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敦（1917－1980），广东省揭阳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普宁县委委员、潮普惠地区青年部长、梅县中心县委青年部副部、兴宁中心区委书记、广东永（定）和（平）埔（大埔）县委书记和特派员、闽南特委副特派员。1944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广东南路部队负责人，中共粤桂边委委员，中共桂滇边工委委员，中共桂滇边工委前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共桂滇边工委宣传部长。1950年转业地方，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1958年后下放矿坑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任云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共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12月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郑敦，原名守忠，又名作新，1917年出生于揭阳椟松埔上村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郑秉枢（本系列上一站主人公），清末秀才，一生致力于国民教育，为潮汕教育界名流。而且，郑秉枢思想进步，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郑敦从小就养成正直勇敢、桀骜不驯的品格。他先在家乡“务本学校”读小学，后又到父亲执教的汕头南强中学（今汕头市第一中学）读初中，再转省立第四中学（潮州市金山中学前身）读至高中一年。在汕头、潮安读书时，郑敦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并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曾以“驱污团”化名，独自秘密刻印散发传单，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因此几度被学校开除。1935年，他最后一次被开除之后，就决意寻找共产党。当时是潮汕共产党革命活动的低潮期，他为寻找共产党只身到了香港。

在香港，郑敦未能找到共产党，结果又进了香港华侨中文书院读书。在校时又与进步同学周楠、唐城组织并领导香港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秋，救国会被破坏，为逃避港英当局的通缉，他被迫转回广州，又在广州主编抗日刊物《现实动向》，不久，又成了反动当局悬赏通缉的激进分子，因此，他只得潜回潮汕，在普宁县赵厝寮等地教书。

在普宁教书时，郑敦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潮汕人民抗日义勇军”和“岭东小学教师救国会”，积极参与组织“青抗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开始直接得到党的教育和引导。1937年5月，郑敦因参与组织抗议日本水兵殴打汕头黄包车车夫暴行的活动被逮捕，关押于潮安国民党李汉魂师部监狱。在牢狱中，他慷慨陈词：抗日爱国，何罪之有！表现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革命气概。1937年“七七”事变后，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在党组织营救下，经过亲属取保之后，他终于获释。

1938年初，郑敦任普宁及潮普惠南青抗会负责人之一。当年3月，由陈初明介绍，郑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乡书记、区书记、普宁县委和潮普惠南分委青年部长等职。1940年，任梅县中心县委青年部副部长、兴宁中心区委书记。1941年，任闽南特委副特派员，负责白区工作。1943年春节前，被国民党保安团扣押于海澄县角尾市（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角美镇）青年旅店。第二天，他越墙逃脱，返回大埔向领导人李碧山报告，被留下协助机关工作。当年秋，他奉命护送一批撤退的电台人员前往重庆，交给中央局。1944年，郑敦被组织派往延安，成为中央党校二部十三支部学员，并参加整风、审干、总结。1946年春，奉命返华南分局，经解放区至新四军军部，参加华中分局土改工作队。同年冬，军部情报处派人送至上海，转香港向方方同志报到，做机关临时工作。

郑智勇认为，1938年到1943年是郑敦革命生涯一个重要的时期，他已经从一个进步学生、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且成为党的一名优秀干部，积极地为党的事业、为潮汕乃至整个粤东、闽南的人民贡献他自己的一切，并且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能回到他曾为之战斗的这一片土地上。

“这个时期，正是抗日战争的最艰苦年代，他除了不顾个人安危，站在抗日斗争最前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郑敦还有两点值得我们称颂。”郑智勇说，第一是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了革命，他牺牲了个人的家庭幸福：他把爱人和儿婴留在普宁乡下，只身往兴梅、闽南工作，后因环境艰苦，斗争残酷，妻儿先后死去，他都不能见上一眼，但他从未有过半句怨言；为了革命，他还将自己的祖业——建于榕城重镇街的“衡庐”作为我党我军的秘密医护所，并动员嫂子、妹妹参加医护革命伤员的工作。第二是他的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水平。在普宁工作期间，赵厝寮和赤水村多年闹水利纠纷，在地主豪绅挑拨利用下，诉讼不息，多次械斗，群众不堪其苦。郑敦发动党员带头，组织抢修堤堰，解决了严重缺水问题，又做好思想工作，消除了两村宿怨。这件事为当地群众广为传颂，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重庆《新华日报》的表扬。由于郑敦在赵厝寮为党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从此以后，这里就一直成为党的重要据点。

1947～1949年，是郑敦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他由过去从事党的地方工作转入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同时，也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区域的大转移——由广东转向桂滇黔。当时，和他一起被派往越南高平训练撤驻该地的广东南路部队的庄田、周楠，都和他有老关系。周楠是他在香港中文学校时的同学，曾任“南路”特委书记；庄田曾任延安抗大第一队队长、抗大三分校大队长、教育长，时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衔），这是华南分局派他们同去的一个客观原因。朱家璧（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也曾在延安工作过，当过中央组织部干事、陕北公学教育干事，因此，传达并共同执行合并庄田部队与朱家璧部队的指示这样一个光荣任务就又落到他身上。这个时候，郑敦被任命为前委副书记，为建设桂滇黔边区武装部队，开辟边区根据地，发展滇东南斗争局面，作出了卓越成效的贡献。1949年元旦中央军委宣布成立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区纵队，他被任命为副政委。7月，成立边区党委，他任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负责群众运动、干部教育以及后来的迎军工作，对部队建设、地方政权建设以至云南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云南解放以后，郑敦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云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他先后担任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八大代表。郑智勇说：“这些就是党和人民对他这一时期工作实绩的最具体肯定，对他高度信任的具体反映。”

1958年，郑敦才41岁，正当年富力强，可以为党做更多工作的时候，却一下子被打成“反党集团”首脑、“地方主义头子”、“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下放到东川因民（铜）矿任二坑副坑长，他带着心灵的创伤，背着精神的重荷，携妻带儿到了海拔2500米的高山上，生活工作了整整21个年头。

在逆境中，郑敦始终坚信党，也坚信自己，并刻苦地学习。他看不到党的文件了，但他却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还节衣缩食，订了许多报刊，坚持写学习笔记。他经常反省自己，总结解剖自己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但坦然坚信自己没有反党，坚信党的伟大正确，坚信党迟早会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他能顽强地坚持在逆境中拼搏的力量源泉。

“十年内乱”时，他被不断地挂牌游街，被无休止地批斗、挨打和关押，他始终铁骨铮铮，丹心如故。他对孩子们说：“那些人如此摧残迫害老干部，破坏生产，他们代表不了共产党，他们的日子也长不了！”那时，他已是岌岌可危了，但他竟不顾个人安危，给党中央和周总理写书面汇报，报告东川和因民地区遭受破坏的情况。后果可想而知，信件落在坏人手中，等待他的又是毒打、批斗、监视一切行动，罚入井下从事体力劳动。

在这种逆境中，郑敦处处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也因而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保护，这是他能坚持战胜21年困境的又一力量源泉。为了工人们生活得好一点，他搬运物资，砍柴淘米，送水送饭，还上山开荒，挑水种菜；“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小孩患营养性水肿，他却把家里的供应让给有困难的工人；有的重病号缺药少医，他拿着冒严寒奔波几十里取回来的国外亲友邮寄来的贵重针药支援治疗；有的工人逝世了，他甚至按当地风俗参加抬棺到高山上安葬……看着这位蒙冤受屈、和工人们亲如兄弟的郑敦，不知有多少人流过激动的热泪。工人们说：“老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他是什么人我们心里明白。真正的共产党就是他这样的人。”在他受尽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的时候，有许多工人冒险前来探望他、安慰他。有的含泪说：“不要怕，今后他们追问你什么，你就往我们身上推。我们工人什么都不怕！”

1978年5月起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郑敦更坚定了对党的信心，他知道为大批老干部包括他自己平反的日子不会太久了，《郑敦的简历》就是他在1978年10月21日为要求组织予以平反而写交组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省委组织部、省委纪委组成联合复查组，对“郑、王反党集团”冤案进行复查。1979年1月22日，联合复查组写出了《关于所谓郑、王反党集团的复查报告》，建议对该案予以彻底平反，中共云南省委将《复查报告》并省委的同意平反的意见向党中央请示。1979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了如下批复：“中共云南省委：同意你们关于改正《郑、王反党集团》冤案的意见，恢复郑敦、王镜如同志的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于扫除阴霾迷雾，使郑敦重见天日。

恢复工作后的郑敦，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计较个人历史恩怨，不计较自己的职务安排，他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当时，组织安排他当省副检察长，有人为他惋惜，他对人说：“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有多大本事自己知道。我当个（副）检察长，能从这个角度把法制健全起来，纠正并防止冤假错案，正确打击敌人，就不容易了。何况我已离开领导岗位20多年。”

郑敦从18岁到香港起，就很少回家乡揭阳；从27岁到重庆以后，就一直不能再回过揭阳。1980年春，他63岁，正想回来看看阔别36年的家乡。当他在广州和老战友吴南生等聚首之际，接到组织电报，要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他一刻也不滞留，立即北上进了中央党校。入学不到两个月，他就在支部会上作了一次中心发言，此时，尚未发现的不治之症已经在不断折磨着他，他时时忍着腹部的疼痛参加学习、讨论、整理发言稿和笔记。5月，他住院作一系列检查，主动提出：“手术检查吧，一可为治疗明确方向，二可提供临床经验。”还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是癌，你赶它也赶不掉；不是癌，你请它也请不来。”手术后，放射治疗反应严重，厌食、呕吐、消瘦、剧痛，以后又是吐血、高烧、昏迷，他却哼也不哼一声。面对这样的硬汉，大夫们无不为之感动，破例地开了医嘱：只要他提出要求，随时可以给止痛剂。然而，郑敦却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代替了任何特效止痛药，这是极为罕见而令人肃然起敬的。

郑敦住院至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党的工作，念念不忘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病危时，曾任云南解放后首任省委书记、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去看望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却说：“我现在住院没有什么问题，将来工作时有问题再请示你们帮助解决吧！”病成这样，他想的还是工作。组织安排他儿子专程从云南到北京照顾他，他责怪儿子放下工作，要他回去上班——想的还是工作。弥留之际，他对妻子黄晓说：“要教育孩子们热爱党，严格要求自己。做妈妈的要以身作则。”他还对身后事做了严肃的安排：“我死后把遗体送给医院解剖，献给医学科研事业；骨灰撒在南盘江，不要发讣告，不要送花圈，不要开追悼会……一定要按我的嘱咐办，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

1980年12月18日16时21分，郑敦，这位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战士，带着一颗无私的心，一副铮铮铁骨，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组织按他的遗愿，丧事从简办理，只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向遗体告别仪式。1981年1月28日，郑敦的骨灰撒在南盘江中。