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适，佛冈县水头区王田村人，1900-1980。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广东省参议员邹适，系佛冈县水头区王田村人。生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80年1月在香港病逝，享年81岁。

其父邹国霄早年走北路（过去，本县小商人随身携带货物到翁源、曲江等地贩卖，称为走北路。以水头人为多）谋生，稍有积蓄后，在翁源坝仔开设就生栈，经营药材洋货生意，至解放前夕歇业。邹原名仕恬，启蒙时学名邹伯骥，后因仰慕胡适的文学，定名为邹适。邹排行第四，族人尊称为四叔。他性聪慧好学，弱冠时随父到翁源就读，拜老贡生包宝鲁为师。邹在包宝鲁门下的第一篇作文则被批有“潖江巨擘”四字，可见他得到包老师的青睐，并非偶然。数年后，学有所成，回水头就教于文源学校，与迳头朱念民共事。两人遂成为莫逆之交。翌年，得到族中祖尝的资助，到中山大学读书，朱念民、黄观云二人也一同就读。其时，3人思想都很激进，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邹改名朴夫，朱改名冷夫，黄也有一个“夫”字名号，但已忘其全名，当时人称“佛冈三夫”。他们颇致力于社会活动，相与发起组织“佛冈留省同学会”。在省留学的佛冈学生如刘礼复、刘健芸、范桂霞、范桂笺、廖鉴明等都是该会会员，共有20余人。邹、朱2人任理事，不断地传送进步书刊给各会员阅读。中大毕业后，邹被保送到苏联“孙文大学”（中山大学）深造，戴笠、蒋经国也在该校学习。邹受托洛茨基学说的影响甚深，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徒。回国后，向原配黄英多提出离婚，改与中大时同学罗丽梧结婚。其时正当国共分裂，国民党认为邹是共产党员，传令通缉。而共产党却目邹为托派，被清除出党。邹走投无路，不敢露面且达二年之久，曾多次藏匿于广州邹有生家。可能因与戴笠、蒋经国有同学的微妙关系之故，为戴所罗致，发给纯粹学生证，隶属“蓝衣社”组织，并加入中国国民党，授职广州市邮电局局长，挂中校衔。仅数年，邹便升至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广东省参议员。

广州沦陷后，随省府迁至韶关。这时，邹的公开职务是省参议，实质是中央派驻华南的特务总指挥，专搞日伪情报工作。当时朱冷夫公开职务为“粤桂区监税督察”，黄观云任省府观察员，同属“蓝衣社”一线。黄观云家属仍在上海，因急于接眷，未经上级批准，便擅自经穗潜往上海。在穗碰到国民党师长王质文，由王提供方便得以顺利接眷返韶，黄王在穗会面情况为暗探摄入镜头，向上告发，以严重触犯特务禁例，批示立即枪决。邹与黄感情虽好，亦不敢代为说情。可见特务组织的纪律极为严明，虽至亲好友亦无人情可讲。据所知，在邹的一生中，从无安插过任何亲友在特务圈内，亦无提拔过任何亲友在官海波涛中，想亦为此故。 本文来自佛冈在线网站

日寇投降前一年，邹出任西江抗日游击纵队司令，授中将衔，总部设在芦苞，对日伪打击甚力，伪军闻风走避，称之为“高佬邹”。此期间，他与北江游击司令莫雄过从甚密，两人极为投机，以兄弟相称。莫曾劝他归任佛冈县长，邹不答允，只推荐黄祥光、郑镜初2人为候选。

邹自离开佛冈以后，从未返过家乡一次，似乎对家乡无甚感情，事实上他对亲人的关怀却颇具至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邹移居香港时，即接其母到港赡养，直至返穗定居，才送其母回乡。其亲侄华骏、华杰、华烈、华钊、华林等读书学费，均全部由他负责，每年年初就派人全数送回，十余年从无间断。黄英多虽已离婚，仍留在邹家不走，邹对此颇受感动。六七十年代，多次托人辗转捎带衣物食品给黄。改革开放后，还按月邮寄港币200元为黄的生活费。1985年黄病故时，又寄港币3000元为殡殓费（邹死后，均由其子女执行遗嘱照办）这些都是他对亲人的关怀事实。

邹在曲江时又与朱冷夫发起组织“佛冈旅韶同乡会”，其宗旨系解决同乡的纠纷和维护同乡们的权益。当时日寇盘踞广州，对外水陆交通断绝，内地所需食盐均由淡水运至龙门，然后由龙门挑运至汤塘，装船北运韶关，发售到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在一次盐运当中，驻军为补充兵源，强拉潖江运盐民夫80余人。事情传到同乡会，邹毫不犹豫地派崔百扬拿着他的名片到驻军防地交涉，全部民夫很快获得释放，这是他为同乡们办的一件好事。广州光复后，邹返穗任行辕公署办公室主任，将旅韶同乡会迁穗易名“佛冈旅穗同乡会”，继续主持会务。当时黄汝新等几个在知用中学读书的同学，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行动不得自由，极为危险，黄汝新托人到同乡会找到邹适，讨了一张名片作护符，才能过关脱难。在广州，邹还搞些商业投机，广州四大酒家都有股份，在红棉、广州、莲香等酒家楼上设有专房，专门接待客人，此中奥妙则非局外人可知，虽至亲叔侄亦不许涉足其间。其公开的活动则是与袁美光、邹葵等人合办轮船数艘，取北江航道，来往于广州曲江两地，船上挂着“适记”招牌，各地大天二（土匪、恶棍之流）不敢动其毫毛。显示出他控制黑社会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船上执事多用戚友充当，如邹君华、林四、邹君孟等人都曾做过船上的帐房，其照顾亲人只此而已。

广州解放前夕，莫雄大义凛然地起义响应南下大军，对彻底解放广东的革命事业起到很大的助成作用。此事对邹的心理冲击极为震动，此后在港蜗居30余年并非无因。邹于1949年避居香港。初到时，不知是由于生活条件问题或者政治失败的原因，曾悬挂针灸医师招牌为别人针灸治病约一年多。后在香港大同中学任教至1978年。据熟悉他的人士说，几十年来，他有没有和台湾人士接触，不得而知，但从未见他去过台湾。他全家十多口人，全部转入英国国籍，所培养出来的四子一女，连四个媳妇合计，除大媳妇系护士外，其余8人均在教育界供职，无一人去台湾做事的。从多方面的事实来看，晚年的邹适似已厌倦于宦海浮沉了。尽管邹适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神秘的，甚至是不可捉摸的，心理上充满了矛盾，不能自解，但他对于抗日救国的立场，却始终没有动摇过，这是值得嘉许的。至于对母妻侄等的关怀，对被害乡亲的救护，对革命后辈的保护，还是可以称赞的。

邹前妻黄英多，育子女二，长榕华，适本县东壁村钟姓。次有带，早夭，幼字黄君平。邹与黄在港相逢仍以翁婿称。

后妻罗丽梧，邹的中大同学。育四子一女，先邹二年卒。其次子华正，在“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早年移居加拿大，在某英文大学语言系任教授。曾于1984年1985年回北京讲学两次，于1986年末在加拿大以肝癌病故。长子华藻，毕业于“台大”，却回香港任教。三子华坚，四子华成，女蒲玲，均献身教育事业，在港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