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1891年9月16日—1980年12月24日），出生于德国柏林近郊小镇格林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杰出的海军将领，著名的军事家、统帅、德国总统、国防军最高统帅、海军元帅。

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1891—1980），纳粹德国海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海军总司令、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1891年9月16日，邓尼茨出生于柏林近郊的格林瑙镇。母亲早逝。父亲是工程师，总是督促他努力学习，并注意培养其学习兴趣。

1910年4月，邓尼茨在魏玛高中毕业后，便参加德国海军，先在赫尔塔号巡洋舰接受舰上训练，后考入弗伦斯堡—莫威克海军学校。1912年秋天毕业后，分配到布雷斯劳号巡洋舰任候补军官。是年冬，巴尔干战争爆发，邓尼茨随舰到地中海参加封锁黑山港，向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人耀武扬威。次年5月，参加西方列强在阿尔巴尼亚的登陆行动，阻止塞尔维亚人在亚得里亚海边定居。1918年10月4日在袭击了一只英国商船队后被俘。

在战俘营中开始研究新的潜艇战术，即“狼群战术”，该战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大西洋曾给英美等国的海上运输造成极大威胁，也因此被盟军称为“面目狰狞的海底魔王“。

1891年9月16日：生于柏林近郊小镇格林瑙，幼年丧母；

1910年：加入德国海军，任帝国舰队“汉莎”号巡洋舰见习水手；

1912年秋季：任“布雷斯劳”巡洋舰海军候补军官；

1916年10月：以少尉军衔服役于德国海军U—39号潜艇；

1917年2月：以U-68号潜艇艇长身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10月：于海战中被英国军队俘虏，监禁于约克夏战俘集中营；

1919年7月：返回德国，再度加入海军；

1935年：任纳粹德国潜艇第一区舰队司令；

1936年：任海军潜艇部队总司令；

1943年1月：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

1945年5月1日：接任纳粹德国国家元首和最高司令；

1945年5月2日：在米尔维克—弗伦斯堡组成新政府；

1945年5月8日：代表纳粹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1945年5月23日：被英国当局逮捕；

1946年10月：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判有期徒刑10年；

1956年：刑满获释，继续在西德境内进行亲纳粹和复仇主义宣传；

1980年12月24日：病逝。

见习军官：1911年4月15日

海军少尉：1913年9月27日

海军中尉：1916年3月22日

海军上尉：1921年1月1日

海军少校：1928年11月1日

海军中校：1933年10月1日

海军上校：1935年10月1日

海军准将：1939年1月28日

海军少将：1939年10月1日

海军中将：1940年9月1日

海军上将：1942年3月14日

海军元帅：1943年1月30日

帝国联邦大总统：1945年4月30日

早年生涯

卡尔·邓尼茨于1891年9月16日生于柏林近郊小镇格林瑙（Grünau），有一个兄长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父亲埃美尔·邓尼茨（Emil Dönitz）为一座工厂的工程师，在邓尼茨4岁时母亲安娜·拜尔（Anna Beyer）过世。1910年，邓尼茨应征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Kaiserliche Marine），于4月4日成为了海军军校学生，1911年4月15日，晋升为海军见习军官，在海拉号巡洋舰（Hertha）上服役一年。在1912年秋季邓尼茨被委任为布雷斯劳号巡洋舰（Breslau）的海军代理少尉。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雷斯劳号（Breslau）和戈本号（Goeben）卖给了奥斯曼帝国，分别改名为米迪里号（Midilli）和严君塞立姆号（Yavuz Sultan Selim），而邓尼茨跟着米迪里号参与对俄国的战斗，累积实战经验。1916年3月22日邓尼茨晋升为中尉，之后又被派往加里波底作为飞机观察员，邓尼茨在5月时和德国军官女儿茵戈波·韦伯（Ingeborg Weber）结婚。同年10月，邓尼茨转入德国海军潜艇部队，1918年作为潜艇U-39的值更军官，于1917年2月至10月在海上巡弋作战，表现优良。1918年2月，担任潜艇UC-25的艇长，击沉5艘运输船，获得骑士十字勋章（Ritterkreuz）；7月，又担任UB-68潜艇的艇长，在10月4日时袭击英国的地中海商船团时，被护航舰重创了潜艇，之后在英国约克郡被俘了10个月。

海军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但1919年7月邓尼茨才被释放，他留在英国，直到1920年才返回德国，再次加入德国海军。在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之下，德国仅能拥有规模非常小的海军，不能拥有潜艇，且海军人员仅能1500人，而邓尼茨以中尉的身份作为魏玛共和国国家海军中的T-157鱼雷艇艇长，在同年11月1日，晋升为海军少校。在1933年9月1日，邓尼茨晋升中校，在1934年9月出任指挥艾姆登号轻巡洋舰。在1935年德国和英国签署英德海军协定后，德国已能拥有潜艇部队。1935年10月邓尼茨回到潜艇部队中服役，并晋升上校；同年，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海军”被改名为“战争海军”。邓尼茨自回国后倾心研究潜艇战术，利用一次大战的经验和在战间期与外国合作，私下发展研究潜艇和训练潜艇人员，复苏德国潜艇力量。

当时的德国海军学说建立在美国军事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理念上，主张结合潜艇和水面舰一起打击敌人舰队。到了1937年11月，邓尼茨开始相信，大规模的通商破坏战（即“破交战”）是可行的，特别是对德国海军的主要对手—英国皇家海军，他认为必须将德国海军的舰队形式从水面舰改成潜艇，战略是主张攻击于相对于战斗舰队安全许多的商船船队。他指出，英国本土所需的物资绝大多数都是仰赖于外海殖民地运回本土（英国每年消耗的物资中，石油的75%、铁矿石的88%、铜的95%、铅的99%、小麦的89%、肉类的84%都依赖进口，每年的海运物资总量超过6800万吨，每天航行在大海上的英国运输船多达2500艘），战略物资仰赖通商船队，打击他们能使英国迫于投降，他认为能以300艘的U艇VII型所组成的潜艇舰队在战争里打败英国。

邓尼茨回想起他在一次大战中所得到的经验和想法，当时他以单艘潜艇使用鱼雷的最大射程袭击护航船队，此举是非常危险且取得的战果较为有限；邓尼茨就以“多艘潜艇集结起来攻击船队”为核心概念，创立出“狼群战术”（狼群战术是英国的称法，德国是称作“集结战术”），以多艘潜艇在夜晚以水面航行方式,以鱼雷最小的射程攻击船只，于是邓尼茨开始在海军中提倡建设潜艇舰队。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执行狼群战术，以德国有限的无线电能力十分困难。在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开发了特高频发射器，使得他们的无线电反干扰能力提升许多，而一战后发明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使得防窃密能力加强。邓尼茨还采用了威廉·马绍尔的想法，让潜艇处于非常接近水平面的位置和夜间发动攻击，此一策略使得潜艇的无法被声纳所侦测到。当时很多人，包括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不赞同邓尼茨的想法。他和雷德尔不断争取海军内部的资金，也同时竞争希特勒的政治交友圈，特别是和赫尔曼·戈林。

由于战争海军的水面舰军力远低于英国皇家海军；雷德尔认为，只要和英国有战争，不久就会毁掉他的整只舰队，当听到宣战消息后，他说道：“现在，水面舰队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表现出他们懂得如何英勇赴死。”雷德尔对战争的希望全寄托在水面舰建造计划—Z计划中，这将大幅提升德国海军的水面舰队力量，有效对抗皇家海军。然而Z计划直到计划里预定的1945年都未完成。相比之下，在邓尼茨新的战术中就没有如此不稳定的因素和繁杂的飞行人员训练计划。与和皇家海军比较起来相对弱势的德国水面舰队比较，一旦战争爆发，潜艇战必是德国海军仅有的选择。

1939年1月28日，邓尼茨晋升为海军准将和潜艇指挥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预计这场战争的爆发将在1945年，而不是1939年，德国海军对于战争的到来完全是措手不及。邓尼茨的U-潜艇部队只有57艘，其中许多是短航程型，只有22远洋型能越洋出击。在雷德尔和希特勒的要求下，以潜艇舰队直接和英国舰队交手。这些作战结果成败参半，勇敢号航空母舰（Courageous）、皇家橡树号战舰（Royal Oak）和巴勒姆号（Barham）被击沉，以及击伤纳尔逊号（Nelson）。这些战果代价是一些潜艇船只，削弱了原本就很少量的潜艇部队，让狼群战术的进展更为缓慢。之后，潜艇舰队又被派去和水面舰队一同执行破交战。

德国潜艇舰队指挥官

1939年10月1日，邓尼茨成为少将和潜艇指挥官（Befehlshaber der Unterseeboote），从1940年7月到10月，因为英国雷达和反潜设备的缺乏，对水下杀手的U艇无法反制，被击沉了149万吨的物资，这段时间德军称作“第一段欢乐时光”（First happy time）；邓尼茨也因为领导潜艇表现优异而晋升海军中将，到了1941年，新交付的U艇VII型使得英国的战时经济有了重大影响。虽然商船的生产速度已加快，但德国拥有更优秀的鱼雷、U-潜艇和逐渐增加的通商破坏舰，这段时间里，英国的损失仍居高不下。

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使大西洋海战的范围延伸到了美国东岸，邓尼茨立即策划击鼓行动（Paukenschlag）[9]，让U-潜艇开始在美国东岸攻击船只。由于美国反潜作战准备不足，在战初即承受巨大损失，德军称作“第二段欢乐时光”（Second happy time）。

之后，至少有2次盟军成功打击了邓尼茨的潜艇部队，他对所有可能的原因进行调查，认为间谍和盟军成功截取和破解了德国海军的通讯（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不久，邓尼茨于1942年2月1日下令潜艇舰队使用改进版本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即“M4型”（拥有四旋转盘，盟军称它作“鲨鱼”），使得安全性提高许多（德国海军是仅有使用改良密码机的军队，其余的德国军队（德意志国防军），包括空军，仍继续使用三旋转盘的版本 ）一时间这种变化造成盟军难以破译，邓尼茨也经常去参与潜艇部队的研究，经常一天和幕僚人员接触70次，讨论每天的行程、战略、燃料供应和其他各种细节。截至1942年年底，由于U艇VII型的产量增加了，以至于邓尼茨终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潜艇群体攻击，以狼群战术使盟军的航运损失大幅上升，并有一段时间使英国的燃料和补给短缺。

到了1943年中旬，大西洋海战已不利于德国，但邓尼茨仍继续推动建造U-潜艇，并对它充满信心，进一步的研究潜艇技术，期望德国能一再的扭转局势，同时告知希特勒，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盟军新式的雷达、海空协同的反潜机和护航航空母舰使得潜艇的损失还是不断增加。

海军总司令和海军元帅

1943年1月，德国海军攻击开往苏联的船队失败, 吕佐夫号战列巡洋舰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遭到重创,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被解除职务。邓尼茨则被希特勒起重而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雷德尔辞职的原因主要是和希特勒对水面舰之间的争论，希特勒在巴伦支海海战的失败后，认为水面舰队不值得保留，要求拆毁所有舰队，雷德尔只好请辞，而邓尼茨则说服了希特勒保留舰队，但停止建造。它将水面舰舰队用以存在舰队，影响盟军的部署。自1943年中旬以来，邓尼茨的潜艇损失并没有随着他的晋升而减少。他的副手艾伯哈特·戈德（Eberhard Godt）接替他作为潜艇舰队总司令，也无力扭转局势，只能放弃狼群战术，而改以单艘巡弋的战术。

希特勒的继承人

1945年4月20日，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根据他最后的遗言，希特勒将赫尔曼·戈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从纳粹党里开除、撤去他们所有权力，并任命邓尼茨为他的继承者，作为帝国联邦大总统（并非元首）和德意志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成为政府首脑和德国总理。

希特勒认为，德国陆军（因为没有执行希特勒“战到最后一人”的命令）、空军（空军总司令戈林和盟军私下谈和）和党卫军（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也和盟军私下接触，党卫军上将斯坦纳（Felix Steiner）又不执行希特勒的攻击命令）都背叛了他，只有海军能信任。5月1日，戈培尔自杀，邓尼茨成为即将崩溃的第三帝国仅有的代表，并试图组成新政府。邓尼茨在第三帝国东部即将被红军攻进时，拟定并实行了大规模的撤退行动—汉尼拔行动（Operation Hannibal），抢救了200万平民与30万士兵至西方，并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

弗伦斯堡政府

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以取代纳粹党政权，企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什未林·冯·克罗西克（Schwerin von Krosigk）担任首相和内阁主席；希姆莱担任内务部长（于1945年5月6日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主要内阁人员也被英军所俘虏。5月7日，邓尼茨授权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威廉·凯特尔和汉斯-尤根·史托普（Hans-Jürgen Stumpff）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晚年去世

邓尼茨在批评希姆莱的和平谈判时写道：

“通敌者应是备受鄙视的小人，任何国家的人、甚至是他的敌人都所不齿。每个国家都应该一致的谴责这种背叛行为，无论是用何种方式，它都是破坏国家的基础。”

邓尼兹到1956年10月1日才被释放，之后他退休到西德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一座村子定居，他在之后创作

了2部作品，他的回忆录《10年和20天》（Zehn Jahre, Zwanzig Tage），该书于1958年在德国出版，隔年又有英文翻译版上市。“10年”指的是邓尼茨作为潜艇指挥官，“20天”则是他作为总统的日子；书中，邓尼茨将纳粹政权解释为是时代的产物，并且争辩说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因此不能在道义上负起纳粹政权的大部分罪行，他也批评专制制度是政府的根本缺陷，并指责专制制度是纳粹许多错误的根源。

邓尼茨的第二本书，《我风云变幻的一生》（Mein wechselvolles Leben），比较少人知道，内容叙述他1934年前的事，这本书是首次出版于1968年，在1998年出版新的版本，标题改作《我作为军人的一生》（Mein soldatisches Leben）。

与阿尔伯特·斯佩尔不同，邓尼茨完全不后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的一切，因为他认为“没有人会尊敬放弃对国家的信念与责任者，无论是大或小的背叛。”同时，他也批评希姆莱的和平谈判。

邓尼茨的余生在奥姆勒恩（Aumühle）平淡的度过，直到1980年12月24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

邓尼茨1891年9月16日出生于柏林近郊的小镇格林瑙。他的祖宗几百年来一直是萨勒河口地区易北河旁古老的日耳曼新村的世袭庄园主和村长。他4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对他非常严厉。他在学校学习很用功，喜欢读各类的书籍，对普鲁士的历史，尤其是对“老弗里茨”和自由战争的情况有不少了解。使他最感兴趣的是在夏季跟随父亲到海边度假。浩瀚无边的大海吸引着年少的邓尼茨。他望着白帆点点的海面，产生过许多扬帆出征、漂洋过海的美妙幻想。1910年，18岁的邓尼茨高中毕业，加入了德国海军。1910年4月1日，邓尼茨作为见习水手到“赫尔塔”号巡洋舰服役。按德国海军当时的规定，所有见习水手在训练期间都必须到舰上烧三个星期的锅炉，以锻炼体力和耐力。闷热的锅炉房、繁重的体力劳动，使邓尼茨经受了第一次考验，特别是他的毅力。1912年秋天，邓尼茨被提升为海军后补军官，在“布雷斯劳”号巡洋舰服役。有一天，德皇威廉二世乘坐“戈埃宾”号战列舰观看军事演习。“布雷斯劳”号拖着靶船在前面行驶，邓尼茨则受命带一条小船尾随靶船报靶。突然，一条缆绳缠住了小船的螺旋桨，发动机停止了运转。德皇的“戈埃宾”号越来越近，情况紧急，邓尼茨不顾一切地迅速脱去外衣，口衔水手刀跳入海中，割断了缆绳。使演习得以顺利进行，邓尼茨受到了嘉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邓尼茨随舰参加一些规模不等的海战。海战中，他以灵活运用战术、处置情况果断，表现出了一定的军事天才。有一次，“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在地中海陷入英国海军舰队的包围之中，但它们凭巧妙的战术，终于突出了重围，摆脱了英国人的追击，最后达到了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为了不使这两条军舰落入英国人之手，德国政府在名义上将它们卖给了土耳其。这样。邓尼茨便随舰为土耳其政府服务了两年，直到1916年才返回德国。从土耳其回国后不久，邓尼茨便奉命被调入潜艇部队。

1916年10月，邓尼茨升为少尉，奉命到U—39号潜艇上服役。从那时起，他就与潜艇结下了不解之缘。1918年2月，邓尼茨调往U—68号潜艇任艇长。当时，德国的潜艇攻击战术一般是利用白昼实施攻击，然而在英国人采取取航措施以后，这一战术马上就遇上了克星，就很难再发挥作用了。为了摸索出适合于新情况的新战术，邓尼茨与当时在德国最有声望的潜艇指挥官斯坦包尔约定，利用夜色掩护，穿过敌方驱逐舰的警戒线，然后对敌商队实施夜间水面攻击。1918年10月3日晚，邓尼茨如约到达西西里岛东南的会合点，在那里等待斯坦包尔的潜艇。但他却杳无音信。后来才知道，由于修艇，他推迟了启航时间。

深夜一点左右，邓尼茨艇的值更官在指挥台上发现东南方向漆黑的天空中有一个黑色的香肠似的庞然大物在蠕动。原来它是一个拴在一艘驱逐舰尾的系留气球。这艘驱逐舰就是所谓的“清道夫”，即做护航运输队护航兵力的“开路先锋”。不久，便发现这种蠕动物在黑暗中越来越多，最后舰队的庞大的侧影终于暴露出来了――这是一支满载货物的护航运输队，从东亚的印度和中国来到马耳他海域并向西航行。邓尼茨决定不再等待斯坦包尔，先行对敌发起攻击。潜艇悄悄穿过了敌驱逐舰护航兵力，准备对外侧的那列商船队的第一艘商船发起攻击。突然整个船队转向，朝邓尼茨艇驶来。这种突然改变航向的做法可能就是按预定方案沿“之”字形航线航行的一种方式。整个护航运输队这样按“之”字形机动航行，目的在于增加潜艇实施攻击的难度。于是，邓尼茨急忙下令转向，紧跟在刚才想攻击的那艘商船的后面，但这时邓尼茨又发现自己正处在敌第一列和第二列商船纵队之间。于是邓尼茨又果断下令对第二列纵队中的一艘大型商船进行攻击，商船击沉了。可是，英国护航驱逐舰随即赶到，邓尼茨急忙发出警报，紧急下潜，等待着深水炸弹的攻击。但是毫无动静，也许是驱逐舰舰长怕误伤己方的船只，而未敢投放深水炸弹。邓尼茨指挥的U—68舰艇从水下摆脱了敌护航运输队后，便小心翼翼地上浮，邓尼茨亲自扒在刚露出水面的指挥台上向外瞭望，发现护航运输队在继续西行。邓尼茨下令把水柜全部排空，让潜艇完全露出水面，跟随在那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的后面，他打算利用黑夜对敌再次实施攻击，但为时已晚，当他的潜艇追上护航运输队时，天已大亮了。邓尼茨只能再次计潜艇下潜，并打算在潜望镜的深度对敌实施水下攻击，但事与愿违。U—68潜艇突然失去了平衡，灯火熄灭，潜艇迅速下沉，当艇下潜到60—70米深度时，邓尼茨再也不敢让潜艇下沉了。因为，艇壳所能承受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于是，他下令排空所有压载水柜，停车，然后倒车并急转舵，尽力制止潜艇下沉。终于奇迹出现了，排空了水的艇体轻盈地上升，就像一根压入水中的木棍在解除压力后迅速上浮到水面一样。邓尼茨打开指挥台的舱口盖环顾四周，外面已经大亮了。U—68艇正好位于护航运输队中间，驱逐舰和商船都挂上了信号旗，汽笛声此起彼伏，商船已转向，并用舰尾炮向U—68艇射击；驱逐舰也向U一68艇驶来，并开了火。情况非常危急，邓尼茨本想尽快地再次紧急下潜，但已办不到了，因为压缩空气已经耗尽，潜艇已中弹并开始进水了。于是邓尼茨下令：“全体人员离艇。”

潜艇沉没了，敌人的护航运输队继续西行，U—68艇的人员飘浮在海面上，敌人的一艘护航驱逐舰把他们从水中捞了上来。就这样，邓尼茨结束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航行活动。但最后一夜的战斗使邓尼茨懂得了这样一个原则：潜艇在夜暗的掩护下从水面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是大有成功希望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德国潜艇战曾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自从1917年英国采用护航运输队的编队方法之后，潜艇战便失去了其决定性的作用。德国潜艇单艘地在海上游弋，长期一无所获。大批的运输商船队，在各种强有力的军舰的护航下，悠然而过，潜艇对此无可奈何。

就这样，邓尼茨带着这种思索被押进了英国的战俘营。在战俘营中，邓尼茨苦苦思索报仇雪恨的方案。他想到潜艇战要取胜，关键在于必须集中多条潜艇协同作战。这也就是邓尼茨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盟军造成很大麻烦的，“狼群战术”的基础。

1919年7月，邓尼茨重返家园。当时，在新的帝国海军的基尔海军基地司令部里，有人问邓尼茨是否想洗手不干了。他反驳说：“我们不久就会有潜艇，您信不信?”

战俘生活结束后，邓尼茨再度到海军服役。但是根据凡尔赛和约有关条款的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部队，因此，邓尼茨只得屈身于小小的鱼雷艇，当了几年不起眼的小军官，但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后来，他受到上级的赏识，被调到海军指挥机关做了高级参谋。直到1934年9月，他调离大机关，被派到了“埃姆登”号巡洋舰，接任舰长职务，这时的他心里感到一丝的安慰。

这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使邓尼茨如醉如痴。成了纳粹主义的忠实信徒。希特勒上台后，一面疯狂镇压进步党派，一面又扩军备战，加紧战争步伐。纳粹宣传也开始充斥大街小巷。但当时邓尼茨并未公开加入纳粹党，因为当时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严禁一切海军人员参加政治活动，直到1943年元月，邓尼茨接替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后，他才解除了雷德尔的这一禁令，成了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与他个人成长过程不无关系，邓尼茨曾这样回忆过自己的成长过程：童年时代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威廉老国王”(威廉一世皇帝)宁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在我的家庭里个人主义占不了上风，而是普鲁士的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我当了兵成为军官后，不言而喻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这样，在我离家时我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履行我的职责是头等大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邓尼茨从1912年开始乘坐“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在国外航行。这段时间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它激发了邓尼茨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他看到了德国美好的前景。

从1930年到1934年邓尼茨在北海海军基地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这几年是中立党派很不景气的年代。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第二大党。共产党为第三大党。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票名列前茅，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国会的支持。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上，希特勒要求结束阶级斗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联合一切力量以消灭失业，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无自由、经济萧条、内政分裂的德国的每一个爱国公民都会拥护这些要求的。希特勒提出的这些目标与军人的本质以及平时在履行这些方面的职责和义务方面对军人所进行的教育是一致的，因此，在邓尼茨看来，希特勒的道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道路。这样，邓尼茨由极端民族主义者，进一步发展成为希特勒的忠实信徒。难怪雷德尔轻蔑地称他为“希特勒的青年团员”。

1935年7月，邓尼茨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从海外归来。他刚刚停靠在威廉港的码头上，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就来到了他的舰上，向他宣布了一项命令，免去了他的舰长的职务，并重新委他以重任，那就是重建德国潜艇部队。听到这一消息，邓尼茨一点也不感到高兴。相反，他甚至认为，他已被贬降到一个更为次要的岗位上去了。但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命。并认真考虑如何在新岗位上干一番大事业。决定一个国家海军建造什么样的舰艇，从原则上讲无疑是海军最高领导的事情。只有负实际责任的最高司令才能与国家领导保持联系，在海军中只有他一个人能从国家领导那里了解政治形势，因此只有他才知道海军将面临什么样的敌人，只有他才能据此提出相应的战略构想。经过认真研究，他认力对于德国海军来说，潜艇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实际上远远超过其他舰种。而德国的敌人英国又是一个岛国，许多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争物资都必须通过大西洋舫道输入国内，一旦这些海上航道被切断，英国就将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和进行战争的基础，所以能否切断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就成为了能否在对英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上述认识，邓尼茨提出了德国海军的战略任务就是对英国商船进行袭击战和吨位战。他认为，只要能大量地、持续地击毁英国的商船就能最后迫使英国屈服，而完成这一项任务的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就是潜艇。德国海军从北海出来的仅有途径是日德兰群岛与挪威之间的狭窄海道，而英国正好位于这条海道的出口。

德国水面舰艇从这里驶向大西洋很容易被发现，并遭到袭击。如果这些舰艇在作战中受伤，不但不能及时得到修理，而且还必须再次通过那段危险的航道才能返回基地。可是潜艇却能潜航往返于这条航道，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在作战能力上，潜艇的作战半径比较大，续航能力强，因此，潜艇作为实现德国海军战略的最有效的作战武器是不容置疑的。

1936年，邓尼茨对潜艇的建造问题提出了设想，不再建造“韦迪根”潜艇部队所装备的Ⅱ型(250吨)潜艇，因为其战斗力、活动半径和水面航速均太小；Ⅰ型潜艇由于下潜技术难以掌握，也不适宜再造；Ⅶ型潜艇是可以保留的，这种艇各方面性能都是比较优越的，在邓尼茨看来还是比较理想的。只是需要加大该艇的储油量。

在1936—1937年这段时间，新的集群战术(也称狼群战术)已经逐步形成。灵活而快速的U型潜艇对这种战术协同具有特别强的适应性。因此，邓尼茨在1937年春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了下列建议：根据特德森关于增加储油量和适当加大艇体的建议，集中力量建造Ⅶ型潜艇，把德英海军协定所规定的潜艇吨位的四分之三用于建造该型潜艇。另外，邓尼茨还向总司令部建议，将其余四分之一的吨位用于建造740吨的Ⅸ型潜艇，使其活动半径提高到12000—13000海里，以便能在远洋单独行动。但海军司令部的人对此却另有看法。在1937年底、1938年和1939年，海军总司令部和潜艇部队司令部之间在潜艇建造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尖锐。邓尼茨越来越感觉到，虽然签订了海军协定，但希特勒的政策以及不断增长的德国军事实力必然会引起英国的敌对情绪。他认为，不久将可能同英国发生战争。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再三向上级请求加速潜艇部队的建设。并着手对潜艇支队进行训练，按邓尼茨的主张，训练尽可能开公海上进行。1937年底，邓尼茨向上级提出训练建议，为了实现邓尼茨的训练设想，他认为最好把“萨尔”号潜艇供应舰，若干艘500吨级的潜艇以及U—25和U—26两艘Ⅰ型大型潜艇调到大西洋使用，但这项建议遭到了拒绝，因为德国的政治领导不愿意在西班牙战争期间“由于潜艇在大西洋的神秘活动”而节外生枝加刚政治局势。

邓尼茨当时作为一名下级前线指挥官直到1939年夏才知道海军总司令部当时已制定出了与他意见不一致的计划，也就是那个所谓的“Z”计划。“Z”计划的重点是建立一支水面舰艇部队。1939年1月，希特勒批准了“Z”计划，并要求在6年内完成。

1939年6月，邓尼茨向海军司令汇报说，他和他的军官们担心不久可能会同英国发生战争。尽管他当时只不过是一名海军上校和处于下级地位的前线指挥官，但他请求把他们的意见转告给希特勒。他说，在即将到来的一场对英战争中，潜艇部队将担负海战的任务，而今的潜艇数量还太少，远不能胜任将来的作战任务。于是，邓尼茨在1939年8月28日向海军总司令和舰队司令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建设潜艇部队的设想”的备忘录，并在“备忘录”中说明了所需要的潜艇数量和型号。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完全支持邓尼茨的意见。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的那天他写给海军司令的报告的最后一段活这样写到：“必须立即把一切力量高度集中起来，用以解决这个仅有的关键问题，一切无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其他建造计划应坚决往后推。”但是为时已晚，就在9月3日，英、法宣布对德宣战时，德国海军就像一个残缺不全的躯体。潜艇部队中作好战斗准备的潜艇总共只有46艘。但这46艘潜艇中只有22艘能到大西洋作战。其余的是250吨的小型潜艇，因活动半径有限，只能在北海海域作战。

海军总司令曾提请国家领导注意上述情况。但是总司令还得按国家领导的指令行事。于是在德国海军史上一个最悲惨的局面便产生了。战争爆发后，海军总司令立即下令停止所有(包括未下水的)大型军舰的建造，并撤销了“Z”计划中的潜艇建造方案，开始按照邓尼茨在1938—1939年军事演习和1939年8月28日备忘录中所要求的型号和数量加速建造潜艇。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进攻波兰。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时邓尼茨手中仅有46艘潜艇可供调遣，而其中又只有22艘适于在大西洋作战。依照惯例，在一线作战的潜艇只能是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说，邓尼茨实际上只能用7艘潜艇去与英国人作战。尽管如此，邓尼茨的“狼群战术”还是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战争开始以来，邓尼茨就一直想派遣潜艇袭击斯卡帕湾。但他一想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冯·享尼希海军上尉和埃姆斯曼海军中尉组织的两次行动遭到的巨大失败，他就心有余悸，这样的突袭行动可算是所有冒险行动中最担风险的了。但是邓尼茨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决定进行一次尝试。于是他挑选了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海军上尉来执行这一任务。他认为他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军人素质和航海能力。邓尼茨将所有有关的资料都交给了普里恩上尉。并指着海图对普里恩说：“这是英国舰队的重要泊地，通往这里的所有入口都被严密封锁，只有东部入口是个空隙。但水下有若干沉船，而且潮流很大。尽管如此，我认为一个本领高强的艇长是可以胜任这一任务的。”普里恩从基尔起航。这次U—47潜艇装备的是G—7e型鱼雷，而不是水雷。10月14日夜，普里恩率领U—47号潜艇，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向斯卡帕湾。他利用夜色作掩护，小心翼翼地在废船林立的航道中摸索着前进，终于进入了内航道。普里恩当看到巨大的英国战列舰“皇家橡树”号就矗立在自己的眼前时，真是喜出望外。他立即下达了实施鱼雷攻击的命令。首次攻击，由于瞄准欠佳，只有一枚鱼雷命中，且未击中要害。英国深信该港防御严密，因而在U—47号发动第一次攻击后，仍未采取任何搜索措施，使普里恩得以从容地再次装好鱼雷，潜入该舰附近，实施第二次攻击。这次共有3枚以上的鱼雷在该舰内部爆炸，水下部分破裂多处，十几分钟后该舰即沉人海底。英军的抛锚地乱作一团。普里恩则乘机溜出了基地。当他潜回到公海以后，英国人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皇家橡树”号被击沉后，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斯卡帕湾完全不适合作舰队基地用。邓尼茨也因此赢得了少将军衔。

斯卡帕海军基地战斗行动标志着伺敌水面军舰的斗争的开始。这时的邓尼茨又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英国人失去斯卡帕海军基地后，其舰队最有可能在哪个海区落脚?经认真分析，他在1939年10月18日的战争日志上写道：“在U—47号潜艇袭击斯卡帕湾之后，我认为在奥克尼群岛以西遇到英国舰队的可能性最大。”因此，邓尼茨决定把U—56号和U—59号潜艇派往那里。1939年10月30日，邓尼茨收到了U—56号潜艇(艇长察恩)从该海区发来的电报说：“10点‘罗德尼’号战列舰、‘纳尔逊’号战列舰、‘胡德’号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位于240度，3492的方格内。发射鱼雷3枚，失灵未炸。”

U—56号潜艇的艇员在水下听到3枚鱼雷击中“纳尔逊”号的3次声响，但鱼雷没有引爆。这次攻击是潜艇突入敌方由12艘驱逐舰组成的警戒兵力中间实施的。当攻击失败后，邓尼茨决定暂时免去艇长的职务。当邓尼茨后来得知，当时丘吉尔正在“纳尔逊”号舰上时，他感叹到，U一56号潜艇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军事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从军事活动看，到1940年3月1日止，可算作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德国在这一阶段损失了14艘潜艇，约计9500吨位，付出了约400名潜艇官兵的代价。而在同一时期，潜艇击沉敌人舰船199艘，总吨位达701785吨。潜艇通过布雷炸沉敌舰船115艘，总吨位达394533吨。此外，潜艇还击沉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29150吨)和。勇敢”号航空母舰(22450吨)，击伤了“纳尔逊”号、“巴勒姆”号战列舰和“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潜艇战带来的显著战果，不言自明，而受到的损失没有越过己方的承受能力。

1940年6月，法国沦陷以后，法国西海岸和比斯开湾各港口落入纳粹之手。邓尼茨立即把布勒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帕利斯港改造成潜艇基地，加上新夺取的挪威沿岸海港，邓尼茨如虎添翼，再也不用顾忌那个狭窄的出口了。他的潜艇越来越凶猛的攻击，终于使英国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邓尼茨采取的“狼群战术”更完全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之外。其实，“狼群战术”早在1935年底就产生了，后来又逐步地加以完善的。起初，这种战术是以配置侦察或巡逻幕开始的，最先发现敌舰的潜艇在通报敌情之后立即发动攻击，其余各艇再集中围攻。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只能对付速度较低的敌舰船。因此后来又在侦察和巡逻幕后面再配置一个或数个潜艇群来对付所发现的敌舰船，这又使这一战术更为完善，在后来的演习中又发现了更为理想的战术队形，即环形配置方式，敌舰一旦进入这个环形配置海区，第一艘发现敌舰的潜艇就与其保持接触，位于环形海区弧线上的其他潜艇则作为支援群投入战斗。这样一个完整的潜艇战术原则就被提了出来，并写进了条令。但到战时它才终于编入《潜艇艇长手册》。令人非常惊讶的是，英国人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声纳探测器。根本没有做好应付德国潜艇“狼群战术”的准备。他们所依仗的声纳探测器，并不能发觉在护航舰队附近像鱼雷那样紧贴着海面活动的潜艇。当邓尼茨的潜艇发动夜袭时，英国的护航舰实际上就像瞎子一样，受他们保护的商船只好大倒其霉。

1954年英国的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其著作中写道：“上面已经谈到，在1940年6月到10月这几个月里德国各潜艇艇长是怎样取得巨大战果的。当敌人的潜艇数量不足时，邓尼茨除了让各艘潜艇独立行动、发挥各艇长的能力外，别无他法。但是，当邓尼茨海军上将拥有较多数量的潜艇时，他就能指挥多艘潜艇实施协同攻击。他早就希望改变战术，于是在1940年10月—1941年3月逐步推行了‘狼群战术’。这种战术的改变出人意料，使我们猝不及防。”“英国人认为，敌潜艇战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敌人采取了我们从未见过的攻击样式，我们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对付措施。”

尽管在实施“狼群战术”时的组织指挥相当复杂，但由于邓尼茨在战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和演习，因此总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种战术，把英国船队打得人仰马翻。几乎每一次战斗，邓尼茨都要从岸上的司令部实施严密的控制和指挥。他总是首先根据情报判断出敌方的可能航线，然后，在预定的截击点上布置好“狼群”。“狼群”的伏击线通常是与敌方航线成直角，并根据能见度的差异使每只“狼”都有20—30海里的距离，只要敌人的舰队通过，总会有一只“狼”先行发现，这只“狼”便立即向邓尼茨报告，并报告与之有关的所有情况。邓尼茨根据发现敌踪的报告用高频率无线电通知“狼群”中的其他潜艇，迅速向第一只“狼”靠拢，只有等所有的“狼”都到达指定位置后才开始组织攻击。“狼群”将首先驶往敌方舰队入夜后可能达到的位置上，然后，在那里等待天黑，再利用夜幕不易暴露的便利，穿透敌护航舰的屏障，对敌商船实施攻击。

就这样，邓尼茨在1939年共击沉英国各种船只(主要是商船)140艘，总吨位为42万吨；1940年上升到471艘，总吨位达218万吨，给英国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失。

从1940年5月到10月，德国潜艇共击沉287艘舰船，计1450878总吨位。仅10月份就击沉63艘舰船，计352407总吨位，这个月是取得战果最大的一个月。其原因是在这个月协同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采用了集群战术或狼群战术。在这几个月中潜艇除击沉商船外，还击沉了“安达尼亚”号、“卡林西亚”号、“邓维根·卡斯特勒”号、“斯科特斯汤”号和“特兰西瓦尼瓦”号6艘辅助巡洋舰，计49234总吨位。另外还击沉1艘“旋风”号驱逐舰。在这几个月中德国海军潜艇每艘的战斗效能都很高。6月份每艘潜艇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514总吨位，7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593总吨位，8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664总吨位，9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758总吨位，10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920总吨位。

进入1940年11、12月份，德国海军潜艇的战绩就不那么令人鼓舞了，但仍处于高峰状态，但与前几个月比却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天公不作美。那一年强劲而持久的暴风席卷着整个大西洋，视界受到很大的限制；二是英国对“西部航道”的警戒有所加强。由于这一海区对潜艇进行机动作战相当重要，所以英国还派遣飞机对这一海区实施警戒。丘吉尔决定。优先满足海军部关于空军派飞机参加大西洋反潜战的要求。

1941年9月17日希特勒在与邓尼茨他们谈话时，他再三嘱咐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袭击了珍珠港(参见珍珠港战役)，这使德国感到非常突然。当时在美国海域里连1艘德国潜艇也没有。12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才接到海战指挥部的通知，希特勒取消了所有限制潜艇打击美国和泛美安全区内舰船的决定。同一天，邓尼茨向海战指挥部提出了抽调12艘潜艇到美国沿岸海域作战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直到12月底，首批5艘潜艇按指示向美国东岸航行。1942年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估计，第一批5艘潜艇将于1月13日到达美国东部沿海，因此。实施突然袭击的时间就规定在这一天。这次袭击德国海军潜艇取得了辉煌战果。潜艇在美国东部沿海看到的几乎是一片和平景象。沿岸灯火通明，城镇里闪烁着耀眼的灯光。商船在往常的航道上亮灯航行。美国宣战虽有5个星期之久，但看来很少采用反潜措施。而且商船船队使用无线电报毫无限制。他们经常自报船位，使潜艇得到了整个航运的重要线索。黄昏时潜艇潜航接近海岸，乘黑夜上浮到水面，在川流不息的商船之间从水面进行袭击。5艘潜艇在首次“击鼓”战中取得的战果是相当可观的。U—123号潜艇报告共击沉8艘商船，总吨位达53360吨。U—66号潜艇报告击沉5艘商船，总吨位达50000吨。U—130号潜艇报告击沉3艘满载的油船和1艘货船，总吨位达30748吨。其余2艘潜艇的战果同样卓著。据英国统计，1942年1月在美国海域被潜艇击沉的商船共有62艘，达327375总吨位，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5月到6月又在加勒比海击沉了148艘商船，共计752009总吨位。总之，在1942年前6个月中，轴心国潜艇共击沉585艘商船，共计3080934总吨位，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区击沉的。德国仅以损失21艘潜艇的代价换取了上述战果。而7—9月间，敌对国家被轴心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共有302艘，共计1505888总吨位。其中1298000总吨位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德国损失潜艇32艘。从1942年10月起。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经常保持着两个潜艇群与护航运输队作战。这两个潜艇群在大西洋的东部和西部各组成一道巡逻幕，在护航运输队的“出发线”上打击护航运输队。而这一段时间潜艇战的战果较以前大为下降，主要是敌人反潜能力的提高，使“狼群战术”遇到了新困难。但这期间也有令人鼓舞的战绩，那就是11月4日夜间，U—155号潜艇进行远距离射击而击沉了“复仇者”号护航航空母舰和11272吨位的“埃特里克”号运输船。另外是U—413号潜艇在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预定阵位中击沉了敌运输队中的“沃里克城堡”号运输船。这是一艘价值昂贵的20107吨位的运输船。

从1941年起，英国海军终于从最初的惊慌失措．中恢复了过来。英国海军在对邓尼茨的“狼群战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逐渐找出了这一战术的一些弱点。首先，德国海军潜艇必须在浩瀚的海洋上搜索一支支护航队，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在情报手段不很发达的情况下或者稍有不及时或不准确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据此，英国成立了潜跟踪室，大致掌握了德国海军潜艇的动向，这样可以根据跟踪室所提供的材料，护航运输队就可以谨慎地选择航路或者不断地变换航路，这样就可以避免或减少被德国潜艇发现的机会。其次，德国海军潜艇仅在极少情况下有不间断的空中侦察，目标的发现和搜寻主要依靠跟踪潜艇。这样，如果能将跟踪潜艇击沉，或迫使它长时间中止跟踪，护航运输队就可能避免遭受攻击。再次，跟踪潜艇几乎不停地发出信号，这实际上也是向护航运输队提供危险迫近的警号。只要英国无线电侦听员高度警惕，尽管不能破译其密码，但根据这些信号的类型和发报地点，就很容易判断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样就可以在潜艇开始攻击之前，就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甚至还可以用飞机加强对护航运输队的保护。

在英国护航运输队连续遭到潜艇攻击之后，英国准确地找到了反措施。他们根据德国潜艇在集结阶段必须依赖无线电信号这一弱点，组织了专家研制了一种小型高频定向探测仪，这种探测仪装备到舰艇上，这样护航艇船就可以利用这一仪器准确地测出两个或数个方位，并由此可以准确地推算出跟踪潜艇的位置。如果说英国军舰探测仪的安装，可以使英国护航舰队有了个护身符的话，那么，精密雷达的安装和使用，则是给德国“狼群”找到了克星。遭到重大失败之后，英国一直致力于反潜战术和技术研究。雷达的使用，使邓尼茨的“狼群”再也不能利用黑夜的掩护在海上肆意横行了。这样“狼群战术”就失去了它根本赖以存在的天候条件。到1942年，英国所有护航舰和航空兵都已装备上了雷达，经过两年多的海上战斗，英国又逐渐摸索出一套海空协同反潜护航的新战术，这使邓尼茨的“狼群”越来越多地遭到挫折和失败。

面对自己潜艇遇到了种种困难，邓尼茨不得不挤出点新的招势来，但他最终也没能把潜艇战术从越来越被动的战局中挽救回来。特别是到了1943年中，盟军开始使用新式雷达和继续加强海空军协同反潜的行动，德国“狼群”更是大难临头了。因为改进后的雷达更为先进，德军潜艇的雷达接收器根本收不到这种雷达的信号，使邓尼茨的潜艇损失更为严重。除了客观上的种种不利外，邓尼茨主观上也犯了个更大错误，那就是战术上的错误，他竟命令所有的潜艇在驶过比斯开湾时一律浮出水面用潜艇本身配备的高射炮去与英国人的反潜飞机去战斗，其主动性和战果可想而知，这个愚蠢的命令使德国潜艇受害不浅，据统计仅仅4个月的时间里就有数十艘潜艇被击沉，其中大部分是被飞机击沉的。到了5月末，德国潜艇就只能穷于应付，根本再无战斗能力，不难看出大西洋上的战斗再也继续不下去了。

自1936年邓尼茨担任了德国海军潜艇司令后，他就有机会接触纳粹德国的首脑人物了，特别是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后使他的名声大震，连傲慢的希特勒也开始较为认真地听取他的报告了。随着他的地位和名声的日益显赫，他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培养和改善与首脑人物的关系，甚至对反海军情绪最强烈的戈林也不惜曲意迎逢。1943年1月，邓尼茨的好运又来了。1943年1月中旬，海军元帅雷德尔给邓尼茨在巴黎的指挥所打来电话，告诉他说他要辞职，并有意想让邓尼茨和卡尔斯将军其中的一位继任。邓尼茨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喜。原来雷德尔与希特勒就使用大型战舰打击从挪威北部海区驶往俄国的护航运输队的问题而在1942年12月底而产生了严重分歧。当时的大型舰只没有取得希特勒所预期的那种战果，因此，他命令大型舰只退役，认为这些舰只已失去军事价值。雷德尔元帅对这项命令持反对态度，当希特勒坚持这项命令时，他提出了辞职。希特勒对此感到意外，并好言相劝，但无济于事，只好同意其辞职。希特勒最后决定由邓尼茨出任海军司令，这大概是因为他认为。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邓尼茨会在大型舰只退役问题上与他有共同的看法。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尼茨是当时德国海军将领中人所共知的顽固的纳粹分子。就这样，邓尼茨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了收获，他越过了许多比他资深的将领而爬上了海军总司令的宝座。

但他在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几个月后，大西洋之战就不得不收场了。他的潜艇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到这时，邓尼茨的潜艇每一次出击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军在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而自己的潜艇却被盟国护航舰队击沉325艘。这使邓尼茨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而改为以单艇游猎为主的战法。但这也没有改变德国海军的命运。在1944年的头三个月中，盟国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鉴于这种情况，邓尼茨只好干脆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

随着军事形势的较大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作出了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且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也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战败，只有听凭战胜国的任意摆布。对此，邓尼茨心里非常清楚。他早在1943年或1944年就深深感到德国在这场战中军事上已无法打赢了。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隆美尔，曾积极建议德国应与西方缔结和约。但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是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他本人也没有其他办法，也许他的仅有办法就是死拚到底。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的严重情绪，从而最终导致了7月20日事件。

1944年7月20日中午。邓尼茨正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突然他接到了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打来的电话。福斯中将说，让邓尼茨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当时福斯中将只对邓尼茨说情况紧急，没说是什么事情。当日傍晚，邓尼茨赶到了大本营，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告诉他说，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官行刺希特勒。邓尼茨对这次事情一无所知，因此，感到特别的惊讶和不理解，他不理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军官们会竟然出现这种事。

当时的德国处境就像个被围困的要塞，急需付出巨大代价去抵御外来之敌，而要塞内部的斗争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作为一名军队高级指挥官，邓尼茨谈了讨这次事件的认识并公开表示反对此件事。他说，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犯罪的。但是，用什么方式去反对，邓尼茨本人也说不清楚，仅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位担任要职的军人，他的责任重大，特别是战争时期，而德国却又正处在这样极为不利的战争阶段。

在7月20日事件发生后，作为一个军种总司令的邓尼茨对自己的军种内部采取了行动，以表现他对这次事件的明确态度。就在7月20日当晚他就采取了相应的行动，20日晚他对海军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谋刺行动，他认为德国军人的最迫切的任务是抵御外来之敌。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他果断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动摇者。他认为，为进行这场战争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邓尼茨在德国海军中做的种种努力究竟能对挽回德国的局面能起多大作用，这是不好考证的，但他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45年5月7日夜1点钟，邓尼茨打电报给兰斯的弗里德堡表示同意宣布全面投降。于是在5月7日深夜2时41分由约德尔代表德国在兰斯签署了全面投降条件。

邓尼茨主张击败英国的关键在于切断其海上交通线，以经济战来击败海上强国英国。而最适合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莫过于潜艇。他主张大量建造中，小型潜艇，对商船进行袭击战，破坏英国大西洋海上交通线。在潜艇的使用上，他强调把潜艇派到对方运输频繁而潜防御薄弱的海区活动，以取得最大的战果。在作战手段上，他主张采取“狼群战术”，即多潜艇集群作战，实施近距离夜间水面攻击。德国潜艇运用此种战术击沉大量英国船只，曾给同盟国海上运输造成严重后果。 邓尼茨重视海空协同，在他的反复要求下德国海军第一次拥有了航空部队——第40轰炸机联队。这只装备有FW—200运输机改装的“神鹰”飞机的空军部队主要负责与潜艇协同作战，报告同盟国护航运输队的方位与兵力组成。但由于空军元帅戈林对海空协同的轻视，以及FW-200运输机本身技术性的缺陷，海空协同效果并不是很好。

1942年底以后，英国，美国加强了护航制度，改进了反潜兵力兵器和反潜措施，使缺乏足够空军支援的德国潜艇遭受打击，德国的潜艇战最终失败。但应该肯定的是邓尼茨敢于顶住压力，舍弃大型舰艇正面战而采取潜艇战的判断能力。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其自传中以及英国海军军官罗斯基尔在其所著中均对其军事才能以及过人的判断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认为邓尼茨和德国潜艇是德国对英国海军最大的威胁，而罗斯基尔在战后得知纳粹政府醉心于大型舰艇建造的Z计划，并没有全力建造潜艇时感到十分不可思议。这些都是对邓尼茨和他的潜艇部队最好的证明。

邓尼茨的两个儿子皆死于二战。他的次子彼得（Peter），作为U-954潜艇的值更人员并在1943年5月19日死亡，而长子克劳斯（Klaus）死于1944年5月13日鱼雷艇S-141的突袭行动。邓尼茨的女儿乌苏拉（Ursula）则是嫁给了潜艇指挥官刚瑟·海斯勒（Günther Hessler）。

与纳粹主义

尽管邓尼茨多次发表反对言论，邓尼茨仍被视为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几位海军军官还曾说他是“和希特勒与纳粹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一次，还听到他赞扬希特勒的“人性”。他也拒绝协助阿尔伯特·施佩尔制止焦土政策，他说道：“和希特勒相比，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任何自认能做的比元首好的人皆是愚蠢的。” 根据几位反犹人士还指出，邓尼茨曾在1944年8月时说过：“我宁愿委曲求全，也不要看到我孙子在犹太人存在的肮脏环境下成长。”；对以上这些言论，邓尼茨皆予以否认，也对犹太人大屠杀一无所知。

纽伦堡审判和服刑

当战争结束时，邓尼茨以战俘的身份被同盟国所拘留，他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战犯，主要在三个方面：

1：反和平密谋罪； 2：侵略计划实行罪； 3：战争罪。

审判过程中，邓尼茨的辩护者证明他并未参与战争的发动计划，因此第一项罪名起诉后被判无罪。但因为另外两项皆为成立，且被指控于1939年的下达战争令第154号，发动无限制潜艇战，邓尼茨最后被判处十年监禁。

《十年和二十天》 《我风云变幻的一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潜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