三年（1798），典试福建，充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办理清秘堂事，兼翰林院撰文。后迁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西仓，疏《改顺天乡试章程》，《驳刑部秋审误入》二疏。嘉庆六年（1801），陈请归养。承欢之暇，唯以造就后进为务。服阕，补河南道御史，转掌四川道，升吏科给事中，转掌兵科。居谏垣三载，封章屡上，直声满天下。嘉庆帝鉴其忠，嘉庆二十年（1815）升光禄寺少卿。道光初，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升为礼部右侍郎，修通礼，多所更正。转左侍郎，旋转工部。年69病卒。先后视察山东、江苏，弊绝风清，校士极严。务伸士气，忤地方大吏而不顾。卒后江阴、华亭等县士民，多立主祀之。宣宗褒奖他“尔甚朴忠，无所希冀，亦无所揣摩，有所闻见，直言无隐，朕无忌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