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沈记室夜别》是南朝诗人
范云所作的一首
送别诗。这首诗通过对旅途情景的想象，表现了对友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此诗以清丽之笔点明送行的环境，着在抒写别情中，穿插点染秋风、秋月、寒枝、霜猿之类物象，于流转之中展开一个凄清的境界，显示出情景交融的艺术成就。
南朝宋
元徽四年（476年），
萧赜主持郢州（今湖北武汉附近）军政，范云随父范抗在郢府，沈约与范抗同府，与比他年轻十岁的范云相识交好。几年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此诗作于两人分别之时。
这首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
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颜邦逸：此诗堪称“永明体”的代表作。五言八句，两两对仗。除第四句平扶不调，四、五两句失粘，五六两句失对外，几乎与唐代成熟的五青津诗没有差别。
江苏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
李德身：统观全诗，对送别情景不着一笔，而全由别后情景的想象发挥开去，构思新颖，角度别致。八句两两对仗，层层推进，语言清丽，音韵和谐，明显表现出“永明体”所加的影响。单就送别诗而言，也堪称情真意切，想象动人，不失为一首别开生面的好诗。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嘉耀：这首诗写景寄情，把深沉的感情同特定的景物结合起来，使感情的表达显得真挚而细腻，这是写送别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中较为成功的一首。
范云（451-503），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范缜从弟。初仕齐，任竟陵王府主簿，为“竟陵八友”之一，又历任零陵郡、始兴郡内史。仕梁，为黄门郎，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他善于写山水诗，诗风宛转流利。有集三十卷，已佚。《全梁诗》辑其诗40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