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党，民国初年的政党。1913年5月29日在北京成立，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而成。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唐、蒲殿俊、王印川九人为理事。出版《天锋报》为机关报，总部设在北京。党纲为“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反对国民党，并为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效力。1913年7月该党重要分子熊希龄曾出任内阁总理。但自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及国会后，该党亦逐渐瓦解。进步党干部中人则改组为宪法研究会，会址在石驸马大街。既以研究宪法为标帜，不以党名，也未设支部。

民国成立，各省政客蜂起，团体林立。时同盟会已从革命团体改组为国民党，主急进；而海内有些政客，以为宜有缓进党以调剂之，遂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之出现。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派蒋介石雇用光复会中人王竹三刺死后，会众无所归。黄群、陈叔通原属光复会，因共发起民国公会。时北方有以籍忠寅为首之共和协进会，武汉有孙发绪、孙武、时功玖、刘成禺等人组成之民社。籍南下谋合并，与黄、陈到武汉晤民社诸人，遂商定三会成立共和党；后梁启超亦正式加入。民主党者，系共和建设讨论会改组，其前身为前清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曾联合进京，请愿提前召集国会，被清廷驱逐出京。该党同人因曾共患难之故。颇有相当团结力。临时参议院成立时,院内惟国民党与共和党人数为最多，其次则民主党，与共和党为友党，互相提携。统一党者，以王揖唐(即王赓)为中心,初只二三十人，嗣经多方拉拢，旧与袁世凯统治集团有特别关系而当选为议员者纷纷加入，故人数骤有增加。

一九一二年八月，各省依照临时约法和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开始办理选举。至同年十二月。参众两院议员均已选出。一九一三年一月十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布第一届正式国会召集会。四月八日上午十一时，各省依法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齐集北京象坊桥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国会第一次开会典礼。当时检点人数，国民党议员将近五百人，在参众两院中均占绝对多数。共和党议员不足三百人，民主党议员不满百人，统一党议员亦仅百余人。袁世凯见此情形，大为惊骇，派梁士殆、张一鏖等四出活动，促使梁启超、汤化龙、王揖唐等把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来与国民党相抗衡。

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本日于北京举行在京党员大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该党标榜“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实际上则拥护袁世凯，为袁所利用。

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彦国、孙武、王赓(即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等为理事,林长民为秘书长。党内组织分为政务、党务两部；政务部之下设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各科；党务部之下设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各科。部有正、副部长各一人，科有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办公地点在宣内未英胡同，开大会地点则在七爷府，有些省份分设支部。进步党宗旨以国权主义相揭集，与国民党的民权主义相反，凡旧官僚中不满意国民党的人，多数加入。其议员中如梁善济、孙洪伊、田骏丰、林长民、李国珍、陈国祥、王家襄、陈汉第、籍忠寅、周大烈、刘崇佑、黄群、徐佛苏、时功玖、蓝公武、方济川、周兆沅、胡源汇、彭汉遗、王敬芳、萧湘、蹇念益、胡汝麟、向瑞昆、陈光焘、罗纶等，皆为骨干分子。此外如张嘉璈、胡瑞霖、张澜(进步党四川地方党务负责人)张君劢、刘道铿、陈博生等，虽非国会议员，因与汤、梁私交关系，亦加入该党供其驱策。

未几，孙洪伊对于党内的民主派汤化龙、林长民等发生意见，就率领他的亲信议员王乃昌、牟琳、彭介石、时功玖、周恭寿、谢远函等三十余人脱离进步党，参加国民党，当时称他们为国民党的小孙派。

进步党的党员虽由三党组成，惟有共和党的梁启超、民主党的汤化龙与周旋汤、梁之间的林长民等，对于党务很热心，经常到党部参加会议，因此进步党就形成汤、梁两派交换意见的机构。

参议院于四月二十六日选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国民党仍占上风。众议院于四月二十八日选举，汤化龙当选为议长，陈国祥当选为副议长，在众议院中进步党算是获胜。于是国会中成为两党对峙之势。

当进步党成立之时，袁世凯曾在借款项下拨给一批党费，该党通过会商，指定刘崇佑、胡瑞霖等三数人保管。该党最初之机关报为《天民报》，原在象坊桥观音寺出版，由汤化龙的友人毕惠康主办；后移至永光寺西街，由汤化龙的胞弟汤毓龙接办，汤化龙常在报上化名发表文章。洪宪帝制事起，汤逃往上海，该报就被帝制派的汤用彬打着汤芗铭的旗号夺去了。进步党停止活动之后，所余之款由研究系(详见后)接收,用以办理机关报和刊物。袁死黎继，法统恢复，汤化龙、梁启超先后回京，复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指定刘道铿为经理，李大钊为总编辑。不久，值张勋复辟，该报迁往天津出版，却为段祺瑞作宣传。及乱事平定，仍迁回北京丞相胡同，改称《北京晨报》，以陈博生为总编辑，五四运动时著有相当声誉。此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亦皆研究系所办为时较短。该系又在存款中提出一部分派李大钊、南开钟、蔡天民等赴日留学，后来汤化龙赴美考察，也是动用此项存款。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进步党开会讨论时局问题，梁启超为主席，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当时以此议付表决，多数赞成，惜不能坚持到底。后宪法迄未草就，总统先行选出，一九一三年七月，进步党拥护熊希龄组阁。九月十一日，熊阁发表，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教育总长汪大燮，皆为进步党理事或名誉理事。另一进步党理事汤化龙则任众议院议长。他周旋于总统府、国务院及国会之间，甚得袁世凯的信任，以故其弟汤芗铭得任为湖南都督。这时进步党的主张是拥护袁世凯，抵制国民党，企图由该党出而组阁，借以扩充其政治势力。而袁世凯则欲一己独揽大权不为政党政治所束缚，不但讨厌国民党，即对于进步党也非真正信任，只是利用一时，使他的正式大总统得以当选，当选之后即欲其停止活动。未几熊阁垮台，该党阁员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也连带辞职。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十一月四日，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并追缴其议员证及徽章。进步党虽未被逐，但已成虚设。国会因此不足法定人数，无形停顿。袁旋又下令取消国民党的各省省议会议员。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所有立法机关至此已摧毁殆尽。此时袁世凯认为政客之流，除国民党外都可以设法使入彀中，于是悍然不顾一切，先组织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复设立约法会议以修改元年约法，又成立参政院实施总统制，废国务院，立政事堂，并下令解散残留的国会议员及各省省议会。进步党的重要分子在政治上虽然敌视国民党，但看见这样情形，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国民党人对汤、梁攻击则不遗余力、斥为阴谋派，是助纣为虐的刽子手。旧官僚加入进步党者睹此状况，纷纷宣告脱党。在此等情形下，进步党实已等于解散。

汤化龙、梁启超等只好随时纠合少数人，在刘崇佑宅或其他适当地方会谈交换对时局的意见，保持联系。虽然如此，但袁世凯为羁縻进步党起见，对于汤、梁等重要分子仍优礼有加，分别罗致。一九一四年五月，任汤化龙为政事堂国务卿徐世昌下的教育总长，以次要分子梁善济为教育次长，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兼参政院参政，任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凡该党稍有资望者，或任为参政院参政，或予以其他相当的位置。而汤化龙以众议院议长换一教育总长头衔，牺牲国会，觋颜猎官，当时舆论多非难之。袁世凯任他为教育总长的意思，原为敷衍进步党，他出而接受此职，也含有代表该党的意味，并非个人行动。汤于就职前夕，曾在丞相胡同刘崇佑宅召集该党主干人员商讨就职后的安排，分别有所决定。因此汤于视事之初，主张在中小学中废止读经，只在修身教科书书里节取经训，以孔子为旨归。汤明知袁世凯头脑顽固，此案必遭反对，其所以仍然提出者，意在以此试探袁对该党是否尚能信任。自此案提出后，山东巡按使蔡儒楷首先通电抨击，斥汤为离经叛道，请予罢免。参政院参政陈树德亦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汤遣责甚力。汤上呈自行辩驳，结果仍准予照行。

同时袁政府对于教育经费的拨款亦多方限制，如增加东西洋留学生名额、设立学术评定委员会、编纂教科图书等,表面上虽准如所请，实际上则事事勒掯。汤曾上呈陈诉，谓主计者与管学者背道而驰，一切教育事业无法进行，恳请辞职。袁仍批示慰留。即以此事而论，袁、汤之间的关系早已貌合神离了。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袁召集国务卿徐世昌率领各部总长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由外交次长曹汝霖报告已与日寇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后，全席默然，无人主持异议。汤颇气愤，出来后就分邀林长民、蒲殿俊、梁善济、刘崇佑、罗纶、周兆沅等开会，报告此事，决定辞职。他随即回家收拾行李，于次晨秘密赴津，住奥租界自宅，补上辞呈，交教育次长梁善济代递，部务由梁代行，未几即离津赴沪。由此可见，一九一五年七月以前，进步党与袁世凯是彼此互相利用的。以后就开始反袁了，述之于下。梁启超自辞币制局总裁之后，一九一五年二月袁世凯聘他为高等政治顾问；同年七月六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推举他为该会委员之一。

在杨度、孙毓筠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时候，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复议定改变国体问题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同年十月十六日，准该院咨称，已议定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的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来解决国体问题袁世凯申令允行。此时梁启超已准备反对帝制，与其学生蔡锷佯示赞成，以释袁的疑心。蔡锷并在将军府领衔拥护帝制，使袁对他的严密监视稍稍松懈，乘机秘密赴津，东渡日本，偕其友戴戡经越南入滇，与督办云南军务唐继尧首先通电讨袁，并请杀杨度等以谢天下。梁启超亦密行赴沪，在所办的《庸言报》上发表一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措词极为严厉，读者无不称快。梁又亲往桂粤联络一切。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两广宣布独立，他倡为军务统一之议。于是西南各省设军务院于肇庆，为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的机关。院置抚军若干人，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抚军长政务委员长，兼滇桂粤联合军都参谋。他五月二十日到沪闻知父丧，遂辞去各职。由此可见，护国一役，四处奔走，使帝制速濒崩溃，梁实与有力焉。

汤化龙赴沪后，在租界行踪甚密。梁过沪时，曾与汤会商，决定该党要反对帝制到底。同时汤接到攻击他的信帖甚多，为贯彻该党主张计，发电切责袁世凯，说他的脑筋尽为旧思想所弥布，非时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谢国人，千夫所指，必至无病而死。电文甚长，曾见当时北京《顺天时报》。当时一般舆论，谓汤氏兄弟二人，一个拥护帝制，一个参加讨袁，各耍一面，哪面胜了，他家富贵如故。汤因此派该党要员舒礼鉴特赴湖南，催促汤芗铭宣布独立。汤芗铭初尚犹豫，说乃兄过于书生，不肯照办。汤化龙复作专函，嘱汤芗铭最亲信的胡瑞霖切实劝告，汤芗铭始行独立。及汤芗铭与陈树藩、陈宦独立电报至京，袁病势业已沉重，以为亲手提拔的人尚且如此，他复何言，因之羞愧而死。汤化龙与袁世凯的关系就是这样结束的。

研究系者，是进步党宪法研究会的简称，亦即该党的继续。当反对帝制之时，国民、进步两党虽互相提携，袁世凯死后，乃又彼此背道而驰。两大党各分为数小党。进步党干部中人则改组为宪法研究会，会址在石驸马大街。既以研究宪法为标帜，不以党名，也未设支部。当时汤化龙即有毁党造党之议，至此进步党的名称即无形中消灭了。

一九一六年六月，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梁启超、汤化龙及其他骨干分子均回北京，乃以研究系为基础，公开活动在反对帝制时，梁、汤二人皆曾多所尽力，汤与黎曾共过患难，交谊尤笃，对于汤、梁所领导的研究系，衡情论事，似不宜过于冷淡，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阁员人选，黎独属意于国民党的谭延闿、孙洪伊、唐绍仪、伍廷芳诸人，于汤、梁并没有特别推重。研究系当然不甚满意，渐趋疏远。研究系主张黎段联盟，来削弱国民党。孙洪伊派与黎愈接近，研究系的汤化龙与黎的距离就愈远，这是必然的趋势。另外黎的左右如金永炎、饶汉祥、唐仲寅等，以为汤虽系湖北同乡，已为研究系整体所控制而倒向段祺瑞的怀抱，害怕黎、汤经常晤谈，于黎不利。当府院两方冲突剧烈，要罢免段的总理时，汤化龙屡到东厂胡同求谋黎的一面，也被他们从中阻挠，迄未得见。汤很气愤，因此研究系就一心一意为段策划一切；同时段在这一阶段也想利用他们，故对于研究系的领袖极为优礼。段祺瑞组阁后，府院之争又起。研究系倾向段祺瑞，曾有相当之活跃。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研究系的阁员们退出段阁后，其重要分子经常在刘崇佑宅集合开会，梁启超偶然出席。在集会中，大家都感觉到北洋军阀封建顽固，不足与谋宪政；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再难共事，从而深悔从前与国民党鹬蚌相持的错误。他们决定派汤化龙、林长民两人同赴日本考察，与日本在野名流犬养毅等取得联系；汤在日本考察后，再赴美国一行，以期与美国朝野有所沟通。汤等出国以前，曾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上发表一文，说明当时国家形势成为国民党、研究系、北洋军阀相持的局面，及该党苦心调停，蕲求共同制宪、纳国家于正轨的经过。原文对北洋派多谴责语，对国民党多谅解语，颇引起各方的注意。

一九一八年八月底，汤在维多利亚温哥华候船回国。九月一日晚上，被王昌从刺杀，当场中弹毙命。噩耗传来，研究系疑为是徐树铮遣人所刺。嗣经详细调查，始知凶手王昌是由国民党海外部长陈树人(当时正在温哥华，王昌亦系国民党党员)以五千元雇用，使之行凶者。虽然此事尚属疑案，后说似属可信。汤的遣骸由研究系运回北京，停在天坛月余。开吊之日，梁启超亲往致祭，哭之甚哀。其余研究系重要分子公祭时亦多流涕。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后，曾一再向社会声明，今后只与相知友好作学术上的研究，不参加任何政团作政治活动，以故一年之内，专心从事著述。一九一八年十月，南北名流曾有和平促进会之组织，他但表示赞成，并未参加。

汤化龙既被刺而死，梁启超亦赴欧游历一年，不复再问政事群龙无首，研究系形成涣散的局面。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首先撤销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国会的命令，宣言继续民国六年第二期常会。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研究系）病故，选张伯烈为副议长。参议院议长仍为王家襄，他的资望既浅，领导力量亦不够，又用陈定远为参议院秘书长，为之联系一切，更完全不能胜任。研究系的福建派陈博生等对陈定远甚轻视。陈定远”三字必被勾去。陈定远与曹锟佞臣李彦青往来甚密，对曹锟贿选很卖气力，凡与他相识的研究系的国会议员，多被拉去，拿到贿款五千元。王家襄与研究系的福建派既不能切实合作，自更谈不到恢复研究系的旧观了。且王家襄本人以议长资格，亦为贿选出了相当力量，所得报酬当然不止此数。其他研究系各议员洁身自好，不肯受贿者，实属寥寥无几。至一九二四年秋，国会重遭解散，研究系即随之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