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注碑全名为“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碑文是唐玄宗对道德经的释文，为文物之珍品。该碑位于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景区太极殿前神道东侧，立于唐天宝元年，即742年，碑高3．7米，宽1．2米，厚O．36米，碑首为半圆型，首身一石，碑身四面刻字，正反两面为正文，每面22行，满行51字，隶书字体，左右两侧为文人题咏。碑文内容为唐玄宗李隆基对《道德经》的释文。

一、这通碑是现存碑刻中最早的。从东汉桓帝时大臣边韶来拜谒老子立碑时算起，太清宫历史上有许多碑刻，因为年代的久远以及兵燹匪患等原因，绝大部分碑刻都毁掉了，只有极少数的碑刻留存了下来。这块碑刻是留下来的近20通碑刻中立碑年代最早的，太极殿前墙上的碑刻是元代的，神道东西两侧的碑刻为金代，清代的，而这块碑是唐玄宗时期的，距今已近1300年了。

二、这通碑是皇帝对《道德经》的注释文，是后世认识唐玄宗与老子《道德经》，唐朝与老子及道教关系的好教材。在我国历史上，皇帝注释《道德经》者有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但以立碑和亲笔注释两种形式注解《道德经》的只有唐玄宗一人。

唐玄宗等几位皇帝注解《道德经》，为后人研究《道德经》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同学者、文人注解《道德经》不同的是，皇帝们注解更多的是从治国理政上去阐释。由几位皇帝注解《道德经》来看，《道德经》中含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想。除了多位皇帝对《道德经》进行御注外，注解者中还有历朝历代的学者、官员、道士、儒家人士、法家代表、军等等，如唐朝的魏征著有《老子注要》，北宋王安石著有《老子注》、司马光著有《道德真经论》、苏辙著有《老子解》、赵孟颛著有《老子道德经》，明代李贽著有《老子解》，清代王夫之著有《老子衍》、纪晓岚著有《老子道德经校订》、严复著有《老子道德经评点》，至于民国以来名人注解《道德经》的更多了。

三、此碑还是了解鹿邑县太清官镇这个地方地质地貌的好教材。此碑建于唐朝，公元2002年以前，此碑在地面以上仅露碑头尺许，碑头大部、碑身、碑座都被埋入地下。而此碑初建时应建在地上，也就是说，1300年来，太清宫这个地方，地面整体增高了整通唐碑的高度。为研究这个地方的地质地貌和河流水患史提供了一个佐证。

这通唐碑历经1300年的风风雨雨，风雨剥蚀严重，碑文已有一半模糊而不可辨认了。即便如此，仍是文物中之珍品，即便从纯书法的角度讲，正文的隶书字体，也有极高的书法价值。

太清官建祠1800余年来，历朝历代都在太清宫立有碑刻，除现存20通外。其它虽然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以及兵燹匪患等原因不存在了，但所幸鹿邑古县志尚录存有其它30余通碑刻的碑文。同地上现存碑刻相对应，是研究太清官兴衰史和道家、道教在历朝历代地位弥足珍贵的文献或实物。

唐玄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很伟大的皇帝，继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之后，他把唐朝带领到了极盛，即开元盛世，这主要是因他遵循老子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他一生都在关注、研究、推广、宣传老子，除了以上讲到的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一生中两次对《道德经》进行注释，又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皇帝的一个之最。以后还有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福临等皇帝注解《老子》，但都是注解了一次，而唐玄宗注解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皇帝50岁时，他总结前半生读老、拜老、研老心得，亲笔著下了《御注道德真经》一书。唐玄宗在为第一次御注写的序中指出：“每因清宴，辄叩玄关，随所意得，遂为笺注，岂成一家之说……，今兹绝笔，是询于众……”意思是，我每次在和大臣们一起简单用餐的时候，就常常询问和交流一些学习《道德经》的知识和心得，就把自己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写下来，就这样，关于《道德经》的笺注就完成了。

第二次是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他70岁时，又写下了《道德真经疏》一书。也就是在这一年，久享歌舞升平的李唐王朝突遭巨变——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叛乱)爆发。历经百年的我国封建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时期、武则天统治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开元盛世时期)结束了，唐朝开始走下坡路。也就是在这一年，在鹿邑发生了一件为整个唐王朝所注目，并令鹿邑载入史册的事。安史之乱爆发，国遭大难，万年雪崩，贵胄重臣，闻风鼠窜；可是真源县(鹿邑古县名)县令张巡(南阳人)，一介文弱书生，七品微官，却率千余猝合之众，扼敌要道，尽忠竭智，苦斗至死，用温热的血，写下了一曲名将赞歌。

正是由于张巡艰苦卓绝的孤军抵抗，阻止了安禄山军队南进的步伐，削弱了安禄山叛军的力量，也保住了唐王朝江淮以南一带，使朝廷财源不竭，为唐王朝重组力量提供了财源准备和时间准备，功劳至大。所以到唐宣宗李忱时，下令给功臣画像，供于朝廷，在这一次，真源县令张巡的名字得以位列众多重臣名将之间。

唐玄宗时期还有一件同鹿邑同老子有关的事。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即玄宗第二次注解《道德经》的头一年，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真源县令张巡在太清宫老子像前痛哭并率众誓师抵抗的头一年，大诗人杜甫来到鹿邑太清宫朝拜，并写下了1200字的《朝献太清宫赋》，并篆刻立碑于太清宫。该碑现已不存，但在清康熙年间尚存，只是碑文已模糊不清了。所幸《康熙鹿邑县志》上录有全文。

第二个需要记述的是唐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666)亲来鹿邑谒祖拜庭这件事了。

《旧唐书．高宗本纪》载，高宗皇帝于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毫州，幸老君庙，追号日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给复一年”。同北宋真宗皇帝来老子生地祭拜比起来，国史书上记载要少一些，不过内容并不少。

据史料记载，高宗的这次离开长安东来拜祖是武皇后(武则天)提议的，而且是在游历泰山后来的太清宫。目的是拜谒祖庭和祖先，后世可以想象祭拜队伍和规模气势都应当宏大。史料载，高宗来鹿邑时百官仪卫，延长数百里，此说固有夸张成分，但祭拜之隆重热烈和规模之宏大 当是可以想见。这是唐朝时关于老子和其生地发生的几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