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策（1755—1804），初名天策，字宪光、琼河、苏年，闽县（今福州）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历主福清书院、龙岩书院、鳌峰书院讲席，为人敦品行，粹于学。

郑光策少时家贫，无力就外傅，“与同怀弟云轩孝廉自相师友。”稍长，跟随其父郑存敦参加学术团体“读书社”，社中文友以学问互相切磋，不同学术见解相互碰撞，自由论辩。光策是社中年龄最小的一员，可谓“髫龄老成”。

乾隆四十四年（1779），郑光策考中举人，名列第二，遂受朱珪赏识，得入其门；次年，登进士第，然不获“馆选”。“归班候选”期间，仍入书舍，下帷苦读。乡人闻讯，“咸喜谓仕进有日矣。”其妻知光策平素清谨，建议说：“君家贫不得不为禄仕，何不勉投劾，姑就教职，尚得读且养也。”

乾隆四十九年（1784），皇帝南巡杭州，郑光策奉命赴杭州行在献赋。皇帝下旨，令光策与浙江绅士合试于敷文书院。监试者为乾隆宠臣、时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和珅。和珅自视甚高，不可一世，竟“于御座下脚几坐收试卷”，纳卷者必屈膝。光策不能屈事和珅，他侧目视之，愤形于色，乃约闽士林乔荫等人长揖而退，洒然返里。和珅心中衔恨，遂束闽卷于旁，不予审阅。浙江士人见状，皆窃笑光策不通世故。

回乡后，郑光策益发肆力于学问，尤喜经世致用之书，自《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外，其余如陆贽、李纲、真德秀、王阳明、吕坤、冯梦龙、顾炎武、魏禧、陆世仪等人著作，靡不涉览贯通。吏部“选期”将近时，光策却颇不愿出仕，表示：“如敦迫不已，宁就教职。”

乾隆五十二年（1787），大臣福康安奉命前往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途经泉州时，召见在泉郡任教的郑光策。郑光策知悉，前往拜见于公邸，条陈策略，均被采用。翌年正月，巡抚徐嗣曾前往台湾筹办善后事宜，光策又进言献策，提出改革台湾吏治的办法，得徐肯定。当时，福、徐二人并邀光策渡海入台，而光策以母老年高推辞。后绝意仕进，“日以授徒养母为事”。郑光策性至孝，母病时，祈祷神祇，自愿“年止五十，悉以余年归母”。

当时，福清县溺女之风盛行，历任主政官员见此均痛心疾首，然因没有找到症结所在，虽屡出严禁告示，皆被视之空文。郑氏主讲福清书院时，为之出谋划策，设法禁止这种不良风俗。

嘉庆二年（1797）九月，郑光策受福建巡抚汪志伊礼聘，主鳌峰书院讲席。他主张改变“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积习，将“经邦济世”之学，视为教育的根本宗旨与治学方向，而其具体应对措施，则从师、生两方面着眼。

当时士人不是空谈性理，就是埋首典籍，不问世事。学界思想空虚，“气习污下，奔竞卑鄙”，鳌峰书院学生也多有迎风趋附者。郑光策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观古之有志于用世者，其成大功、建大名，不独学问过人，其艰忍强毅之气，亦必十倍于庸众。”故他“诲人宗旨以立志为主”，认为“志定而后教有所施”。为师者应“如周程张朱之流，务守正道，而以教化为己任”，这样才能使弟子真正树立“尊师重道”之心。

在书院中，他致力经史教学，以求明礼达用，认为：“国家建立书院，所以辅学校而成教化。学校为考课之地，而书院则为朝夕讲肄，豫储其学之所。”因他“勤于训迪，严而有法”，于是“多士亦知励行读书”，故士习丕变，人才奋兴。汪志伊与后抚李殿图，皆一致肯定其教学成就，认为“不减蔡文勤（世远）风矩”。

郑光策掌教鳌峰，从游者甚众，对学生课业，从不含糊。“校阅课卷，必详必慎，几有日不暇给之形。”他一生培育人才颇多，这其中就包括一代伟人林则徐和著名学者梁章钜。

林则徐从秀才到20岁考中举人前，除有时就馆教读外，主要时间都在鳌峰书院读书治学，在书院中深受郑光策人格及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郑光策的指导下，他“开始钻研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知识，接触各种经史典籍，眼界大为开拓。”

梁章钜父亲与郑光策为至交，他早得郑光策熏染，少年时期又随其读书于洗银营赵氏之红玉斋，学作诗、赋、杂文等。郑光策对其读书要求严格。一日，他令章钜读《离骚》，章钜漫应曰：“已读过。”光策愕然曰：“汝亦知读此乎？”试以句义，章钜茫然不能应，遂知书读不精。可以说梁章钜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和郑光策的诱掖提携不无关系。对于后学请益，郑光策亦给予答疑解惑，且不厌其详。

任教期间，郑氏关注民生利弊，曾上书福建当局。“从全局改革理论，到法治建设、农田水利、煮海盐政以及理财和用人，皆有所涉及。”

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朱熹更被人推崇为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之一人，其思想论议，影响甚深。迨自明初社会，世之儒者，亦“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他们“师承有自，矩矱秩然”。自陈献章及王守仁等出，学术大势始为一变，而其学流传百年，流弊渐甚。清初诸大儒，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除承继儒学优良传统外，更强调躬行及用世之术。郑光策的思想正属于此类“新儒家”一派。他不一味尊孔或盲目崇拜程朱理学，陷于玄思冥想，作高头讲章；也不埋首案上，皓首穷经以考证训诂为能事，而是注重实际行为，强调事功实绩、注重践履的一面。他给儒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于开启闽省经世致用之风，确实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郑光策平生喜读经史之书，而不欲急于著述，尝谓：“古圣贤之学，大抵先求诸身。既修诸身，即推以济于世，随其大小浅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万不得已，始独善其身，思有所传于后。故孔、孟著书，皆属晚年道不行后事。”故他虽然穷年矻矻，而生前终无著作行世，仅存诗稿、古文十余帙，自题“西霞丛稿”。郑光策所作文字，皆明理体道，不为无益空言，真正做到了“文以载道”。临终时，他持平生所作文字以托嘱其婿梁章钜，曰：“此不必皆可存，然中有不容没者，其为我严汰之，十留一二足矣。”梁章钜遵循恩师遗嘱，将其生前遗稿编为《西霞文钞》上下二卷，并请汪志伊作序，交由郑光策学生陈孔扬付梓印行。另有《诗钞》《俪体文钞》未及刊刻。

嘉庆九年（1804），郑光策因病寿终，士林惜之。道光年间，林则徐见郑光策生前自绘“抱膝图”，不禁潸然泪下，援笔题诗曰：“遗影追寻立雪前，春风书带正翩翩。谁知稷下闻琴泪，已兆隆中抱膝年。座有心香余泽在，集题脚气几人传。韩门李汉编文后，忆否桐枝瘦可怜。”

《西霞文钞》

郑光策 ，初名天策，字宪光、琼河、苏年，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举人，名列第二。次年，成进士。归闽，主讲泉州。喜读“经世有用之书”，除《通鉴》、《通考》外，对唐宋名臣陆贽、李纲、真德秀，以及明清间著名学者顾炎武等人著作，皆熟读精思，“靡不贯串，如数家珍”。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奉命前往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途经泉州，召光策入其幕府。光策条陈十二议，均被采用。翌年正月，巡抚徐嗣曾前往台湾处理善后事宜，光策又陈八议，提出改革台湾吏治，“设官庄”、“举吏职”而“善择守令”。后主讲福清书院和龙岩书院。嘉庆二年(1797年)，主讲福州鳌峰书院。主张改变“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积习，提倡“经邦济世”之学，主张“立纲纪，明法度”，“重内治而略远图，开诚以任贤，知人而善使”，并提出改革漕政、盐政的设想。这些思想后来被门人林则徐、梁章钜所丰富和发展。著有《西霞丛稿》10余册。由其婿梁章钜选编为《西霞文钞》上下两卷，刊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