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驹，著名油画家，一九三五年生。江西黎川人。1951年在《江西画报》任创作员。196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画室。任教于天津河北艺术师范学院。1970年调入红太阳展览馆(现天津博物馆),1985年调入天津画院。后在天津历史博物馆从事创作工作。1999年退休。曾任天津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现任天津美协副主席。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作品有《开学第一天》（1960年毕业作品，以其受到美术界瞩目，现为北京美术家协会收藏）、《建设山区的人们》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太行秋》、《红军万岁》、《和平解放北平》、《松本龟次郎与青年周恩来》、《海河漕运图》等。

改革开放后，作品多次赴法国、卢森堡、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展出，优秀作品被国内国家级博物馆和大使馆收藏。

1996年应联合国教科文总部邀请赴总部驻地巴黎搞个人画展。主要作品《海河漕运图》和太行山区风情系列获得很高的评价。

日前，由西洋美术馆策划承办的“运河的记忆——邓家驹画展”拉开帷幕，作为本市唯一入选“文化部2008现当代艺术推广计划”的本市画家，邓家驹的名作《漕运图》《皇会图》等一批艺术精品走进了观众视野。

本次展览是画家第一次在国内举办个人画展和出版画册。主办方表示，近年来天津对外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美术展览已成为增进本市与各地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形式。西洋美术馆填补了天津以展示西洋油画为主的美术馆的空白，搭建了促进国际间美术合作交流和展示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新平台，成为本市对外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窗口。同时，西洋美术馆集展示、交流为一体，以展示油画艺术品为主，同时敞开美学艺术殿堂，面向国际美术品市场，构筑与国际美术界交流的平台。通过与国内外艺术馆和美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引进国外优秀美术作品展，向国外推介代表中国创作水准的作品和画家，推动中国美术产品走向世界。

情定漕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美协举办“文革”后首次全国画展，这是一次画家们重生后的亮相，题材自选，作品署名，知识分子终于有了个人价值。邓家驹当时正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做美工，做了十几年，画家的心麻木了，作品也随之概念、僵化。

究竟选择什么题材参加画展？画天津港口？五大道小洋楼？这些都不是天津独具。他翻看天津史、海关史，还有博物馆领导和历史学家的同事们兴奋地帮忙出主意：中国的南北大运河，是和中国长城一样的伟大工程——画家决定选取清乾隆大运河漕运的全盛时期，描画出因漕运而生的天津城市景象。

再现天津漕运盛景

邓家驹正是选取这个题材为画面，用三年时间，走遍河南、山西、陕西、河北，考察明清建筑，走访民俗风情，大小构图七十多张，用油画绘画技巧又融汇中国国画的勾描手法创作绘出漕运图。

这幅画涉及人物三百多个，神态各异，几十个情节故事，都有历史考据。画面上宽阔浩渺的三岔河口是海河、南运河、北运河交叉形成。河面上，南来北往的大小漕船，运载着粮食、布匹、砖石，河上另有官船民船渔船还有吹拉弹唱的花船。三岔河口两岸是繁荣的城市景象：香火繁盛的天后宫，是水上运输的最高保护神；宫前大道上一队队漕工手捧自家漕船模型，到天后宫还愿，感谢天后对海难的护佑；宫前更有求财、求子、求福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随着漕运的兴盛，三岔河口两岸店铺林立，商贾汇聚——杨柳青年画、风筝魏风筝、津沽包子、龙嘴大铜壶茶汤、走江湖的艺人、典当的当铺……繁华的都市也惊动了乾隆的游兴，画面右上角就是皇上的行宫东花园。康乾时期，中国国门渐次开放，画面上也有表现：英国派特使马卡尔尼到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中国皇帝，他坐的大船也需要在三岔河口换乘内陆小船，画面上的英国三桅杆船正是他所乘坐。画面的重要位置有一艘中国兵舰，兵舰上已出现有机器操作的舵轮，表示国外的先进机械在康乾时代已传入中国。

邓家驹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又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清代生活照片，与历史学家做研讨，漕运图从画面结构、情节故事、街市建筑、风俗民情，甚至人物的服饰帽饰，都有史料依据。这幅画后来到法国巴黎展出时，法国美术史界称漕运图为“史画”。漕运图完成后影响很大，先后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北京人民大会堂天津厅和天津迎宾馆大厅复制成列。

“皇会”接棒“漕运”

2004年，邓家驹完成了漕运图的姐妹篇《皇会图》。

这是一张以人物刻画为主的历史画，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天津，正逢天后诞辰，民间正在举行盛会。皇帝与民同乐，从此天津的《天后会》便成了皇帝御赐的“皇会”，名声大振。画家表现的正是皇会盛景：以天后娘娘为首的五乘轿辇，被贵族子弟抬举着，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沿途万人欢呼跪拜，民间的各路花会，争奇斗艳，各展异彩，是一场盛大的狂欢。

这幅画同样有三百多个人物和几十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活跃鲜明，场面浩大，富丽堂皇。邓家驹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度过，熟知天津历史和民俗。他为人朴实，一贯坚持画有情感的题材，甘于寂寞，肯下苦功。他的老同学，著名油画家和理论家钟涵这样评价他的作品：“……尤其是画天津社会民俗历史的两幅大画，可以说是传统的《清明上河图》一路的现代发展，国人这样搞的不多。”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张帆 《皇会图》 《开学第一天》 邓家驹：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邓家驹的祖父邓养源是国画家，父亲邓尉梅清华大学文科毕业后在报纸主笔。幼年时的邓家驹即痴迷绘画，抗战时期受画家司徒乔、傅抱石、张文元、李可染的影响，绘画有很大进步。19岁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其毕业作品《开学第一天》是当年评价最突出的一张优秀作品，被北京美术家协会收藏，收入中国美术全集。

每个画家心中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清明上河图》。虽然艺术界功利之风日盛，但邓家驹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追求。著名画家孙其峰先生曾这样评价邓家驹：“邓家驹与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他有一股愚呆之气，赤日炎炎，他依旧是长衣长裤，大靴子，整日埋头于画布颜料之中，他也常有不随和的地方，他决不随波逐流地赶时髦与追潮流，决不见异思迁，他始终如一地追求写实主义风格，邓家驹将有限的人生珍惜着节省着，不去角逐名利，不去专注金钱，他的精力专注了时间集中了，他的画也就上去了！”如今，当年中央美院的同班同学都已经成了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这个昔日班长却依然默默独守着一份“愚呆”之气。这是一个简单的人，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我从小就爱画画，在地上画，捡了灶坑里的木炭在粉白的墙壁上画，甚至在弟弟妹妹的脸上画。父母都很鼓励，但意见不同：母亲说，应该像王勉画荷一样，去写生，去临摹；父亲说，小孩子，只要有兴趣，随意而为吧。父亲给我更多的是引导启发，讲童话故事、诗词歌赋，开阔视野。我的祖父是国画家，这种家庭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从幼小就痴迷绘画。

随着年龄增长，我的眼界也逐渐宽广。我接触了许多俄罗斯电影和小说，尤其是俄罗斯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油画作品，让我豁然开朗，明白这才应该是我人生的追求。我提出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深造，领导很支持。1954年，我19岁，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退休后我依然经常在生活中感受、写生，不断提高对写实主义的认识和表现技巧。写实主义也是常在常新的，内在有它可创造性的一面，仍然对我有极大吸引的激情。作为我个人来说，从小我就接受的是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它给我带来过巨大的震动和无比享受，后来我接受的技能也是写实方法的训练。当我远赴俄罗斯，进入博物馆，站在列宾、苏里科夫、谢洛夫……这些现实主义绘画大师的巨幅作品面前时，我仍然像个孩子一样怀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现实主义绘画的写实手法，我远没有学到位，我需要学习的知识、技能太多，需要改变自己的也太多太多。

绘画是我所爱，是我所能，我的荣誉也是绘画所赐。离开绘画我别无他长，甚至不会交友不会应酬，更不会应对这大千世界里的复杂变化。我这一生多忍让也多听从，渴望追求的就是安静、平静、简单，争取和谐的环境，以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画画。

在兰州的时候，我家和西北戏剧学校同在一所大院，放学后我常背着书包去看练功演出，尤其对京剧很是着迷。渐渐的，也能唱几句。校长看我天赋不错，多次到家里动员父母让我学戏，但都被拒绝，我也就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