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之一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3月21日，由原东北军团长唐聚五等在桓仁县组建，唐聚五任总司令，下辖18路军，以14个县的公安大队、警察队、民团、保甲兵和民众自发组织的大刀会为骨干，约10余万人。在桓仁、通化、清原、辑安、新宾、柳河、临江、金川、凤城、本溪、抚松、安图、长白、宽甸等地抗击日军，一度收复新宾，辑安县城。同年10月，在日军四路围攻下失败。1933年唐聚五率余部千余人参加热河抗战，次年在河北遵化与日军作战时殉国。另一部被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收编为海龙游击队，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1932年3月21日，唐聚五等人在桓仁召开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达30余人。经过会议研究决定，成立辽宁民众救国会和辽宁民众自卫队。救国会设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唐聚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4月21日，唐聚五、二团参谋长孙秀岩、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大队长郭景山和华北大学学生黄宇宙等人，在桓仁县誓师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在当天的誓师大会上，唐聚五作了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并以刀划破手指，在五尺白布上，血书“讨贼杀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以示抗日决心。

辽宁民众自卫军在唐聚五的领导下，队伍日益强盛，至8月份队伍已扩大到37路，近20万人，与日伪军战斗100多次，收复东边道14个县。辽宁民众自卫军成为东北义勇军的一支生力军。在唐聚五和自卫军其他将领的领导下，辽宁民众自卫军在其他各县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932年8月，张学良决定在通化成立辽宁省临时政府，领导辽宁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并委任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代理省主席兼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授中将军衔。

后来，日军一再调集兵力，对义勇军进行“围剿”。1932年10月，在日军四路围攻下，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向热河撤退，继续转战辽宁、热河、冀中等地，英勇抗日，相继参加了热河和长城抗战。

唐聚五，原名唐福隆，字甲洲，满族正黄族，祖籍辽宁金州，吉林双城（今黑龙江省双城市）人，18岁投身军旅，后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1929年晋升为辽宁陆军步兵第一团中校团附。1939年5月，日伪军对冀东地区进行疯狂大扫荡。唐聚五等在长城脚下迁安县柳沟浴村与日军遭遇，在平台山被包围，几经突围未成，身负重伤后仍顽强指挥战斗，最后壮烈牺牲。时年40岁。

重庆《新华日报》以《追悼唐聚五将军》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评价“唐聚五将军是‘九一八’后揭起抗日旗帜的民族英雄之一”。

伪“满洲国”成立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作为桓仁第一团团长的唐聚五认为举义抗日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召集桓仁、通化、新宾、宽甸、辑安、抚松等县抗日队伍的代表30余人于桓仁集会，决定组成辽宁民众救国会，下设政治和军事两个委员会，以王育文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唐聚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内设立民众自卫军，公举唐聚五为总司令，张宗周为副总司令，下辖18路自卫军和若干大队、支队，总兵力10万余人。任命了18路司令、5个大队司令。各路或大队少则四五百人，多则近干人。同时，分别派人赴各处通知，令各抗日组织者加紧准备，待接到总司令部通知后马上举行抗日起义。

抗日通电

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誓师大会在桓仁县师范学校操场举行，刚刚编成的抗日队伍和附近群众万余人参加了大会。会场内外，红旗招展，人人扬眉吐气。在会上，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宣誓就职，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天下事最痛心者莫过于亡国。日本强占我东北三省，生灵倍遭涂炭，凡有民族气节者，怎能容敌猖獗！今天成立民众自卫军，就是肩负光复山河的重任，毁家纤难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说罢用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8个大字。全场群情激奋，“打倒伪国、还我山河”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同时，发出《军法布告》、《告民众书》、《告武装同志书》，向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

收复各地

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先后进行了通化保卫战、收复新宾之战、收复宽甸之战、辑安之战。

唐聚五在桓仁宣誓就职后，分散在辽东诸县的各路自卫军纷纷亮出自卫军旗号，队伍迅速壮大。参加自卫军的除公安、警察和民团武装外，广大农民纷纷拿起土枪、扎枪、大刀等武器，组织大刀会、红枪会加入自卫军。在这一民众抗日洪流的推动下，不少县的头面人物都加入了抗日的行列，也有一些人还在观望甚至暗中破坏。为此，唐聚五决定先礼后兵，以救国会名义发出通令，要求各县军政首脑一体反正抗日。他在给通化县的电报中写道：“贵县为东边重镇，素念贵机关久具爱国热忱，义之所在，当不后人，唯迟至今日，尚无表示，揆诸救国讨逆之情理实属憾焉……”在义正词严的电文催促和自卫军第十六路孙秀岩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通化县当局不得不召集地方维持会议，决定即刻改悬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欢迎自卫军入城；原驻通化的廖弼宸则率第二团撤出县城，开赴山城镇。与此同时，新宾、抚松、长白、临江、辑安等县，也很快为自卫军所控制。

通化会议

为了全面总结前一段杀敌讨逆的经验，研究以后如何取得更大胜利，唐聚五于1932年8月在通化召开了自卫军各路将领会议。会议鉴于自卫军已发展壮大，原有编制已不相适应，决定将逐渐发展起来的共30余路军、10余个支队统一编成5个（后扩为7个）方面军，分别委任李春润、孙秀岩、王凤阁、邓铁梅、张宗周、郭景珊、刘景文为各方面军总指挥，以便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会议确定了自卫军向日伪统治的山城、抚顺等市镇和沈海、安奉两铁路发起新的攻势，以期最后攻取沈阳的方针，决心取得抗日斗争的更大胜利。在会上，对各个方面军分配了任务，确定了进攻方向。唐聚五领导的自卫军通化会议，标志着辽宁民众自卫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会议所确定的新的斗争方针，表现了自卫军广大指战员抗战必胜的决心。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唐聚五等自卫军主要领导人，对于当时形势尚缺乏全面估量，对于抗日斗争的艰巨性、曲折性，也缺乏充分的认识。

大举进攻

通化会议后，唐聚五统辖自卫军各部按会议确定的计划向日军展开了新的攻势。李春润部再袭清原、营盘，破坏沈海铁路；邓铁梅部破坏安奉铁路，使日军的运输几乎陷于瘫痪；王凤阁部围攻海龙、朝阳镇，给日伪以很大打击；孙秀岩部主攻山城镇，以劣势之兵力一度攻入外围工事；以大刀会为主的第十一路梁锡福部于9月15日晚上袭击抚顺，广大战士手执大刀、长矛冲入市区，一路杀死10余名日本侵略者，烧毁了敌人的一些矿井设施，给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动摇了日伪在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

斗争失败

为了彻底拔除辽宁民众自卫军这颗“钉子”，日伪当局于1932年9月即开始秘密集结兵力。他们调集了日军高波所部骑兵第一旅团，服部所部骑兵第四旅团、茂木所部混成第十四旅团，并从第二、第八、第十师团中抽调部分兵力，分别充实于上述部队中；以伪军廖弼宸、姜全我、董国华及伪靖安游击队各部相配合，部署于沈海、安奉等铁路沿线；又令第二师团从鸭绿江沿岸朝鲜各镇越江西进，铁道守备队在铁路沿线、飞行大队在空中相配合，总兵力达3万余人，配有—正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呈包围态势，从10月11日起对辽宁东边地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唐聚五电令各路坚决阻击。王凤阁、孙秀岩、李春润等各部自卫军分别在险要关隘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阻击战，但都因抵挡不住敌人重武器的攻击而先后溃败。在这种情况下，唐聚五令各路部队向抚松一带退却，新宾、通化、桓仁等县亦先后放弃。在北撤的过程中，由于道路狭窄，人马拥挤，在敌飞机跟踪轰炸和重兵追击的情况下，损失极大，队伍陷于混乱状态。唐聚五决定自卫军各部分别行动，他本人则化装入关请援。但其余部仍坚持斗争。其中，王凤阁率部坚持到1937年4月，直到牺牲为止；王仁斋部则被编为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后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3师的骨干。

1939年5月，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唐聚五率领部队与强敌周旋，形势十分险恶。一天，唐聚五率队从长城外转回到柳沟峪村，队伍刚要吃早饭，突然发现大批日军来袭，便把队伍拉到村后平台山抵抗。在敌人强大兵力围攻下，东北游击队遭受极大损失。唐聚五在指挥部队突围的过程中，头部、腰部两处受重伤。在生命垂危之时，他召集身边人员说：“万一发生不幸，东北游击队这支抗日力量不要分散，要团结所有的抗日力量挺进东北”。这就是唐聚五最后留给人们的遗言。因伤势过重，唐聚五于5月18日悲壮殉国。唐聚五牺牲后，军民含泪掩埋了他的遗体，八路军冀中军区和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以及在重庆的东北同乡，分别为唐聚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