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1911年—2006年1月15日），男，原名邓富连。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上社乡白滩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红军部队先后任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抵达陕北后，历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十三团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中共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红军东征和西征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直属政治部主任、联防军后勤部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吉林军区独立第二十四旅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率部参加了解放东北和进军中南的多次重大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兼南昌市市长、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等职。1989年离休。2006年1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邓飞是党的七大候补代表，八大、十二大列席代表，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11年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农民家庭出身。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担任少先队长、乡苏维埃委员、秘密交通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吉安县陂头第三分校学习，后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分队长。1931年入瑞金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第四期政治班学习。后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六师第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1932年7月至10月任江西军区独立第六师第一团党总支书记。1933年3月至6月任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第一八一团政治委员。8月至11月调任粤赣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至4月任红一军团补充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委员。5月至9月任红三军团补充第二师、第三师政治委员。8月至10月任江西于都县补充第八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保卫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 年10月随军长征，同月至1935年2月任红一军团教导团政治委员。1935年2月至7月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代政治委员。7月至9月任第六团政治委员。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十三大队政治委员。11月至12月任红一军团第十三团政治委员。同年12月至1936年2月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组织科科长。参加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后任红军炮兵营营长。后入保安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学习。

1937年1月至4月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政治部党总支书记，4月至8月任抗大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抗大第三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8年4月后任抗大第四期队列科科长。1939年7月后任抗大第五期第三分校第一大队政治委员。1940年任中央军委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43年1月起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直属政治部主任、联防军后勤部政治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工作。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四旅第二政治委员。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任东满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兼吉南军分区政治委员（至1947年2月）。1947年5月至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后勤部部长。同年10月至1948年3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48年3月至4月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同年5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四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纵队党委常务委员。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后任第四野战军驻郑州办事处主任。率部参加进军中南的多次战斗。

1949年7月至1952年11月任南昌市市长、中共南昌市委副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委员（至1952年10月）。1955年6月至1958年2月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党组成员。1958年9月至1960年3月兼任中共广东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1963年至1963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财贸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63年1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9年6月至1982年3月仍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后任商业部顾问、党组成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离休。2006年1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34年长征时，邓飞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委，团长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朱水秋。1935年1月攻克遵义城，红六团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第一个打进了遵义城。遵义会议后，红军主力要过金沙江，为了迷惑敌人，红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命令邓飞、朱水秋带领红六团挥师逼近昆明，掩护主力渡金沙江。萧华在《长征组歌》中有一句歌词写道：“兵临贵阳逼昆明。”“逼昆明”这件事，就是邓飞、朱水秋干的。他们做了几十面红旗，把队伍拉得老长，晚上点燃许多篝火，俨然是一支主力部队。他们一路攻城拔寨。连克敌军几座兵站兵库。邓飞命令被俘的敌人营长给昆明的上司打电话，说红军要打昆明了。云南省主席龙云接到报告后惊慌失措，连向蒋介石求援增兵昆明。这时，邓飞接到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指示，红军主力已安全渡过金沙江，红六团佯攻昆明任务完成，立即赶往金沙江，与主力部队会合。

邓飞让战士们找来10多匹马给轻伤员骑，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红六团一天一夜急行军180多里。为了防止夜间打瞌睡，邓飞让战士们用手指甲掐眼皮，说掐痛了准不打瞌睡。与主力汇合后，刘伯承问邓飞，这次伤亡有多少？邓飞说，仅仅减员30人。刘伯承高兴地说，你们胜利完成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中央军委对你们给予嘉奖，立即传达下去，直到各个连队。红六团全体官兵为此欢欣鼓舞。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经毛泽东提议，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在苟坝正式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后，于3月12日作出决定，命令红军主力迅速由遵义地区转移到仁怀东南地区，进逼黔军王家烈主力，以寻求对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作战。然而，王家烈为保存实力退避不战，周浑元退至鲁班场，构筑工事，死守不出。面对危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断然决定，先发制敌，出其不意，挥师西南，集中优势兵力，向敌主力发起进攻，以打乱敌军的部署，再挫其锐气，使我军争取战略主动，迅速摆脱重围，以寻新的战机。军委于3月14日命令各军团立即向鲁班场靠近，迅速作好攻打鲁班场的战斗准备，并派工兵部队先期到达茅台渡口，夺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

鲁班场位于仁怀县西南，是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镇子，地形比较复杂，东有海拔1400多米高的摩天岭，西有突兀的马鞍山，北部是起伏的山脉，南面是数公里长的山间开阔地。下场口两山对峙，形成钳口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3月15日，天刚蒙蒙亮，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入指定地点。邓飞所在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和红三军团的一个团进入鲁班场西北的冠英、团标寺、双魁田等地。红军以重兵分别从东南、西南、东北三面，团团围住鲁班场守敌周浑元部第5、第13、第93师共8个团的兵力。 周浑元纵队的指挥所设在镇内的一家店铺内。从战场地形看，对敌人有利。周浑元的3个师比红军早4天赶到这里，一到鲁班场就占据了有利地形，修筑了几十座碉堡及其它工事，守备森严。邓飞率领的第6团所在的阵地前面是一块方圆一公里多的开阔地。开阔地北端便是敌阵地前沿，有几座碉堡封锁这一带，对红军进攻非常不利。邓飞与朱水秋团长商量，决定由他先到敌阵地附近侦察情况，以便更好地确定攻击路线，布置战斗任务。邓飞孤身一人悄悄地穿过茂密的树林，迂回到敌阵地侧面约100米的地方，详细地观察敌军阵地。他没用望远镜就清楚地看到，敌碉堡都是用圆木围成的，露出地面有两米多高，地下面还埋着一部分，看上去很坚固。碉堡前还埋了许多大木桩，木桩与木桩之间缠满了葛藤、荆条，好像一道道铁丝网拦在那里。邓飞当时暗自思量：我们几乎没有大炮和炸药，这样的地形及坚固的堡垒，敌守我攻，仅靠我们手中的轻、重机枪和步枪是很难攻下的。根据侦察得出的判断是：这次战斗只能巧取，不能强攻。否则，不但攻不下来，还要造成很大伤亡。另外，邓飞一直在思考，中革军委在战前就已派部队到赤水河上游占领茅台渡口并架设浮桥，这说明部队要准备第三次过河。既然想走，这一仗的目的就不是死打硬拼，而是要狠狠地压一下敌人的进攻势头，打乱敌人的部署，以便部队转移。邓飞和朱团长在布置战斗任务时，没有下死命令让指战员们强打硬攻，而是制定了“利用敌碉堡的射击死角，以小部队分批接近敌阵地，尽量杀伤敌人，造成对敌威胁，待机攻克敌堡垒”的战斗方案。

约上午10时，总攻的枪声打响了。刹那间，鲁班场周围的山坡上枪声齐鸣，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摸不清红军的底细，吓得躲在工事和碉堡里拼命地射击。邓飞的第6团即按部署派出突击队，利用敌碉堡的射击死角和周围的树木作掩护，多次接近敌前沿阵地，有效地杀伤了一部分敌人，给敌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但由于敌阻击火力很猛，碉堡之间火力交叉掩护，使邓飞部队一直未能找到机会攻克堡垒。战斗进行到下午6时，周围的几个山头联合发起攻势，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傍晚，蒋介石担心他的主力被歼，急调飞机来支援周浑元部。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见战略目的已经达到，遂下令各军团主力撤出战斗。除留少数部队原地待命外，其它红军主力连夜按计划向茅台渡口转移。邓飞的第6团奉命原地监视敌人。

大部队撤出战斗后，敌人摸不清虚实，蹲在碉堡和工事里，一动不动。他们不知红军是真撤还是假撤，是转移还是“调虎离山”，怕红军“回马一枪”吃掉他们，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第二天清晨，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部队来接应第6团的警戒。邓飞发现敌人仍毫无动静，遂按原定计划，下令全团抄鲁班场西侧的山间小路，经文昌阁，迅速向茅台方向疾进。下午3时多，部队开始接近茅台渡口，同军团主力汇合。攻打鲁班场时，军委派去的工兵营和干部队顺利地占领了渡口，并在赤水河上抢架了两座浮桥。之后顺利三渡赤水。红军顺利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挥师向西，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为红军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5月，邓飞已是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他率领部队进入江西，后接到命令，调地方工作，担任南昌市市长。邓飞说，20年前刚参加红军盼着打南昌，只是想逛一逛省城。没想到20年后，我这个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竟然当上了南昌市的市长。

有一天，邓飞说要去逛一逛街。警卫员听说首长要外出，急忙去派车。邓飞说，不用，我只是陪战友一块儿逛一逛。战士不知道，邓飞说的战友，就是当年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那几位老乡。他们都早已牺牲了，不可能再来逛省城了。邓飞上街，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生前的愿望，代他们走一走、看一看。后来邓飞回兴国老家，就捎了一点南昌特产，去那几位牺牲的战友家里，看望他们年迈的父母。邓飞说，你们的儿子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就是你们的儿子。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是邓飞担任南昌市市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1952年，邓飞到北京开会。周恩来对他说，南昌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八月一日是人民军队的建军日，许多老同志提出，要建一个纪念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回到南昌后，邓飞组织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自己担任组长，开始征集南昌起义的史料、文物，并将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社作为南昌起义纪念馆，后来陈列对外开放，供人们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