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金娣（1909——1927年04月23日），父亲是香港海员。幼年时，父母双亡，与祖母、弟、妹相依为命。少年时便在香港一家工厂当缝补麻袋的童工。1925年6月，随香港工人一起返回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

1925年7月，参加海员工会举办的青年训练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在海员工会当宣传员，教唱革命歌曲，宣传罢工的意义。1926年7月，海员劳动童子团成立，任副团长。10月，参加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委员会组织的童子团“领袖班”，接受政治和军事培训。学习结束后，经常带领团员们积极进行宣传、募捐等工作。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转入了地下斗争。4月22日，在广州　德路油栏门一带散发传单时，不幸被反动军警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屈服。次日即被敌人押往刑场。在路上，她和战友罗大妹握着一条红毡，高呼“打倒军阀！”“革命万岁！”“工农万岁！”在刑场上，她高声说：“工人兄弟们，我们去休息了，当反动派未推翻之前，你们必须继续我们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时仅19岁。

邓金娣原籍高要，1909年出生于一个水上居民家庭。父母早逝，留下她和祖母弟弟相依为命，生活上除靠在艇上干活的叔伯们帮助外，主要靠她在香港三角码头上当童工补麻袋赚钱来维持。人们称她为“麻包女”。苦难生活的煎熬，使她自小养成倔强泼辣、爱憎分明的性格。

罗大妹原名罗志群，番禺人，1908年出生于海员工人家庭，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的大哥罗福是一个海员，在省港大罢工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海员工会办事处的职员兼工人代表，后在广州农讲所学习毕业，被组织派去开展农民革命运动。二哥罗基是共青团员，海员工会宣传队员，“宣传养成所”第一届毕业生，后因被叛徒出卖而牺牲。妹妹罗细妹，1926年也参加了共青团。罗大妹自小受着兄长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革命的火种。

1925年6月19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邓金娣、罗大妹随着海员罢工工人从香港来到广州，分别住在罢工工人宿舍里。在罢工期间，金娣和大妹进入海员工会工人子弟学校就读，她们不仅学文化、政治，而且还能听到海员工人活生生的亲身经历，从而懂得省港罢工的重要意义，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的道理。

1925年冬，省港罢工委员会属下各个工会子弟学校相继组织了劳动童子团。金娣、大妹都带头参加了海员工人子弟学校——劳动童子团，和其他童子团员一起，按照劳动童子团“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勇往直前！”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日间上课，早晚操练，还经常学唱歌，做游戏，学救护、打旗、卖花、募捐、推销革命书报刊物等，特别每逢节日、革命纪念日，她们像成人那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队伍，参加大会和大检阅及示威游行，并且在场内外帮助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由于邓金娣、罗大妹积极热情、敢于宣传革命道理，坚决拥护共产党主张，成了青少年的坚定的骨干。1925年底，两人都参加了共青团。

邓金娣、罗大妹又是海员工会宣传队成员，常和其他积极分子周秀珠、陈淑英一起，搞好家属妇女工作，主动把孩子组织起来，协助搞清洁卫生，搞好饭堂秩序，关心家属疾苦，对有病家属送饭莱上门，帮助缝缝补补等，深得群众的好感。她们结合串连发动，宣传罢工意义和斗争的情况，使家属们提高认识，自觉支持海员的革命行动。她们四个人还经常带着凳子、宣传品，到中央公园、太平南路（现为人民南路）、西关一带的热闹街道进行宣传，她们把凳子一放，就一边散发宣传品，一边进行演讲。邓金娣虽然文化不高，但她善于词令，演讲时吐词清楚，热情奔放，激昂愤慨，很吸引群众。她们还以“粤曲”、“白榄”、“小调”等文艺形式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中的罪行，宣扬革命，以唤起民众的斗志。由于邓金娣、罗大妹和另两名女青年周秀珠、陈淑英工作出色，斗争坚决，当时被誉为“四大天王”，成为海员劳动童子团的小领袖。

1926年9月，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成立后，罢工委员会为了加强培养和训练骨干力量，举办了一个“领袖班”，分为六个队：马克思队、恩格斯队、列宁队、李卜克内西队、卢森堡队、孙中山队，每队十人左右。学员是从各工会劳动童子团负责人中挑选出来的。邓，罗两人是“卢森堡队”队员。她俩认真学习政治和军事技术，每天早晨五时起床，即跟着队伍到惠福东路九曜坊广东省教育会广场，神采奕奕，参加操练，如学守营、摸营、捉奸细、救伤、射击等。通过约一个月的集体生活的培训和分散进行活动的锻炼，更进一步提高了她们的觉悟，增强了她们工作的活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她们满腔热情投身各项工作，如参加北伐誓师大会和庆功游行等活动，并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到工人宿舍和街头演讲，大讲“打倒列强，除军阀和北伐必胜”之理，以鼓舞人心，支援北伐。

1926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对省港大罢工采取自动停止封锁、结束罢工的新策略，金娣、大妹两人按照组织意图，不厌其烦地到家属中去，宣传省港大罢工的伟大成绩和所采取的措施，并针对不同的思想进行耐心解释，做好稳定家属的工作。

邓金娣和罗大妹经过一系列工作和斗争磨练，逐步成长为敢于斗争，坚强不屈的战士。邓金娣祖母见自己孙女老是在外活动，担心她会有生命危险，要她弟弟到罢工工人宿舍劝她回家，不要在外抛头露面。弟弟转达了祖母的意见，她对弟弟说：“我出来参加罢工斗争。到外奔走宣传，都是为了革命嘛。”邓金梯终于以雄辩道理说服了弟弟。此后，家人也不再阻挠她外出活动了。

1926年冬，海员泰山轮船支部在香港成立。海员工会派劳动童子团维持大会纪律。开会之前，童子团员在香港三角码头上高唱“国际歌”、“劳动童子团歌”、“少年先锋队歌”和进行操练，被香港警察包围，她（他）们毫不畏惧。罗大妹还带领童子团员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有一个副警司（英国人），指着罗大妹身穿童子团制服上的“准备”两字，喝问什么意思。她一点不害怕，并灵机一动愤怒地回答：“准备，就是准备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一个女青年，敢于面对强暴，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受同志们的赞扬，有的同志以她原名罗志群之义，释为“罗通扫北志勇超群”，赞她的机智勇敢。邓金娣和罗大妹在革命摇篮中，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1927年4月15日风云突变，广州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广州城顿时为白色恐怖所笼罩。国民党侦缉、警察、特务、走狗到处跟踪、盯梢、追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形势非常严峻。4月17日，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反抗反革命大屠杀的措施，决定将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同时以“广东区委”、“团委”，“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广东新学生社”等团体联名发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大屠杀宣言》，散发抗议传单，张贴标语。海员工会按照地下党的部署，派邓金娣、罗大妹等同志分别往一德路、太平南路一带秘密散发传单。邓金娣、罗大妹接受任务后，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把传单送给过路行人。

但是，她们的行动终于被巡警发现了。罗大妹被一个巡警抓住，邓金娣上前为之申辩，结果两人一齐被押送到警察局。当晚敌人进行审讯，迫她们供出指挥者和同党，遭到严正拒绝，敌人便将她们“吊飞机”，又把她们的头往墙上撞。敌人恶狠狠地反复将她们折磨，致使她们周身上下血渍斑斑，昏去几次，但她们始终坚贞不屈，痛斥敌人：“你们投降帝国主义，背叛革命，干尽坏事，现又向罢工工人下毒手，决不会有好下场！”反动派无计可施，于1927年4月23，由国民党广州戒严司令钱大钧下令，借口“以散发传单、蛊惑民众、谋危政府之罪”，判处邓金娣、罗大妹、周翼华、黄培、何全等五人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在押赴东较场刑场的路上，人群都怀着沉重的心情，跟随囚车。她俩面无惧色，昂首挺胸，手里拿着用撕下来的一角红毯作成红旗，不断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人们为她俩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在刑场上，他们面对刽子手，依然高呼口号，并把手上的订婚戒指扔得远远的，不让敌人装入私囊。敌人瞄准她们开枪。罗大妹先英勇倒下，但子弹却从邓金娣的肩上穿过，她面不改容，回头对敌人怒目而视，大喝：“打吧！打吧！”她们英勇就义。

当时，邓金娣仅有十九岁，罗大妹才十八岁，她们没有辜负党、团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为革命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