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徐无党南归序》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写给学生徐无党的一篇赠序。该文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理论，勉励徐无党要修身立德、施事立功；另一方面间接批评当时浮奢的文风，指出此类文章永难留存后世。文章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广论博行，层层剖析，步步探究，说理透彻，语言明快，抑扬顿挫，有很强说服力和感染力。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1归于腐坏澌尽2泯2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4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5而存也。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6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7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8曲肱9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10施于事，况于言乎？

予读班固11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12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13？ 而忽然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东阳徐生，少从予学，为14文章，稍稍见15称于人。既去，而与群士试于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辞16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17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各种草木鸟兽被归类为“物”，而世间众人被归类为“人”，他们生存在世时虽有分别，然而到了死亡时却很相同，全部也都变成腐朽、消亡殆尽的地步。而圣贤身处世人之中，他们也需要面对这种生死变化，然而却和各种事物及世人有分别——他们能在精神、功业上永垂千古，时间再久也能够留存。圣贤能够长存不朽的缘故，就在于他们建立德行、功业或著作了。一个人能努力修炼个人操守的话，一定能有所成就；若要建立个人功业，却是受社会情况限制；若要行文传世的话，则被个人天赋所约束。有些人能建立功业，却未必有著作留下。看《诗》、《书》、《史记》等著作所记，当中有多少人是善于著作的呢？至于有高尚德行的人，更未必能建立功业，又有著作传世的了。孔子的弟子中，有能建立功业的，有能著书立说的。就以颜渊为例，他独居穷宅时挨饥受冷；在与人相处时又整天沉默寡言，旁人也许以为他愚笨无能。然而当时孔门中众多弟子都极其尊重颜渊，无人敢与他相比。就是后世千百年来，也没有人能在德行上能胜过颜渊。由颜渊能够永存不朽的原因来看，固然不是凭借他的功业，更不必说是著作吧？

我曾读《汉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等著作，见当中列举上古至今有著作流传的文人，其作品有多至百余篇，也有少的约三四十篇。然而文人虽多不胜数，大部分的作品却已随时间而散失消亡，至今只存留百分之一二而已。我悲叹这些作者，他们的文章虽然华丽，但好像花木被风飘散，鸟兽鸣叫掠过耳边一样，只得短暂停留人间。他们创作时竭尽心力，这又和世人为生活 忙忙碌碌有何分别呢？而且最后也或早或迟地面对死亡，他们的情况和草木、鸟兽、世人一样；全部归于泯灭消失，可知道“立言”实在是不能够依靠的。现今追求学问的人，他们全部羡慕古代圣贤能够名声不朽，可是只懂用一辈子功夫在著述文字方面，那真是可悲的了！

你（徐无党）从小便跟随我学习,写的文章，已经颇得别人称赞。学成后，又在礼部应考科举；名列前茅，从而名声显著人前。你的文章日渐进步，有一种如泉水涌出山间的气势。不过，我希望借本篇文章挫一挫你的锐气，和勉励你求学之道，因此在你南归之时赠送这篇文章给你。同时，我自己相当喜爱为文写作，因此也用本文来警示自己一番。

该文作于至和元年（1054年），时作者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徐无党，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庆历初（1041年后）师从作者学古文，皇佑五年（1053年）进士及第，为作者编撰的《新五代史》作过注释。此次南归故里，作者作序赠别。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宋楼昉《崇古文诀》卷十九：“转折过换妙”。

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十一：“文情感喟款欷，最足动人”。

清刘大櫆《古文辞类纂·诸家集评》：“欧公赠送序，当以杨真、田画为第一，而徐无党次之。”

清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卷三：“《送徐无党南归序》，通篇大指，只是劝勉徐生修身立行，却不一语说破。起处提出修身、行事、立言三件，下文以立言、行事相较，驳去‘言’字；又以修身、行事相较，驳去‘事’字。驳去‘言’字，正见修身之可贵；驳去‘事’字，亦是见修身之可贵。通篇劝勉修身，不曾一字实说，全在言外得之。至其文情高旷卓越，则固欧公所独擅也。”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