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兰亭，陕西清涧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科长、延川县县长、晋绥第三分区督察处处长、晋绥第二分区专署专员、晋绥行署秘书处长、晋南行署秘书长。建国后，历任新疆省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厅厅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经济工作部部长、区委常委兼财贸部部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委主任、财贸办公室主任。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辛兰亭(1912～1965)曾用名辛金满。陕西清涧人。

1932年参加赤卫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土地部部长、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经常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1938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科长，1940年担任延川县县长。在县长任上，他积极负责，想尽各种办法发展生产，使延川县各项工作都搞得很出色，《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该县的先进事迹。

在1942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延川县首先创造了在陕北大面积种植棉花的经验，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讲话时，给予了很高评价。

1943年，辛调晋绥边区先后担任边区行署督察处处长、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辛担任晋绥边区行署秘书长，为部队筹运粮食、补充兵源、支援战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贺龙的表扬。

1949年7月，辛任甘肃行政公署财政处处长；8月兰州解放，成立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辛任秘书长。

翌年1月调新疆，任新疆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厅厅长。 新疆这个地域辽阔的边疆省，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的掠夺、压榨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入疆之前，已经是经济萧条，财政困难，秩序混乱，民不聊生。

1954年11月，辛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

1955年10月，新疆省改建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辛任区党委常委、财经(财贸)工作部部长。

1956年8月被增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为繁荣新疆经济，需要筹建一些骨干企业、水利工程和大专院校。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为这些项目的上马解决资金困难。修建兰新铁路时，他担任兰新铁路建设委员会主任，多次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慰问工人，解决设计与施工中的关键问题，深得干部、群众的信赖。 在长期经济工作中，他养成了运用数字和事实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在一次厅、局长会议上，他突然打断了一位厅长的汇报，指出这位厅长列举的数字不准确。当即找来主管业务的干部查对，证明他记的数字确实是对的。他去某地调查粮食产量和库存量，地方干部向他汇报的数字很大。他派人丈量当地所有粮仓的体积，然后对当地干部说：“所有仓库全装满，还没有你汇报的数字多，何况你们仓库并没有装满。”“大跃进”年代，浮夸风愈演愈烈。他出于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因而在1959年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撤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但仍任区党委财贸部部长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努力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战胜三年困难、发展生产尽心尽力地工作。

1965年，他不顾自己的心脏有病，率领工作组赴南疆考察，历时58天，走了28个县、3个矿区，行程6000多公里，途中心脏病发作了四次。回到乌鲁木齐市，本应住院治疗，但他为准备召开全区财贸工作会议，一直没住院。财贸会议召开期间，他一边吃药，一边坚持作报告，作完报告住进医院的第七天，即1965年7月12日，就与世长辞了。

1 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后，新政府面临的形势严峻而复杂：元宝、银元和多种纸币等五花八门的货币在交换领域同时流通，市秤、克秤和苏联普特等多种衡器在市场上同时使用，加上落后的交通运输、奇缺的日用工业品和各族人民极低的购买力，使全省的财政赤字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税收总额还不敷税务机关本身的开支。作为主持省财经委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任，辛深感肩头责任重大。

在中共中央、政务院的关怀和中共新疆省委的领导下，他在百废待兴的各项事务中，首先从建立财政、银行、税务机关，统一财经工作领导和整顿货币秩序入手，很快打开了局面。1950年2月，发行了由他署名的“新币”，从而统一了货币(1951年又和全国取得统一，使用人民币，废除“新币”)；以优惠汇率开办与内地的汇兑业务，吸引关内物资大量进入新疆，迅速恢复了和苏联的进出口贸易；统一了度量衡，采用国际通用的公斤和米；加紧修整由星星峡至霍尔果斯的公路，打通东至内地西接苏联的运输线，组织各方面的车辆投入运输。由于内外两条贸易和运输渠道的同时开辟，粮食、布匹、茶叶、糖及其他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运入新疆，又立即全部投放市场，采取大购大销的手段，保证人民生活需要，加速货币回笼，很快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与此同时，他通过调查研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负担情况，实行了按财产和收入征税的新税法，既增加了国家税收，又减轻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负担。他还借鉴早年在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指示省人民银行发放城市手工业贷款，在农村试办冬麦播种专项农贷，对当时濒临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迅速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来源于：新疆哲学社会科学

1964年夏，辛兰亭、李桂娥夫妇合影。

1959年，辛兰亭和夫人李桂娥与岳父、子女在家合影。

我们的父亲辛兰亭，1912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玉家河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

20世纪30年代，国运衰微，为了改变世世代代受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在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的时刻，父亲于1932年秘密参加了革命。

不久父亲当了赤卫队长，组织和发动群众同军阀、地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由于他对敌斗争坚决，1934年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父亲临危受命，出任延川县县长。为振兴发展延川县的经济，他带领全县军民披荆斩棘，开荒辟田，种粮植棉，养畜驮盐，首创了在陕北高寒地区大面积植棉取得成功的范例，延川县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边区各县的前列，父亲为此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母亲李桂娥和父亲是同乡，祖辈都是陕北农村的农民，她虽然从小因家贫上不起学，但聪明贤惠，爱憎分明，追求光明。1933年，当我党的地下组织在玉家河乡秘密开展活动时，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革命，成了玉家河乡陈家河村的第一个女地下党员，论入党时间，她比父亲还早一年。

战争年代，母亲发动组织家乡的妇女，起早睡晚，为前线指战员纺纱织布，做鞋缝衣，为伤员们端汤送水，裹伤洗身。

1944年，母亲随父亲到了晋绥解放区，参加了晋绥行署家属工厂的筹建，组织家属们用几台土织布机，日夜加班纺织土布，缝制军衣。

她曾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与伙伴们一齐将军衣送到前线。这个工厂一年后发展到了几百人，每年可为前线部队提供大量军服。母亲的出色工作，得到了晋绥行署的表扬，被评为“劳动模范”。

按老家的风俗，她和父亲从小订下“娃娃亲”，1929年我父亲17岁时，16岁的母亲过了辛家的门。从此两人心相系，共同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全中国的烽火硝烟，从陕北走到了新疆。

一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经彭德怀举荐，父亲奔赴新疆，出任新疆省财委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成为王震将军的得力助手。母亲带着4个孩子，也随父亲来到新疆。

1956年8月，父亲担任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分管新疆经济口的工作。

1954年至1959年，母亲被选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明德路居委会治保主任，她起早睡晚，维护社区治安，因工作努力获得了奖状和奖章。1959年，她来到自治区计委的家属缝纫厂，她的吃苦耐劳，赢得了全厂职工的称赞和敬重，1960年光荣地出席了自治区先进职工家属代表会，荣获奖章。

刚进疆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后来改为薪金制。我们家孩子多，还要负担父母双方在家乡的老人，靠父亲一人300多元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母亲凭着精打细算，尽量安排好一家人的生活。

母亲从小心灵手巧，性格贤淑，结婚后，家中的大事小事，她从不让父亲操心。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会纺线织布，会做鞋缝衣，会剪一手漂亮的窗花，逢年过节她制做的十二生肖馍馍，是那样栩栩如生。

记得有一年快过春节了，为了能让孩子们穿上新衣服，母亲熬红了眼睛，一直忙到次日天亮，才缝完了最后一针。

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给我们补充营养，母亲养了不少鸡。那些年，她每天下午到菜铺子里去拣丢弃的菜叶子，装在麻袋里背回家，在砧板上用菜刀剁碎。“冬冬冬”，母亲剁鸡食的声音至今还时常萦绕在我们的耳畔。

那些年每逢过年前，政府交际处要给父亲等省级领导送些花生、瓜子、糖果供招待客人用，但费用要从每个人工资中扣除。那时，我们家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光这些费用就要扣几个月才能扣完。到了我们7个孩子开学的时候，每个人的学杂费、伙食费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每到这时，母亲就愁眉紧锁。

二

父亲生活非常俭朴，吃穿方面从不讲究，平时脚上穿的都是母亲按家乡的老式样做的布鞋，说这样走路轻快。衣服破了，总是让母亲补了又补；袜子破了，实在不能补了，还要让母亲将袜套剪下来补衣服用。父亲生前仅有两套像样的毛料衣服，平日里都舍不得穿，只在参加公务活动和外事活动时穿一穿。

抽烟是父亲的一大嗜好，他也常常边抽烟边思考问题，但他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出差，从来不抽公家提供的“招待烟”，总是抽自己动手卷好的“陕北烟卷”。有点时间，父亲就把家乡带来的旱烟叶子摊在桌上用水喷湿，然后一片一片叠起来卷成“烟卷”，再用剪刀剪下两头。就是被剪下的碎烟叶，也被他小心捡起来再卷到大叶子中。在父亲随身带的小皮夹里，常常装满了自制的“烟卷”。家里有时买点好烟好酒也总是用来招待客人用。父亲经常叮嘱我们：“咱家祖辈都是农村的受苦人，如今你们有吃有穿，比我们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一定要珍惜呵！你们要好好学习，听党的话，将来靠自己的本事过日子，做个诚实的劳动者。”

他还常说：“财富，财富，人就是财富，东西是死物，人是‘活宝’！你们成才了，就是国家的财富！”

那时，我们家住在乌鲁木齐市团结路干部宿舍，离学校远，院里有面包车接送学生上学，父亲一再叮嘱我们乘车要守规矩，及时把家里购买的汽油票交给司机叔叔。有一次，汽油票不够用了，父亲马上掏出钱给我们补票。他常告诫我们不能在学校里夸说自己是某某领导的子女，不能有丝毫优越感，在学校里要和同学们，特别是普通工农家庭的孩子们打成一片。

1964年春天，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我们家搬进政府高干宿舍的一栋住房，客厅地板刚刷过油漆，施工人员一时疏忽，在还未晾干的地板上面留下了许多脚印。管理部门准备重新刷漆，父亲知道后立即出面制止。他说再刷一道漆还要让公家再花一次钱，又造成了浪费！他还要我们不要抱怨施工人员，要学会知足，学会宽容。

有一次，有关部门给父亲送来一台刚刚问世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还附上了发票。在当时，半导体收音机是个稀罕玩意儿，爱听新闻的父亲爱不释手，但知道家里拿不出钱来，还是坚决地将这个收音机退还了。

还有一次，一位我们家熟悉的厂长来到家里，给母亲说想让父亲给他批点生活补助。当时正赶上吃午饭，那位厂长想，像父亲这样的“大官”，家里伙食一定很好！结果他看到端到餐桌上的也就是小米饭和烩南瓜菜时，顿时感到脸上发烧。父亲热情地留他吃了饭，他再也没开口要求生活补助的事了。

三

父亲一年到头总是那么忙碌，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即使在家中，也是在学习或批阅文件，接待同事和来访者。

在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父亲长期从事和主管经济工作。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和特点，养成了他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极左路线逐渐占了上风，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父亲在一些场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安，对当时的浮夸冒进之风提出了批评。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直言获罪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父亲和武开章、杨和亭一齐被打成“武、辛、杨右倾反党集团”，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处理，被撤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现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的职务，在政治上被划入了“另类”。1962年，他们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甄别，却召致了更严厉的批判和打击……

父亲在含冤负屈的日子里，即使对自己最亲近的妻子也只字未吐。母亲只是隐隐约约听人含糊不清地说过：“辛副主席做检查了……”到底为什么她也不明白。回到家一再追问父亲，父亲只是说要“遵守组织原则”，“遵守政治纪律”，连家人也不告知。

由于精神压力很大，他回到家里话明显少了，睡觉也不安稳。善解人意的母亲在这时更加在日常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父亲，使父亲遭受巨创的心灵在温馨宁静的家庭中得以暂时的休憩。

父亲把巨大的痛苦和不解埋在心底，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加上他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以至于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心脏病。1965年7月初，他在主持全疆财贸工作会议期间，终因心脏病发作，倒了下来，被送进医院抢救，不到两个星期，53岁的父亲就撒手人寰……

父亲去世后，组织上派人清点他的遗物时，没有发现什么存折，却意外地发现了父亲借别人几百元钱后写下的备忘记录，这就是父亲留给家中的唯一“遗产”。

在父亲的生活中，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解放以后到他去世的16年里，他从未到风景名胜地去休假或疗养过。母亲一直想去趟北京，看看天安门，但父亲生前多次去北京开会，也从未顺便带母亲去北京一趟，满足母亲这个小小的心愿。

四

父亲走了，支撑我们家庭的天塌下来了！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姊妹中最大的姐姐刚参加工作，最小的妹妹才9岁。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母亲强忍着中年丧夫的悲痛，用惊人的毅力和坚强，支撑起了风雨飘摇中的家庭。

1966年夏季，“文革”狂澜陡起，不久，新疆和内地一样，陷入一片混乱，含冤负屈死去的父亲尸骨未寒，又受到更加猛烈和恶毒的口诛笔伐。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几个子女像一群还不能觅食的雏鸟，面对着铺天盖天的风暴，感到惊恐、不安。我们7个子女，都成了“黑崽子”，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备受歧视。

当时已经死去的父亲被加上更重的罪名遭受批判，受到调唆的群众组织闯入我们家，扬言要把父亲的尸骨从燕儿窝烈士陵园挖出迁走，后来又要将我们一家人从团结路干部宿舍赶出来。

在我们家再次罹难的时候，母亲这个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投身革命的老党员，不怕别人强加于她头上的“反党分子的老婆”的罪名，一次次和上门寻衅的群众组织据理力争，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自己丈夫的清白无辜，用党的政策法规来抵制某些人无法无天的行径，经常驳得那些人哑口无言，狼狈离去。

听到要挖父亲的墓，母亲强压住满腔愤怒，安慰我们说：“‘红’的挖出来他也是个‘红’的，要是个‘黑’的，我们早就把他挖出来‘扬’（撒）了！”

那时，我们不谙世事，加上所受的“阶级斗争”教育的灌输，父亲到底“反党”没有？我们很困惑。特别是当时有人威逼我们和父亲“划清界限”，我们也感到困惑。母亲不止一次充满感情和自信地对我们说：“娃娃你们不要怕！你爸爸从闹革命那天起，就跟定了共产党，把自己的命都交给了党，说你爸爸‘反党’，是‘黑帮分子’，那是胡说！”

“文革”初期，许多中学生都去北京等地免费大串连，我们因为父亲的所谓问题而被当成“黑崽子”，受到阻拦，不能免票前行。对此母亲无能为力，她把平日里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我们买了去了北京的火车票，以抚慰我们受伤的心灵。

十年噩梦般的日子结束后，1979年8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自治区党委作出了给我父亲和武开章、杨和亭等人平反的决定。父亲20年的沉冤终于被昭雪了！在父亲去世的日子里，母亲把悲伤压在心底，从不在我们面前掉一滴眼泪。在父亲平反昭雪这一天，母亲在父亲的遗像前嚎啕大哭，哭得那样伤心，哭得那样忘情……

母亲生前虽识字不多，但大半生的人生遭遇让她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战争年代，没有钱缴党费，她就起早贪黑，纺纱做鞋缴党费。从解放后到去世的近50年里，她没有正式的工作和工资，只能用微薄的抚恤金缴党费。

1998年，母亲病危，当时我国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重病中的母亲嘱咐我们从她有限的生活费中给灾区群众汇去200元。在弥留之际，她叮嘱我们为她缴上最后一次党费。

1998年8月16日，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母亲，走完了她86年的生命历程。（本版图片均由辛晓龙供图）

稿源：新疆经济报

作者：口述/毅林辛琳香玲晓虎晓龙春玲燕玲 整理/袁福来

责编：张宏

文章来源：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

《清风正气满人间—辛兰亭纪念文集》由中共新疆党史人物丛书编委会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发行。

本书由“序言”、“辛兰亭同志生平”、“边区人民的好县长”、“新疆财经的好当家”、“实事求是的好党员”、“鞠躬尽瘁的好干部”、“忠贞不渝的好伴侣”和“丹心耿耿”和“辛兰亭同志生平大事年表”等几个部分组成，较全面地收入了辛兰亭同志的战友、同事、亲属和党史工作者撰写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以及相关报刊资料50余篇， 全面回顾和介绍了辛兰亭同志的生平与业绩，重点反映了辛兰亭为当代新疆财贸工作做出的突出贡献，热情讴歌了辛兰亭同志在新疆工作期间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高尚品质。本书的出版，为人们了解、研究当代新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