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策是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以简牍为主要书写材料。

先秦古籍中并无“遣策”一词。《辞源》和《辞海》中也没有这个词条。1954年,长沙仰天湖25号墓所出竹简在北京展出期间，叶恭绰先生经过初步研究认为“策中所书名物,大抵皆金属、丝属，其为赗赠遣送之物，无可疑者，因断此项竹简，当即仪礼中之遣策，以覆湘友，皆以为然。”发掘报告中遂称之为“遣策”。此后多沿袭这一名称,把这种记载随葬品的竹木简称为“遣策”。

《仪礼·既夕礼》：“书遣於策。” 郑玄注：“策，简也；遣犹送也，谓所当藏茵以下。”贾公彦疏：“则尽遣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赠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书之於策。”《文物》1976年第10期：“遣策，不仅是墓葬随葬品的清单……它对于墓葬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记录随葬物品

这类遣策占多数，有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江陵望山二号楚墓、江陵凤凰山8、167、168号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有竹简312支，记录的随葬物品有漆器、陶器、衣物、食物、乐器等。

记录随葬物品和葬仪用物

这种既记随葬物品也记葬仪用物的遣策并不多见，其记录的内容较为丰富。湖南长沙仰天湖25号墓竹简所记物品大多是各种衣物、佩饰和日用品，其中有衣物和兵器注明物主，应为他人所赠。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除记录漆器、陶器、衣物、食物等部分随葬物品外，“右方车十乘”、“右方男子明童”、“右方女子明童”（近千人）、“右方羹凡三十物物一鼎”、“右方十三物土”（土明器）等内容均不见有出土物可以对照，只见记载不见实物，可能与葬仪有关。

记录随葬衣物

一般用一块或二块木牍记录随葬衣物，与出土实物对照基本相符，有人因此称之为“衣物券” 。这类“衣物券”一般出现在西汉中晚期，多见于中小型墓葬，以江苏地区最为多见。如江苏海州西汉霍贺墓、海州网疃庄木椁墓、盐城三羊墩一号墓等出土木牍主要记录衣物的名称和件数。尹湾汉墓12号木牍《君兄衣物疏》记录有被、单、单衣、复衣、复襦、大绔、小喾、襜褕、诸于、下常、衾履袜等49领；西郭宝墓木牍记录有被、襌衣、复衣、襜褕、合衣、复襦等文物50余领。

记录葬仪所用的车马兵甲等

这类遣策只记录车马兵甲之类而不记随葬物品，所记录的内容在墓中找不到具体实物，可能专用于葬仪，主要见于战国楚墓出土遣策。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及驭车者的官职名称、车马的佩饰等等，没有记录随葬物品。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记录了自备的和他人赠送的车辆、马匹及送葬时所阵列的车马、仪仗及驭车者等，没有记录其它礼器、食器和生活用品。

从以上几种类型来看，出土遣策既有以记录随葬物品为主的，也有只记录葬仪用物而不记录随葬物品的，除曾侯乙墓和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记录葬仪用物不记随葬物品外，其他墓葬的葬仪用物与随葬物品一起被记录在遣策中，且普遍存在着遣策记录与随葬实物不完全相符的现象。

以记录随葬物品为主的遣策主要见于战国楚墓至西汉早期墓葬，西汉中晚期墓葬常见的是“衣物券”；而记录葬仪用物的遣策仅见于战国楚墓，既记随葬物品也记葬仪用物的遣策见于战国楚墓到西汉早期墓葬。这些遣策一般都没有自题，只有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木牍自名《从器志》、《东阳田器志》，江苏东海尹湾汉墓木牍自题《君兄衣物疏》、《君兄缯方缇中物疏》、《君兄节司小物疏》等。《从器志》记录随葬器物，《东阳田器志》记录随葬农具，《君兄衣物疏》记录衣物及少数器物，《君兄缯方缇中物疏》记录文具及各种著作、《君兄节司小物疏》记录小件生活用具，这些简牍的自题之名与所记具体内容基本一致。

上世纪五十年代迄今，考古发现的战国至汉晋遣策类简牍共计60批左右，汉墓遣策31批。其中正式公布内容的汉墓遣策22批，总计约9140余字。分别是：

①湖北省11批，即云梦大坟头M1遣策、高台M6遣策、高台M18遣策、凤凰山M8遣策、凤凰山M9遣策、凤凰山M10遣策、凤凰山M167遣策、凤凰山M168遣策、凤凰山M169遣策、张家山M247遣策、萧家草场M26遣策；

②江苏省8批，即海州侍其(?)墓遣策、陶湾黄石崖西郭宝墓遣策、海州霍贺墓遣策、仪征胥浦M101遣策、东海尹湾M6遣策、海州(?)疃荘焦山汉墓遣策、伍佑公社三羊墩M1遣策、东海尹湾M2遣策；

③湖南省2批，即马王堆M1遣策、马王堆M3遣策；

④广西区1批，即贵县罗泊湾M1遣策。

从年代来看，22座出土遣策的汉墓中，14座属于西汉早期，2座属于西汉中期，3座属于西汉晚，3座属于东汉初期。汉墓遣策材料分散，数量少，目前的研究多以遣策内容涉及的某种制度或文化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