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应氏二首》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的组诗作品。这两首诗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211）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送别应瑒、应璩兄弟所作。第一首写洛阳遭董卓之乱以后的荒凉景象，第二首写朋友分离时的不舍。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和感情溢于言表。

送应氏二首

其一

步登北邙阪⑴，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⑵。

垣墙皆顿擗⑶，荆棘上参天⑷。

不见旧耆老⑸，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⑹。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⑺，气结不能言。

其二

清时难屡得⑻，嘉会不可常。

天地无终极⑼，人命若朝霜。

愿得展嬿婉⑽，我友之朔方⑾。

亲昵并集送⑿，置酒此河阳。

中馈岂独薄⒀？宾饮不尽觞。

爱至望苦深⒁，岂不愧中肠？

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⒂。

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⒃。

⑴北邙：山名，在洛阳东北。阪（bǎn），同“坂”，山坡。

⑵“宫室”句：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把洛阳的宗庙宫室全部焚毁。

⑶顿：塌坏。擗（pǐ）：分裂。

⑷参天，上高至天。荆棘参天，形容十分荒凉。

⑸耆（qí）：六十岁以上的人。耆老，犹言德高之老年人。

⑹畴：田亩。田：动词，耕种。

⑺“念我”句：这句是代久不归的游子（即应氏）设词，应氏曾居家于洛阳。平常居，五臣本《文选》作“平生亲”，宋刊本《曹子建文集》作“平生居”。

⑻清时：太平之时，黄河变清，叫清时。

⑼终极：穷尽。

⑽嬿（yàn）婉：欢乐。

⑾我友：指应氏。之：去，往。朔方：北方，指邺之冀州。

⑿亲昵：朋友。河阳：孟津渡，在河南省孟县南。

⒀中馈：酒食。这句说：难道是预备的酒食不够吗？是因为在此离别之际，饮一千杯酒都还觉得不够罢了。

⒁“爱至”句：犹言朋友之间情谊越深，离别时的悲苦就越深。

⒂“别促”句：离别的时间过得很快，再见面却遥遥无期。

⒃翮（hé）：鸟翎的茎，代指鸟的翅膀。施翮：展翅。

其一

一步步登上北邙山山坡，远远望见洛阳四周群山。

洛阳城显得多么的寂寞，昔日的宫室全都被烧焚。

随处可见的是残垣断壁，丛生的荆棘高入了云天。

再也寻不见旧时的老人，看到的尽是些小伙少年。

踏足地面觅不出条路径，荒芜了的土地谁来耕田！

游子已经多年没有归来，再也认不得交错的陌阡。

城郊的野外多么地萧条，千里之内也见不到人烟。

想起平日一道生活的人，伤心哽咽竟无片语只言。

其二

太平的盛世百年难见，欢乐的聚会不可常逢 。

天地之悠悠无穷无尽，人生之寿命短如晨霜。

愿我的好友诸事顺利，平安抵达邺城的北方。

亲密的友人聚首相送，设宴饯行在名都洛阳。

难道是酒宴不够丰盛？是宾客觥酬不够欢畅。

情谊越深则离别越苦，怎能不使我心愧难当？

此去的山川既阻且长，离别时匆匆会面更难。

我多希望化成比翼鸟，与你们展翅一同飞翔。

这组诗作于建安十六年（211），曹植时年二十岁。应氏指应瑒、应璩兄弟，东汉应劭的侄子。应瑒为“建安七子”之一。二人同为曹植的好友。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相继把持朝政，皇帝其实是傀儡。地方军阀势力在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渐形成并强大起来。董卓就是这样一个军阀。当时他任并州牧，驻兵河东，中平元年（189）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的袁绍等人密召董卓带兵进京（洛阳），以威胁太后、翦除宦官。董卓的兵马尚未到达，何进因密谋泄露被害而死，宦官段圭等挟持少帝和陈留王出京。董卓闻讯赶至，在北邙山劫住少帝和陈留王，于是进兵洛阳，控制了中央政权。之后，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即汉献帝。在初平元年（190）的春天，关东州郡结成联盟，推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董卓于是预备迁都长安，以避关东诸军。他派兵将洛阳城中富户拘捕，罗织罪名后杀死，将其财产掠夺。在杀死反对他迁走的伍琼等人后，派兵强迫洛阳城中居民迁移后，随即焚烧洛阳城，迁都长安，自己带兵屯留于毕圭苑。从此，就酿成了汉末长期的军阀混战。

建安十六年七月，曹植随其父曹操西征马超，途经洛阳，在洛阳他见到了当时颇负诗名的应氏兄弟，而应氏兄弟旋将有北方之行，亲交故旧为他们设宴饯行。即将分别之时，曹植颇为恋恋不舍，因作诗送别。《昭明文选》中刘良在这两首诗的题目下注曰：“送应璩、应瑒兄弟。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被焚烧，故多言荒芜之事。”其实，曹植作此诗时离董卓作乱已历二十余年，因为不断的军阀混战，洛阳根本不得恢复，故而更见荒凉。昔日繁华的京都已经残破不堪，面对荒凉萧条景色，又想到马上要与友人各奔一方。于是他写下了《送应氏二首》。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

元人刘履《选诗补注》卷二：“《送应氏二首》，赋也。……既伤洛阳被焚，荆棘荒秽，则清时之难得可知。复言游子久不归，念我平生居，则嘉会之常不可知矣。故于此叹人生之脆促，愿得常相欢洽，而今亲友远游北方，则其情念当何如哉！”

日本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曹植诗中所见对友情如此强烈的赞美，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性质。……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一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

曹植（192—233），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因富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失宠。封平原侯，后改为临淄侯，又改封鄄城王。曹丕称帝后，他屡遭贬爵和改换封地。曹叡即位，他曾几次上书，希望能够得到任用，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忧郁而逝。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即帝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少数作品出社会动乱和自己的抱负，诗的基调开朗、豪迈；后期作品则反映其所受压迫的苦闷的心情，部分诗篇有较浓厚的消极思想。其诗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精炼而词采华茂，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成就，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影响。也善辞赋、散文。作品今存南宋嘉定刻本《曹子建集》10卷，辑录诗、赋、文共20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