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署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置。在此之前，交通行政无专管机构，船政招商局隶北洋大臣，内地商船隶工部，邮政隶总税务司，铁路、电政另派大臣主管。铁路又曾改隶商部。设部后，一切并入，置尚书及左右侍郎为主管，分设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五司，各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所辖有邮政总局、电政总局及各省分局、电话局、交通银行（包括北京总行及上海、汉口、广州分行）、铁路总局及京汉、京奉、京张、沪宁、吉长、广长、正太等各路局。宣统元年（1909），省庶务司，增承政、参议二厅。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改为交通部。

从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邮传部至2006年，已过了整整100年。

1878年，“大龙”邮票问世，是为中国的第一套邮票。1896年，大清邮政官局设立，并于1897年2月20日正式对外营业。1899年，《大清邮政章程》颁布，这是中国有了国家邮政以后的第一部邮政法规。而从1906年11月6日起，清代邮政有了专业管理单位，即成立了邮传部。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在“预备立宪，须先厘定官制”的认识下，对部院进行了大改组。将原有的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同时增设了邮传部。史学界认为，以六部为标志之一的中央行政制度的传统格局，终于从名称和形式上完成了现代政治体制的过渡。

所谓“预备立宪”，主要是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邮史学界认为，邮传部的设立就是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它“不仅仅有清政府政治资源整合的诉求，而且暗合了晚清交通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邮传部的成立显然是出于清政府自身统治的需要，虽然是以推动交通发展为目的，但此一目的也是服务于维护统治的。另一种认为“预备立宪”和设置邮传部，“是迫于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为了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苟延残喘的不得已之举，并非甘心‘立宪’削弱皇权。”

主要官员更迭频仍

邮传部的主管有尚书（后期改称大臣、正首领）一人，侍郎（后期改称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自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至宣统三年十一月（1906年～1911年）不到6年间，尚书一职13次易人（详见附表）。

邮传部尚书更替表

官称 姓名任命年月 注

尚书 张百熙 光绪三十二 年九月

尚书 林绍年 光绪三十三 年二月 暂行署理

尚书 岑春煊 光绪三十三 年三月

尚书 陈 璧 光绪三十三 年四月

尚书 李殿林 宣统元年 正月 暂行署理

尚书 徐世昌 宣统元年 正月 四月到任

尚书 沈云沛 宣统二年 七月 暂行署理

尚书 唐绍仪 宣统二年 七月 九月到 任、署理

尚书 盛宣怀 宣统二年 十二月

大臣 盛宣怀 宣统三年 四月

大臣 吴郁生 宣统三年 九月 暂行署理

大臣 唐绍仪 宣统三年 九月 未到任

大臣 杨士琦 宣统三年 九月 署理

正首领 梁士诒 宣统三年 十一月 署理

从附表可以看出，邮传部尚书一职人选更换相当频繁，其中任期时间最长的为陈璧一年零八个月，最短暂者为吴郁生，仅任半个月，平均每人不到半年，后人称这种现象：“设部未及半年，死者、去者、革者相继连绵不绝。说者多谓邮传部不利堂官。”尚书徐世昌对这种现象曾分析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据有关史书记载，可以把邮传部主要人物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初期主要人物有张百熙、林绍年、岑春煊三位尚书，首任左侍郎唐绍仪，首任右侍郎胡燏棻。张百熙是清末立宪派分子，上台后不久即多次受到奏参，并为上谕严责。他与唐绍仪在用人问题上意见不一，各不相让，致使张百熙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搭配人事。他在任时间不到半年，且体弱多病，又是草创时期，无所作为，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病故。此后，继任者林绍年、岑春煊均因工作意见不一，又卷入派系斗争而被排挤。林、岑二人上任时间均只有一个月。岑春煊在短暂的一个月任期内做过一件有益于京张铁路建设的事，他设法向度支部筹到白银65万两交詹天佑支用。

邮传部中期主要人物是陈壁与徐世昌。陈璧是光绪三十三年四月由度支部右侍郎授邮传部尚书至宣统元年一月，因贪污、卖官被革职。任职一年零八个月，是邮传部历任尚书在任时间最长者。他到任后积极整顿部务，主要政绩有收回京汉铁路，收买商办电报，创办交通银行，筹议收回邮政。当时朝中贪污者比比皆是，但均相安无事，唯“陈独负其重咎”。其深层原因有二：一是陈璧“为人气度偏浅，遇事不知从大处着手，且好挑剔细故，自诩精能，故舆论多薄之”；二是陈璧属袁世凯派系的人，“适以奉派修筑崇陵工程及摄政王府第两事，失隆裕太后及摄政王之欢”，载沣当政后袁世凯被贬，因而殃及陈璧。他被开革后，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即被授予邮传部尚书，他在位时间一年半，仅次于陈璧。因徐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其恐早晚牵连自己，心中惴惴不安，上任后数次上折请退，均被载沣“温谕挽留”。为什么陈璧和徐世昌同为袁世凯派系，前者被革职，后者被挽留，就摄政王载沣而言，对袁系政策因受到列强影响而发生了很大变化，1909年1月15日《盛京时报》上有一段评论：“摄政王始意，欲斥去袁氏，而并及其党羽，然睹列国公使之态度，出乎意料之外，知于此时大杀袁翼，则徒滋事端，又以此引起汉人派之狐疑，亦属非策，乃坚忍待机，实践其不深究之预言，于以收拾政局之破绽，以是政界静谧，不致惶惑。”由此可见清末官场争斗、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之一斑。

邮传部后期主要人物是唐绍仪和盛宣怀。唐是邮传部首任左侍郎，并身兼外务部右侍郎。他备受重用得益于袁世凯。此人态度十分傲慢，在与同僚讨论问题发言时“气焰颇盛”。他上任后“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对部内下层司员又异常刻薄。1910年有人著文称唐“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著”，“唐本骄奢淫逸，无利不为”。唐署理邮传部只有3个月，后因派系争斗称病辞职。次年又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但未到任。唐辞职后的继任者盛宣怀是一名实业巨子，其重要活动是收回邮政，接收驿站，规划官建邮路等。他主张借外债将铁路归国有，这在当时是一开明政策，但由于实施不当，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导致其被革职，其财产也被查封。

收回邮政的前后

清末邮政事业与其他交通事业不同，它受制于海关，发展缓慢。虽然从邮传部成立后即有收回邮政计划，但因各方面原因，一拖再拖。陈璧实行“缓图计划”，他认为收回邮政需要巨资，等到筹得款项后再收回。这种“缓办”受到舆论界的批评。徐世昌任职后，对收回邮政相对积极。史学界评他在邮传部任内办了一些实事，对我国邮政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邮传部接收邮政，是我国近代邮政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一直拖到1911年5月28日，大清邮政才脱离海关，改隶邮传部。行动如此迟缓，除当时海关代理总税务司斐式楷和以后的继任者安格联提出人员安排、归还欠款等问题加以阻挠外，其主要原因是财政问题。海关试办邮政时期，历年垫款达184万多两关平银，如果邮传部接收后，就要分5年还清这笔垫款，这无疑是个沉重负担，而我国邮政直到1915年才出现盈余。另外，邮传部在收回邮权上与外务部意见不一，争执甚烈。邮传部认为收回邮政事关主权，而外务部则说此事“关于事实”，所谓“关于事实”是外务部每年从海关得到办公经费，若收回邮政，此款必减少，增加外务部困难。当时舆论界指出，这种所谓事实，纯属“假公以济私之借口也。”1911年5月28日，我国从海关手中收回了邮政，但法国人接着控制邮政，“邮传部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傀儡。”邮政总局局长李经方毫无实权，“一切邮政事务，皆由(邮政总办)帛黎处理”，直到此人1917年告退回国。以上表明，邮政权收回得极不彻底。

在这里值得提到的是裁撤邮驿。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邮驿的弊端不断显现，因而裁驿归邮的呼声渐多了起来，认为邮政有了专部管理，邮驿成了多余机构。但由于立场不同，意见不一致，政界的意见主张对驿站进行改良，整顿驿站以提高公文传递速度；一些地方要员则主张缓裁，主要是交通落后的某些偏远山区（如贵州），这样他们仍可得到国家每年划拨用于邮驿的经费；主张反对裁驿的是与驿站相连的得利阶层。此外，由于驿站归陆军部主管，也是为了驿站经费问题，与邮传部讨论了多次，决定先交邮局试送公文，如无误再行裁驿，但节省下来的经费分为三成，一成留本省用，一成归陆军部，一成归邮传部。当时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极力赞成，而陆军大臣荫昌却表示反对，他认为“仍以扩充邮政为入手办法，俟收效后再行商议，万毋先行裁撤驿站，致与军事有诸多窒碍之处。”正因为如此，裁驿归邮至清王朝覆灭也未能实现。由此可见，当时反对革新的保守势力相当顽固，直至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至此，历时长达3000多年(一说2700多年)的中国邮驿宣告结束。

邮传部是收回权利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成立的，颇有临危受命之气概，虽然清政府已是日薄西山，但邮传部在致力于发展铁路、航运、邮政、电政事业仍有不凡表现，对促进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至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4月23日，邮传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为“中华邮政”所取代，成立前后不到6年。虽然时间不长，但也能看出清末邮传部在发展中国近代邮政事业中，走的是一条坎坷而又漫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