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春膏（1900－1976），字泽民，甘肃省循化县（今属青海省）。1921年7月，邓春膏从北京大学毕业，次年考取留美官费生。他抱着教育救国，服务桑梓的愿望，考入斯丹佛大学。1924年，获文学士学位，次年又获硕士学位。之后，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哲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1936年，邓春膏为了抗议教育部对甘肃学院系科设置的不合理撤并，愤而辞职。但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把甘肃唯一的一所大学维护下来做了重要贡献。

1917年，邓春膏考入北京大学。这时，正值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鼓吹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时期，他在课余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

1919年，旅京甘肃学生有90多人，他们大都读书不忘国家大事，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5月4日，邓春膏与其他旅京甘肃学生加入北京学生队伍，集会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反对签订《巴黎和约》，要求取消“二十一条”，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实行总罢课。6月1日，北洋政府连下两道命令，替曹汝霖等卖国贼竭力辩护，取缔爱国活动，命令学生立即复课。6月3日，邓春膏等旅京甘肃学生跟北京学生组成演讲团，走向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宣传。他们怀藏小纸旗，分散到达预定地点，突然佩上讲演员徽章，挑起演讲团旗帜，慷慨陈词，宣传救国的道理。军警急忙驱散群众，逮捕掌旗的、演讲的，押往警察署，辗转北京大学法科监禁。邓春膏与王自治、张明道（均北京大学）、张心一、王和生（均清华学校）、冯翰英（北京工校）、田昆山（中国大学）等七名甘肃籍学生被捕。监禁期间，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等曾去看望慰问。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他们七人与其他被捕学生获释。

12月13日，邓春膏与姐邓春芩、邓春兰、弟邓春霖在北京三眼井15号寓所成立“春晓学社”，“以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为宗旨”，提出自由、平等、奋斗、坚忍的信条，创办了《春晓学社季报》杂志，收入他的论文《文化之循环状况》、翻译小说《一根皮条》。前者论述了对偶像的迷信与崇拜，必将导致文化因循守旧，主张青年人打破儒家偶像，推动社会的进步。后者是法国毛柏桑（今译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今译名为《绳子的故事》。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甘肃旅京学生，深感故乡甘肃僻居西陲，长夜漫漫，大梦未醒。便于1920年5月，创办《新陇》杂志，邮往设在兰州的合兴印书馆及平凉、西宁、武威、宁夏、天水、陇西、狄道、酒泉各师范的代派所，再发行到全省各地。《新陇》是不定期铅印刊物，辟有论著、调查、选录、大事记、通讯、杂俎等六个专栏，一直持续到1930年9月，因经费困难而停刊。前期《新陇》主要宣传“五·四”精神，向甘肃输入新文化、新思想；后期则着重鼓吹北伐战争，反帝，反军阀。

邓春膏在《新陇》上面发表了多篇论著、译作。他的《我们怎样预备创造新文化》一文，主张把新文化输送到甘肃去，首先要毁弃儒教偶像，变一味崇拜的态度为批判地吸收有益的东西的态度。他认为本着科学的精神，加上吸收对中国有益的欧美文化，才能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化。在《甘肃的留学问题》中，他不赞成去日本留学，“因为日本的学术，多自欧美输入，自己没有什么创造发明，与其间接吸收，不如直接的吸收，换句话说，与其送日本留学生，不如直接送到欧美”，方能学到真髓。

1929年2月，甘肃省政府聘邓春膏为兰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7月任校长。1930年中山大学改名为甘肃大学，任校长。1931年改为省立甘肃学院，任院长，直至1936年5月。邓春膏主持这所甘肃最早的高等学府达八年之久，是解放前此院（校）历任院（校）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位。这八年也是这所高等学府从草创走向发展的八年。

兰州中山大学的前身是清末的甘肃法政学堂，民国初年改为甘肃法政学校，1928年，改为兰州中山大学，设在萃英门举院内。当时拟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共31个系。

邓春膏出长兰州中山大学时，面对的是建立庞大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与经费困难、师资匮缺的严重矛盾。甘肃本来地瘠民贫，再加自然灾害频仍，经济更加凋敞，国库更加空虚。以至甘肃学院每年仅有的9万多元经费常常拖欠不拨，到1934年经费积欠已达20多万元，成为全国经费最少的一所高等学校，邓春膏从实际出发，根据经费、师资与学生出路的情况，多次调整系科设置，到1931年设文学系、法律系、教育系与国文专修科、艺术专修科，后又设文史系、政治经济系、银行会计系与医学、农学、人事管理等专修科。邓春膏多方催要经费，团结教职员工，开源节流，惨淡经营，使甘肃学院在求生存中获得稳步发展。逐年建筑礼堂、教室、办公室、师生宿舍、图书馆、实验室、解剖室、浴室、游艺室共30多间。刚建校时，接收法政专门学校政法书籍及古籍4000多册。邓春膏每年都拨出资金派员赴上海购书，到1934年已有中文书12,574册，西文书216册，价值1,760元。1935年则有中、西书16355册，价值14,437元，并订阅杂志近百种。将举院衡鉴堂改建为图书馆，换地砖为三合土，置书架、桌凳，方便了读者。其规模之“宏伟冠兰州各校”，“在此偏僻之西北，亦谓首屈指矣”，至1935年购置各种仪器、标本、模型，价值9,000多元。还设立出版课（即校印刷厂），从上海购置铅印机1架，专门印刷讲义、书籍与校刊。1931年，在小西湖购置30亩地，辟为农场，次年又在雁滩中河滩购置140亩地的农场，充作农科实习园地。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试验粮食作物的丰产技术。在院附属医院的基础上设立医学专修科（以后演变为兰州医学院），开甘肃自己培养医学人才的先河。开辟了网球、垒球、排球、篮球与田径场地，陆续添置体育器械，使学生有了锻炼身体的场所。这些设施的建设为甘肃学院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奠定了基础。

师资缺乏是严重的问题。首先，大学毕业或留学外国的甘肃籍师资不敷聘用。其次，东南一带的大学师资或不习惯甘肃气候与生活，或受不了数千里的长途劳顿，更重要的是甘肃的教师待遇比东南诸省低，所以，他们不愿接受甘肃学院的聘任。邓春膏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了甘肃学院师资匮缺的困难。一是礼贤下士、优礼有加地延聘甘肃籍大学毕业生与留学生。如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天水赵宗晋教《法律哲学》、《英文》，聘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皋兰杨清汉为教务长，聘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毕业生会宁王维屏教《日语》，聘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生榆中谢斌教《社会学纲要》。二是聘请各机关的大学生与留学生做兼职教员。如聘请省高等法院院长冯致祥给法律系授课。三是聘请学有专长的地方人士任教，如聘镇原举人慕少堂为文史系教授，讲授《经学概论》和《音韵学》，聘榆中进士杨巨川为教授，讲《诗学》，聘永登举人周应沣讲《国文诗词》，聘兰州国画家曹蓉江教国画花卉，聘富有音乐才能的临洮孙培珍任艺术科音乐教师，聘武威李鼎超授《文字学》。四是选拔甘院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榆中杨晓舟就是其中之一。

邓春膏经过多方努力，至1934年甘肃学院专职教员有18人，到1935年达39人，其中留学生11人，获博士学位的5人，解决了师资缺乏的问题，保证了教学质量。

邓春膏在讲授《哲学概论》、《西洋哲学》、《法律哲学》、《经学通论》与《英文》等课程的同时，还举办各种讲习会，请社会名流王庚山、赵元贞、田炯锦等先生演讲，活跃了学术气氛，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他曾在暑期讲习会上做过《理想与人生》的报告，勉励学生树立远大思想，专心研求学问，毕业后勤勤恳恳地为甘肃人民服务。告诫学生不要把在学校读书作为取得毕业资格，便于谋生为人生的理想。

邓春膏还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专款，先后创办了《兰州中山大学月刊》、《甘肃大学季刊》、《甘肃大学半月刊》、《甘肃学院季刊》等学术刊物，刊载了王国维翻译斯坦因的《流沙访古记》、杨国桢的《周南召南的研究》、张次房的《广告战的准备研究》与《德国最后的经济状态》，田炯锦的《美国联邦之趋势》重要论著。邓春膏也发表了《何谓道德》、《何谓哲学》、《低能儿童之心理与教育》等论著。《低》文指出了英国皇家委员会衡量低能儿（弱智儿童）标准的不足之处。

邓春膏特别重视甘肃学院的体育事业。他每年都派员到天津去购置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及田径器械。聘请体育专门人才王毓泰、王万寿分授田径、球类、武术。还聘来兰州体坛名将段焯训练院篮球队，使球艺迅速提高。邓春膏规定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学生都要上操场去锻炼，并常常督促检查。他天天坚持打网球，以示倡导，甘肃学院的网球运动很为普及。他还每年举办全院师生运动会，促进了体育锻炼活动。

1932年底，邓春膏等人创办了《民》杂志，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开发西北的建议。他发表了《一年来列强之政治经济》，分析了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中，英、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与经济上急剧变动的情况。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事变后，希特勒的国社党对内反共，对外仇视法国，叫嚷“根本推翻凡尔赛条约，停付赔款”。他认为这种论调“在德国内政外交极端困难之时，易为人所听信”，且“希氏亦野心勃勃，非居人下者”。进而推测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提醒国人密切关注事态的日益恶化。

1933年初，邓春膏与刘汝王番、郭维屏、谭克敏被推为“西北问题研究会兰州分会”常务干事，会址设在甘肃学院。他们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在甘肃学院中山堂（至公堂）举办“西北问题暑期学术讲演会”，邓春膏与水梓、邓宝珊等18人被推为讲师，分题讲演有关开发西北的问题；二是创办《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刊登有关学术论文；三是在五泉山、萧家坪一带开辟林场，栽植洋槐、榆树、柳树、椿树，引水烧灌，抚育管护，树木长势良好，二年生洋槐高达170多厘米。

1936年，邓春膏为了抗议教育部对甘肃学院系科设置的不合理撤并，愤而辞职。但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把甘肃唯一的一所大学维护下来做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