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太郎（1888年－1966年5月19日），昵称“近兵（KONPYO）”先生，曾担当过爱媛县立松山商业高等学校、台湾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部、爱媛大学棒球部总教练。1931年，他带领嘉义农林打入夏季甲子园总决赛，对台湾棒球运动的发展影响深远。

1888年（明治21年）出生于爱媛县松山市，就读爱媛县立松山商业学校（现爱媛县立松山商业高等学校）及早稻田大学，随后担任松山商的初代棒球部总教练，培养出藤本定义、森茂雄等人，创出第一次黄金时代。

1919年赴台，1925年任教嘉义商工专修学校。当时嘉义商工专修学校并无棒球部，每逄夏季，近藤回去四国的松山商担任教练。

1928年4月，临近的嘉义农林学校成立野球部（棒球队），近藤兵太郎受邀前往指导。近藤在台湾全岛寻找有潜质的选手，请他们转校到嘉义农林，再以松山商的斯巴达式训练方法，因而在短时间内能训练出实力坚强的队伍。

中外野手苏正生曾这么形容当时近藤手下球队练习的状况：“棒球队选手在校中，和其他同学一样，校方都一视同仁，不因为参加校队为校争光而有什么特别的优待，所以每天早上上完课，下午一点半仍得参加实习，到了三点半再到嘉义棒球场练习，一直练到天色全黑的时候才结束，夏天天黑的时间比较晚，总是要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宿舍休息。周六下午和周日也都没有休息，即使是下午有比赛，早上还是得练球。”

前中华职棒裁判的杨英二，曾听过他父亲杨吉川生前回忆的一段往事，更能体会出近藤督军的严厉。他说有一回在棒球队训练前听说近藤教练疟疾发作无法到球场，大伙正欢天喜地准备迎接一天“假期”的到来时，突然远处有两个人抬着一个担架缓缓地走来，担架上头的正是近藤教练，他就是那种即便是生病也不肯休息的严厉教练。

二次大战前最后一代的嘉农棒球队员洪太山在受访时也表示，在近藤的监督下，只有一种情况下球队才能休息，那就是下大雨，所以每晚睡前的“祈雨”就是同学必做之事。

当时台湾民众的粮食供给是采配给制，年青球员正值发育期，运动量又大，常发生粮食不足的现象，他通常会告诉球员“我来想办法”，并亲至到配给机关交涉、调整配给量，以使选手无后顾之忧。

选手每天练球至傍晚时，虽然已因天黑而视线不良，他仍命令球员将球抹上石灰粉继续练习，甚至有的选手因不耐练习的严格，而故意在练习时倒下以暂时躲避训练的辛苦。

当有球员动作做错时，他并不直接指出名字骂人，而是以“那个大概是后补（二军），不知是什么名字。”这种不致让球员当面难堪但有所自觉的话语，自发性的磨练再磨练，努力再努力。他常说“不要想胜利”，只要想“不输人”，他并在训练营的墙壁上贴上写着“精神”加“技量”等于“实力”的标语，时时刻刻训勉球员。

1930年，当时尚为教练的近藤见到远征台湾的龙谷大学附属平安中学，当中有3名高砂族出身的选手担任正选，则感概“看吧，棒球真是万民的运动。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1931年，近藤正式就任监督（总教练）。

1931年，近藤带领该校参加第17回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现全国高等学校野球选手权大会，俗称夏季甲子园），一路晋级至总决赛，以0-4不敌拥有好投手吉田正男，同年达成史上3连霸的中京大学附属中京高等学校，取得准优胜。

1931年的准优胜球队的正选球员里面有三名日本人，两名台湾本土人（汉人），四名高砂族（台湾少数民族），他们跑垒很快，在准决赛对札幌商业学校（现北海学园札幌高等学校）曾八次盗垒成功。

名作家菊池宽则在报纸上如此写到：“我完完全全变成嘉义农林的袒护者了，他们那不同人种却为同样目标奋战的英姿令我感动得落泪。”

在台期间他共带领了嘉义农林出战春季甲子园1次，夏季甲子园4次，培养出吴明捷、吴昌征、今久留主淳、今久留主功、吴新亨等棒球名将。晩年在新田大学、爱媛大学等担任总教练。

1946年，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近藤被遣返回国。晚年他在新田高等学校（1952-1954）、爱媛大学棒球队担任教练。1966年5月19日逝世。

2008年，国立嘉义大学（原嘉义农林）棒球OB代表团应日本高等学校野球联盟与日本朝日新闻社之邀请，前往日本出席第90回日本高等学校野球选手权纪念大会，7月31日到位于四国松山市近藤墓园祭拜，由团长蔡武璋手持甲子园奖盾、OB队员身穿球衣，向近藤报告及感谢他一生对嘉义农林之奉献，没有他，台湾的棒球运动就不会如此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